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故事说自己"唯昭质其犹未亏",他是通过娜两种抒情方式来表现这一点的? 魔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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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题 屈原《离骚》在艺术上有哪些成就?
  《离骚》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下面就几个方面来讨论。  一、《离骚》发展了抒情诗的艺术,把塑造诗人的自我形象作为诗歌的主要艺术目标  换句话说,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就是作者的自我形象。《诗经》中的多数作品是抒情诗,奠定了我国抒情诗的基础,培养了我国古典诗以抒情为主的艺术传统。但《诗经》,特别是《诗经》中的民歌,多数是集体创作,它们往往是触景而发,即兴抒情,所塑造的也就是某种特定情形下的人物形象,比较单纯。《离骚》就不同了,它以巨大的篇幅塑造着诗人的自我形象,因此它就有可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诗人自己的性格、爱好、理想、追求和斗争。我们知道,关于屈原的历史资料留存下来的比较少,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诗人的形象,甚至于他的生平,主要是根据对他的作品一一首先是《离骚》的研究得出来的在具体的方法上:  1、诗人善于用周围的环境气氛来烘托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使之更鲜明突出:  例如诗中写道: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签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这一节里实际上写了三个形象:诗人、党人和荃(或灵修,指楚王),诗人不仅写“余”(我,实即诗人自我)为国家的前途奔走先后和不怕因正直取祸,正面塑造抒情主人公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而且把这个形象放在党人的偷乐、楚王的信谗和反复无常的环境中,让环境去衬托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之更加突出鲜明。再如: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霹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和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用饮露餐花和佩饰香草嘉木来象征和比喻诗人高洁的人品修养和高尚的道德追求,但诗人在开头就先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大家都在追名逐利,贪心不足,而且嫉妒贤能,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诗人的人品和道德就显得更加拔出流俗,展示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的诗人的形象性格。  2、诗人还善于把人物形象放在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来塑造。在《离骚》的第一部分里,诗人主要是塑造两种类型的人物:一类是诗人自己,他高尚廉洁,有着美好的理想、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另一类就是楚王和党人,他们昏昧庸俗,贪婪自私,结党营私、嫉害贤能。屈原把这两种对立的人物形象的矛盾和斗争描写得丰富多彩,生动细腻,从而使善与恶,美与丑得到鲜明的表现。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还通过形象化的语言来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屈原在现实的斗争失败之后,思想上产生很多矛盾,是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操守,还是抽身退隐、明哲保身 是继续留在楚国,还是去楚求合?诗人曾说:“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大有迷途要知返的意思。这说明诗人的思想确实产生过动摇。并且他假借虚构的人物女媭对自己作了一番诚心诚意的批评和劝告,要他不必在举世结党营私的时候,还保持自己的“茕独”,言外之意还是随从流俗的好。但是诗人的思想是矛盾的,他借向重华的陈词又否定了女媭的意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他认识到:“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终于,在这场矛盾的冲突中,追求“义”和“善”的思想获得了胜利,于是诗人开始了叩帝阍求佚女的象征着追求“义”和“善”的上下求索。  在对待去国与否的问题上,矛盾和冲突也是尖锐激烈的。诗人设计了灵氛和巫咸的话来表现自己内心的激烈斗争。灵氛告诉他楚国的现实昏乱黑暗,善恶不分,不如去国。巫咸则说应该留楚求合诗人仔细地审度了两种意见,确认楚国的现实环境实在无可作为,于是听从了灵氛的话,开始“指西海以为期”的神游。但神游中瞥见故国的时候,却仆悲马怀,终于“蜷局顾而不行”,留楚战胜了去国的心理,爱国主义的思想得到最后的胜利。诗人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矛盾斗争,完成了抒情主人公完整的形象和性格描写,使之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最光辉灿烂的典型形象之一。