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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钘学术派别划分之我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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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档:宋钘学术派别划分之我见-历史.PDF　　关于原史时代的划分问题
　　在考古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日渐成为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之一。然而，随着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困惑，即如“文明”与“史前”的概念冲突等等。因 此，人们不得不重新检讨以文字或文字制度为标准的史前与历史时代这一划分方案的准确性，并由此引发了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以及划分“原史时代”必要性的探索和思考（38）。
　　一、关于原史时代的涵义
　　近代以来，基于诸多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人类对自身的历史日渐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进而，人们又从不同角度分别提出了种种有关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案，试图清楚地展现人类历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丹麦学者汤姆森提出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的考古学分期方案后，法国及英国考古学者又结合传统史学的突出特征，从文字及文字制度的角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和历史时代两个阶段，不久又在其间划分出一个“原史时 代”（39）。或系考古证据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原史时代这一划分方案一直未被中国学者普遍接受。
　　关于“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学术界似乎没有展开过多的讨论。最初，原史一词似乎主要是指铁器时代（欧洲）。而法国《史前大辞典》中则作了如是的总结阐述：“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后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 （40）。”显然，“原史”一词的涵义甚为复杂，既包含有一些距文明时代可能较为久远但却为周围进步族群或民族文献记载所涉猎的后进民族的史前历史，同时也包括一些缺乏直接文字资料而又临近文明时代、传统上多归于“传说时代”的民族历史。
　　这样以来，原史时代的内涵就显得极为复杂，而且也使得原史时代的特征很难把握，从而失去了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代表性意义。这是因为对于一些民族来讲，虽然某一阶段的史前历史可能一定程度地为其他进步民族所记述，甚至其历史发展进程也受到了这些进步民族的强烈影响，但这并不代表该民族本身已经进入了它的传说时代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再说，这些为其他进步民族所记述的后进民族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可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迈入文明时代的过程和模式可能也分别有所不同，很难一概而论。所以，把那些为其他民族所记述的后进民族历史纳入原史阶段，与进步民族的传说时代等同起来，显然不大合适。
　　再者，任何事物通常都会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从文字的起源到文字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同样也会存在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而且，最初的文字载体以及记录方式与内容一般比较简单原始，同时也常常掌握在极少数贵族手中，或基于宗教的目的而传世功能不甚明显，因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容易被淹没。这一事实早已为世界范围内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似乎无可置疑。如此，根据传统的文字资料或史籍文献而确定的所谓某一民族的传说时代，未必就十分准确。而以往之所以冠以传说资料或传说时代的名称，可能就是因一时难以确认而采用的“权宜”之说。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就需要对以往所谓传说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逐步进行重新评估和认识。实际上，传说时代一词本身就明显含有可信可疑、信疑参半的认识特点。因此，用原史时代直接表示“间 接”文字资料所代表的传说时代，虽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常常存在较多不确定的因素，有碍于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根据史前与历史时代的划分标准，似乎可以如斯理解：原者，初也；史者，文字历史也。因此，从文字制度的演进历程和社会文化的进步程度来看，把原史时代限定在没有直接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向成熟的历史时代之过渡阶段似乎较为合适，用以表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初始阶段，其中可能也不同程度地包括为本民族各自记述的所谓传说时代。所以，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原史时代的时间范围、尤其是上限年代范围，可能常常会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出现而不断得以修正，并非一成不变。这样，原史时代的含义才比较确切，才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混乱，有利于文字起源及文明起源等学术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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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原史时代及其特征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明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尤其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特点深刻表明，从文字起源到文字制度的形成与完善，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虽然我国学术界一直未就原史时代的划分问题达成共识，在学术史上还曾出现过疑古思潮，而历史、考古学界长期使用的“传说时代”一词同样也传递着不可轻信这样一种学术思想和观点（41）。
　　近些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龙山时代（约当公元前 3000 年 ~ 前 2000 年间）一些遗址中出土的陶文（42），以及商周甲骨文与金文所揭示的文字制度之完善程度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传说时代”一词的不准确性，于是便出现了“走出疑古时代”这样近乎呐喊的学术呼声。而“五帝时代”、“中国铜石并用时代”或“龙山时代”（43）等诸多概念的提出与使用，实际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弥补和修正史前与历史时代两分法的学术缺陷。
　　从历史发展及其演变特征来看，似乎“原史时代”这一概念更能反映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事实与特点。中国原史时代的下限或可延至夏商及西周时期，即春秋以前。自春秋时期开始，文字日趋普及，甚或出现了私学，诞生了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尤其社会政治结构在动荡中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明显出现了一些质的变化，因而可以把春秋时期的开始作为原史时代的终结。