屈原的这一伟大创造,把抒情诗的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顶点,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二、《离骚》是一篇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  屈原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诗人,热情而富于幻想,这就使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离骚》就是一部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杰作,它以热烈奔放的感情,奇特美妙的幻想,结构成一篇光怪陆离,神奇变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文心雕龙·辨骚》)的艺术精品,千百年来激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灵。  《离骚》是一篇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充满着浪漫主义情调。在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发轫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诗经》虽然有些作品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基本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到了屈原时代,终于产生了我国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两个浪漫主义大作家一一庄周和屈原。庄子是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他的代表性的散文杰作《逍遥游》就是一篇浪漫主义文学的名篇。而屈原则是一位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浪漫主义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离骚》里。  《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首先表现为诗人并不对现实作客观的描写,而是充分调动自己形象思维的创造能力,赋予描写对象以生动活泼的形象,也就是说把它们形象化了。  《离骚》是一篇带有作者生平的自叙内容的政治抒情诗。但诗人并不是客观地叙述生平事迹,而是把自己的主张、理想、斗争等事实形象化,活动在诗中的不是枯燥的事实罗列,而是生动的形象描写,例如说到诗人“既有此内美”,“又重之以修能”时,他用“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说自己曾经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培养了大批人才以及这些人才后来却变质从俗时,把这些活动和现象,形象化为自己曾“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栽种过留夷、揭车、杜衡、芳芷,自己曾希望这些芳草枝叶峻茂,但它们却萎绝而芜秽了。这种形象化的描写当然要比纯客观的事实的叙述要形象生动得多,因而使自叙生平的描写带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2、浪漫主义的最大特点是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而这种追求总是体现着作者的热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  《离骚》最激动读者的是作者上下求索的精神。诗人在现实世界遭到失败之后,又幻想了对重华的陈词,开始了上叩帝阁,下求佚女的求索,诗中写道:  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圈。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下面紧接着写寻求宓妃、有娀之佚女和虞之二姚的失败。在这里,作者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事物都驱之于笔端,为自己服务。他饮马咸池,总管扶桑,望舒为前驱,飞廉作后属,鸾皇、雷师等都为之服务,供之驱遣。这一幅幻想的图景中,作者的上下求索,正是现实中他为楚王“道夫先路”和“奔走以先后”精神的体现。而且诗人在求索过程中的不惮失败,充分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精神,洋溢着热烈的感情。在这一段里,诗人不但着力于追求过程的叙写,而且以满怀感情的语言诉说着: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肤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这就使诗人的追求更富于热烈和愤激的感情,而且明确地表示了幻想境界正是现实的反映。浪漫主义确实是以走出现实而描写幻想的境界为特点,但是幻想境界不过是现实社会的折影。屈原的幻想正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是幻想化了的真实社会的形象反映。叩帝阍而不见纳,立刻使我们想到了屈原“荃不察余之中情”、“怒而疏屈平”的现实,而那些“帝阍”的“倚阊阖而望予”的洋洋自得的形象也正是得宠于楚王的党人们的写照。诗人听从灵氛的吉占而进行的一次“指西海以为期”的神游,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内心在去留问题上的激烈冲突,而且最后以“临睨旧乡”,“仆悲马怀”作结,把屈原爱国主义的现实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幻想的描写层层深入,感情波澜壮阔,把人们引入层出不穷的神奇变幻的情景之中。