　　而原史时代的上限年代则完成依赖于考古资料以及人们对考古资料的认识。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及其以前的刻划符号争议较大，但对龙山时代一些遗址出土的陶文却拥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的原文字时代”（44）。再结合文化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似乎把中国原史时代的上限年代确定在龙山时代（约当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较为合适，或可作为中国原史时代的早期，大致相当于以往所谓“史前时代”的末期（45）。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发展水平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总体特征却始终比较接近，并构成了中国原史时代的基本特征。
　　其一，以城乡分化为核心的早期城市开始出现并不断获得发展。城市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并适应政治结构演进的必然产物，三者的关系可以如斯表示：经济→政治→城市（聚落）。其中，商品经济不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惟一标志，亦即城市是经济腾飞的产物，但不一定就是商品经济。尽管龙山时代的城址规模不一，但许多城址却已具早期城市性质，商周时期城市的存在似乎更无疑议。而城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无须赘言，以至城与国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
　　其二，以王权为核心的权利结构开始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在业已复杂的管理系统中，王权是各种权力的集中代表，同时又是各种权力系统的平衡者。在构成王权的诸多因素中，军事权力似乎更显突出，斧钺遂为王权和军权的象征。军队是以军事贵族和职业战士为核心的，大量的普通战士当是一般社会成员。礼制则是维系和稳定权力系统的“法律”保证，是社会内部等级制度规范化和秩序化的具体表现。
　　其三，构成王国大厦的社会基础仍然是部族或部落。虽然地缘关系为主要特征的阶级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发展，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族或部落仍是构成王国的社会基础，社会政治结构中的血缘色彩还十分浓厚。即便在商周时期，这种现象仍表现得非常突出，龙山时代更应如此。许多中小型聚落的凝聚式布局特点和同一墓地中不同墓区及不同级别墓葬的存在，都应是这种现象的具体反映。
　　其四，世袭制已经成为基本的继承制度，并不断得以完善。新石器时代晚期尤其龙山时代以来，许多聚落遗址存在的固定且长期沿用的贵族墓区似乎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没有世袭制的存在，则很难解释这些长期而固定的贵族墓区的形成（46）。而且，在尧舜禅让传说的背后，也揭示出世袭制的存在，鲧、禹、启三代人始终都是夏后氏集团最高权力代表者当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47）。无论是家族世袭还是嫡长子世袭，都属于世袭制的范畴，世袭制已根深蒂固。
　　其五，文字制度已经处在形成与初步完善的过程中。无论是龙山时代以来的陶文还是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基本都超越了文字的起源阶段，有别于仰韶文化及其以前单个出现的刻划符号。尽管目前龙山时代至商代前期的文字资料发现不多，但已很难作为否定文字制度形成的有效证据。之所以发现较少，很可能就是当时文字极不普及且社会功能或作用还相当狭小的具体表现。即便是商代后期的甲骨文，也主要发现于安阳殷墟都城遗址。西周考古发现的金文略有普及之势，却仍显贫乏。
　　上述这几个方面尽管不可能完整地概括出中国原史时代的全部内涵，但也大致代表了原史时代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些特征，似乎可以勾勒出原史时代与史前及成熟历史时代的联系与区别，比较准确地把握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的演进历程。
　　三、中国原史时代的分期
　　　　　　在龙山时代（约当五帝时代）到西周时期这一历史发展历程中，中国原史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特点与水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间还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据初步考察，中国原史时代大致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
　　　　早期：约当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冶金术、文字、城市以及礼仪性设施等文明要素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集合式出现。更主要的是，龙山时代以大量城址为主要线索、一些大型或超大型城址与聚落的存在，揭示出城乡分化现象已经出现。玉、石制斧钺类武器经常发现于大、中型墓葬中，说明作为军事力量核心成员的军事贵族和职业战士可能已经粉墨登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社会政治体系中的权力核心，以军事权力和宗教权力等为特质的王权也已经处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之中。聚落和墓葬规格差异所揭示的等级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礼制已趋成熟，并具有规范社会成员行为标准的“法律”效应，等等。
　　　　这些情况均可说明，龙山时代的社会结构已相当复杂，较大程度地超越了氏族部落以及所谓酋邦阶段，明显开始具有国家的性质。虽然社会政治结构中还带有浓厚的血缘色彩等原始性特征，但也难以作为否定其社会进步程度的有效证据，而恰恰反映出早期国家脱胎于氏族社会所应有的过渡性特点。其中以城乡分化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早期国家所保留的血缘色彩、以及文字极不普及和冶金术尚欠发达等社会文化现象，都应是文明初始阶段的突出特征（48）。
　　综观龙山时代的文化特点及社会进步程度，似已不宜归入史前时代的范畴，而视之为中国原史时代初期则可能较为合适。而以龙山时代中晚期中原地区尧舜禹诸集团政治联盟的形成为标志，原史时代早期或可进一步划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中期：约当夏及商前期（盘庚迁殷以前）。除冶金术、城市、文字与礼仪性设施等物化的文明特征日渐发达外，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已较前一阶段更为复杂，城乡分化现象更趋显著而剧烈，似已无可置疑，尤其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这些可能具有都城性质的城址最具代表意义。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记 载，似乎都揭示出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中原政治一体化过程逐步得以实现，而且以夏、商王国为核心的中原政治同盟体的势力范围及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说明中国早期国家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当然，作为国家政治制度，明显还存在一些不成熟性特征。其中夏及商代前期频繁迁都的现象可能就是明显的例证之一。尽管迁都的原因可能很多，如战争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等，但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族世袭制下，似乎还不能排除王权继承制度的影响作用。即在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的家族世袭制下，当拥有食邑封地的王子继承王位后，在种种原因的制约下未必就愿意驾临先王所在的都城，而且一时也无需大兴土木即可迁都于所居封邑。进而也说明都城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尚不十分重要，都城制度仍在发展完善过程中。文字制度可能已趋完善，但目前的考古发现尚不充分，还需今后的考古工作进一步证实。
　　　　显然，这一时期虽较前一阶段有所进步，但还不及商代晚期尤其是西周时期，因而归之于中国原史时代中期似乎比较恰当，并且符合事物发展演变的逻辑过程。而夏代与商前期或可分别代表原史时代中期存在的前、后两个阶段。　　晚期：约当商代后期及西周时期。冶金术、城市、文字与礼仪性设施等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成熟的水平，其中文字的载体已经由甲骨逐渐扩大到青铜器方面。社会政治结构已经达到空前复杂的程度，呈现出规范化和成熟化的发展特点，中原社会政治集团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可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商代晚期、尤其西周以来，通过封邦建国而使一些同姓（姬姓）诸侯散布于今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的周边地带，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中原及周边地区广大范围内各异姓诸侯的控制能力，使周王国联盟体的政治一体化特征明显得以增强。青铜礼器等代表的礼制在广阔空间范围内所表现出的一致性或类似性，当是明显的例证之一。而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则使得世袭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从而强化了社会内部政治体系的稳定性。自盘庚迁殷开始，以往频繁迁都的现象似乎有所改变。一则历代史家对西周迁都问题存疑甚多；二是考古发掘研究表明，直至西周灭亡，周原遗址始终都是西周宫室宗庙重器仪仗之所在（49）。这些情况可能说明西周时期都城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进而说明西周社会内部的政治结构可能也渐趋稳定。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揭示出文字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特征，并初步呈现出普及化的发展趋势。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鼎盛阶段，社会政治制度也空前完善。不过，从整体的角度综合来看，这一时期仍与前一阶段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与春秋及其以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政治却存在着更加显著的区别。因此，仍可归入原史时代的范畴，代表中国原史时代最晚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或可分别代表原史时代晚期客观存在的前、后两个阶段。
　　一言以蔽之，所谓原史时代，就是指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初始阶段。这种划分方案似乎更有利于消除“史前”与“文明时代”的理论冲突，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史前时代向成熟的历史时代发展演变的过渡性特征，尤其能够充分体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字及文字制度在这一阶段中的不成熟性。亦即这一时期文字制度与文献记载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还存在较大的缺陷，陶文、甲骨文和金文等文字资料仍显贫乏而散乱，一般还需要通过考古发现来获取。而且，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和殷墟甲骨文的载体及内容等许多迹象表明，最初的文字往往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充分表现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基本特征；商代晚期以来青铜器上的金文虽开始具有纪念性的含义，但文字的社会功能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因素的束缚，明显有别于春秋战国以来文字的载体、文字内容及其社会功能，尤其是它记载和广泛传播文化知识的社会功能。尽管如此，文字与文字制度毕竟已经初步形成，出现了当时人们直接记载的文字资料，因而很难再将这一时期归入传说或史前时代的范畴。
　　　　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不论是联盟制还是分封制，仍常常带有较为浓厚的血缘色彩。各诸侯国通常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拥有较强的独立性，说明中央集权与地缘性特征都不及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郡县制。然而，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体制毕竟又不同于史前时代，已经逐渐开始摆脱氏族制度的束缚，等级制基础上的阶级和私有制明显已经出现，而且早期国家的性质和特点也在逐步得以加强。因此，虽说原史时代的概念也未必十分科学，但就学术界对史前与历史时代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说，用以表示文字记载历史的初期阶段亦无不可。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中国的原史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亦当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和夏商周（西周）三代，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阶段。而原史时代早、中、晚三期的划分，似可比较清楚地揭示出中国古代文明脱胎于史前氏族社会，以及这一时期文字制度和社会政治结构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的发展历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许多古文明如两河流域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等等，尽管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兴起和衰落的。这种现象似已充分说明，原史时代应是人类文化及其社会进化历程中，尤其是史前时代向成熟历史时代发展演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虽然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及其社会制度常常能够获得显著进步，但却具有一些内在而难以逾越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对这一时期人类文化及其社会发展特点的研究就极具学术意义。而有关中国原史时代的划分以及关于原史时代基本特征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促进对中国原史文明的深入讨论，并有利于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明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原因与特点，进而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特质和基础。
　　　　此外，在史前考古与文明起源研究中， 母系与母权制 以及 军事民主制 等问题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在批判研究的基础上，似乎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文明起源尤其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过程、方式与实质性内容。
　　（１）陈淳：《从考古学谈人类的早期文明》，《上海大学学报》 1984 年创刊号；马文：《自有人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文明史》，《中州学刊》 1984 年第 6 期。　　（２）翁其银：《论文明的起源》，《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4 年第 4 期。　　（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172 、 173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1 版。　　（４） a.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 版； b. 张光直：《古代中国及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史前研究》 1985 年第 2 期。这里都把物化形态要素与社会形态要素结合起来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　　（５）白云翔、顾智界整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纪要》，《考古》 1989 年第 12 期。　　（６） a. 