我们被吸引着、感动着、悲叹着;并且也被诗人的崇高的理想、高贵的品质、热烈的追求、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着,仿佛自己的心胸得到了开阔,灵魂得到了净化,精神得到了升华。这就是屈原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所取得的艺术效果。屈原笔下几乎把他能收集到的神话都驱遣调动起来,而且这些神话中的人物都不是诗人为了向读者夸博炫奇,而是借用它们来表现诗人内心的激烈矛盾和斗争,它们是为统一的主题服务的活的形象。《离骚》里玉鸾在啾啾地鸣叫,凤凰在翼翼地飞翔,蛟龙在架桥,玉虬在驾车,若木可以拂日,鸩鸟可以作媒,望舒、飞廉在前后奔走,鸾凰、凤鸟在上下飞腾,一切都在诗人的笔下活动着一一按照作者的统一步调和指挥,结撰成一个神奇变幻的境界,烘云托月般地突现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3、大胆而不失真实的夸张:  浪漫主义的作品往往还要用夸张的手法来突出描写对象的特征。《离骚》里就事物的本身加以扩大或缩小的夸张手法不多,但是却很能表现事物的本质特点,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人不能九死,但诗人为了极力表现自己向善之心的永不改变,用“九死其犹未悔”来夸张,突出诗人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离骚》里的夸张多用在对某些象征性事物的重复性描写上。如为了表示诗人的芳香高沽,诗入用他佩带香花芳草来表现,但这些香花芳草的种类之多就是夸张,说他“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薛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这种重复性的夸张,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高洁的道德品质。  我们在指出《离骚》的浪漫主义手法的时候,还要明白,屈原的浪漫主义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它揭露了现实的黑暗和污浊,揭示了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斗争,并且展示了光明战胜黑暗,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前景,因此没有粉饰现实,而是激起人们向往光明,向往美好,唤起人们对黑暗现实的反叛情绪。因此,《离骚》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健康的,培养了我国人民高尚纯洁的品格和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三、《离骚》在艺术上的第三个成就就是发展了比兴的艺术传统,使之达到新的高度。  比和兴在《诗经》的民歌中得到很好运用,但《诗经》中的比和兴往往是单纯的,质朴的,很多情况下比和兴都能很清楚地分开。《离骚》不同了,它的比兴更复杂、更广泛,王逸《离骚经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虽然在具体认识《离骚》的比兴内容上还可商榷,但是他已指出《离骚》比兴手法的复杂广泛。我们很难指出《离骚》里哪些是兴,即使是比,诗中也没有给我们以某物比某物的明示。朱熹在《楚辞集释》的《离骚经序》的注中说:“《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但他在《离骚经》的注文中,说了不少“赋也”、“比也”、“比而赋也”、“赋而比也”之类的话,却没有提到哪儿是兴。《离骚》中确乎难找到明确的兴。而朱熹说到的一些比,后世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他在“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下注云:“比也。……言己种莳众香,修行仁义,以自洁饰,朝夕不倦也。” 我们现在大多不同意朱熹把种植众香看成是“修行仁义”的比喻,而认为是比喻对人才的培养延揽。这说明《离骚》的比兴确比《诗经》的复杂得多。其实《离骚》的比兴已不是《诗经》里的分而言之的比和兴,它已作为一个统一的名词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刘勰说:“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文心雕龙·辨骚》)又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文心雕龙·比兴》)这里的比兴虽是从《诗经》的比、兴发展而来,但它侧重于比喻的内容,包含象征的意义在内,而且这种比兴往往是指对政治的讽谏作用。这从白居易对所谓“比兴”的理解可以得到证明,他说李白的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杜甫则有三、四十首,其中包括有《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有讽谏时政的内容的作品。他说张籍的诗“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而举的例子也是讽君劝世的篇章。这种对比兴的理解更多的是直接依据楚辞的比兴寄托。《离骚》的比兴手法不像《诗经》那么单纯,它基本上没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卫风·硕人》)或“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之类的比喻,它的象征的意义更强。它不是借作比的事物来塑造被比事物的形象,而是直接塑造作比事物本身,使之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这是《离骚》比兴手法的一个特点。另外,《离骚》中大量地运用芳草香花,臭禽恶物作为比兴的材料,但不是为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而是自成一个系统。凡是美好善良的事物都是用来象征(或比喻)美好的事物;反之,则是用来象征(或比喻)丑恶的事物。