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 1987 年第 5 期； b. 徐苹芳在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纪要》，《考古》 1989 年第 12 期。　　（７）白云翔、顾智界整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纪要》，《考古》 1992 年第 6 期。　　（８）钱耀鹏：《史前城址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文博》 1999 年第 6 期。　　（９）顾颉刚等编著：《古史辨》第一至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１０）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 1978 年第 1 期。　　（１１）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 1985 年第 2 期。　　（１２）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 1985 年第 2 期。　　（１３）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 76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　　（１４）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 1985 年第 2 期。　　（１５）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 1987 年第 12 期。　　（１６）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 1983 年第 1 期。　　（１７）赵希鼎：《夏代是中国国家的起源》，《开封师院学报》 1979 年第 1 期。　　（１８）黄石林：《关于探索夏文化问题》， 《河南文博通讯》 1978 年第 1 期。　　（１９）a . 佟柱臣：《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 年第 6 期。　　（２０）a . 马世之：《略论城的起源》，《中州学刊》 1982 年第 3 期。　　　　　　b . 王震中：《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中国史研究》 1984 年第 3 期。　　　　　　c . 张鸿雁：《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 1985 年第 1 期。　　（２１）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史前研究》 1983 年创刊号。　　（２２）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 63 ～ 79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　　（２３）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7 年第 5 期。　　（２４）a . 侯仁之主编：《黄河文化》，第二、三编，华艺出版社， 1994 年第 1 版。　　　　　　b. 李伯谦：《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考古与文物》 1997 年第 4 期 .　　（２５）a . 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第 337~358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　　　　　　b . 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文物》 1995 年第 5 期。　　（２６）a . 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 1991 年第 1 期。　　　　　　b . 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 1997 年第 1 期。　　（２７）任式楠：“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发言。见白云翔、顾智界整理：《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 1992 年第 6 期。　　（２８）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文物》 1995 年第 5 期。　　（２９）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四、五章，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 版。　　（３０）杨茂盛：《试论中国古代的宗族部族及其国家的形成》，《北方文物》 1997 年第 3 期。　　（３１）日知：《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史前研究》 1983 年第 2 期。　　（３２）杨一民：《试论文明的起源》，《晋阳学刊》 1984 年第 4 期。　　（３３）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第 1 版。　　（３４）高广仁、邵望平：《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 1984 年第 1期。　　（３５）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 1984 年第 6 期。　　（３６）白云翔、顾智界整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 1989 年第 12 期。　　（３７）严文明： a . 《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 1992 年第 1 期； b .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 1996 年第 1 期。　　（３８）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就曾建议把“中国考古学通论”的课程体系修订为史前、原史和历史考古学三大部分。　　（３９） [ 英 ] 格林&#8226;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 77 、 116 页，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1 版。　　（４０）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 1998 年第 3 期。　　（４１）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第 1 版。　　（４２）〈考古〉编辑部：《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 1993 年 4 期。　　（４３）参阅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相关文章，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４４）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 183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版。　　（４５）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第 307 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　　（４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第 26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版。　　（４７）钱耀鹏：《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社会科学战线》 2000 年 5 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 2001 年 1 期。　　（４８）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第 276~291 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版。　　（４９）参阅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 116~120 页，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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