芳草香花是比喻贤人或高尚的品质,臭禽恶物则是比喻坏人坏事坏品质。兰、芷、蕙、留夷、揭车与茅、萧、艾各有所司,绝不混用。这样就使这些事物的本身带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象征性就更明显。  四、《离骚》高超的语言艺术  最后,我们要谈谈《离骚》的语言艺术。  1、《离骚》语言的节奏美和音韵美:  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一一楚辞。它的语言句式上的特点是句子的长短不齐、参差错落以及多用兮字。根据历史记载,一些楚歌,如《越人歌》、《沧浪歌》本都是可以歌唱的。《离骚》在当时虽然未必能唱,但是由于这种体裁本身与民间歌曲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本身也具有优美的节奏声调,也就是说具有音乐美。据说读楚辞,要用一种特殊的楚声才好听。“楚辞”当然是指楚地的方音。《汉书·朱买臣传》说倒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苦》,帝甚说之”,所谓“言《楚辞》”就是朗诵楚辞,而且以此受到皇帝信任。但是为什么会读楚辞就能如此获宠于皇帝?难道一般人不会读楚辞?当然不是,这说明朱买臣读楚辞是有一种特殊的声调。买臣是吴人,吴在战国时属楚,所以也可称楚人,因此,他是以“楚声”来读楚辞的,别的人虽然会读楚辞,但不会用“楚声”,买臣因此获宠。这种“楚声”当是一种以楚方音为基础,再加以诗歌的特有的节奏音调,读起来非常悦耳动听。  2、楚方言入诗:  楚方言入诗,是《离骚》在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楚方言的运用并不仅是作者为了表示自己对楚国语言的热爱,它是楚辞的地方特色的必然,是楚辞新诗体的重要组成因素,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就说明“楚语”本是这种新诗体特征之一。但是方言的运用又不是不经选择的搬用,而是诗人根据作品思想感情的需要经过一定的筛选。《离骚》中的方言除了少数动词、名词外,多是一些最能表达喜怒哀乐愁的感情的语气词。屈原是楚人说楚语,《离骚》又是充满感情的抒情诗。对屈原来说,用善于表达感情的楚方言中的语气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然最方便,最得心应手。如果我们把《离骚》中的属于楚方言的语气词都去掉或者换上别的语气词,那将是什么样子?  3、《离骚》的语言华丽和一定程度的对偶:  《离骚》的语言华丽和一定程度的对偶也是它的语言的一个特点。刘勰说《离骚》“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又说学习屈原的人“中巧者猎奇艳辞”,这都说明《离骚》语言华美。 诗人大量把香花芳草写入诗中,就使语言带上了流光溢彩的华美成分,很好地表达了诗人拨出流俗之外的高洁品质和崇高的理想。《离骚》的语言基本上是参差不齐的,但有的句子也具有整饬工整的特点。例如: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以上几例都是对偶句。对偶句在《诗经》中已有,但多是偶然得之。《离骚》这样比较整饬的对偶已经是出于诗人的有意为之。考察一下《离骚》和屈原其他作品中对偶句之多,就可以明白诗人是在追求一种语言的整齐美。而且我们如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关于所谓“言对”、“事对”的论述来考察,《离骚》中也有“言对”和“事对”。所谓“言对”,他说是“双比空辞者也”,就是两句并列对偶而不用典。据此,上面所引皆可称之为言对。 所谓“事对”,他说是“并举人验者也”,就是不仅句子并列对偶,还同时要用典。《离骚》中也有: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两件事例(典故)说明一个道理,是事对。刘勰说:“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离骚》中上述对偶句,基本上符合要求。而且“言对为易,事对为难”,《离骚》中的对偶句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对偶是利用汉字本身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形式的美,是我国后世辞赋、骈文和诗词经常用的一种形式,屈原在这方面是有开辟的功劳的。  总之,《离骚》是一篇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以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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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屈原的性格与政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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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性格决定成败,决定命运。屈原的性格自然也决定着他的政治命运。《离骚》是屈原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表达了他的美政理想,也显示了他的性格特征,突出了他的崇高人格,也演示了他的政治悲剧。本文在充分肯定屈原人格的基础上,对其孤傲、偏执的性格进行剖析,力图论证他“虽九死而犹未悔”却遭受政治悲剧的必然性,并且对其人生陷入“见弃于君,不容于世”的悲苦境地进行了相应的诠释。 中国论文网 /5/view-5004416.htm  关键词:屈原 《离骚》 孤傲 偏执性格 政治悲剧   《离骚》是屈原悲剧命运的逐步展现,深刻显示了屈原的悲剧灵魂。其人赋予其文,其文彰显其人。屈原将痛苦倾注于笔端,通过悲愤之笔,塑造了一位高贵正直、执着理想、好修为常、披香戴芳、餐英饮露、眷恋君主、心忧生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抒发了自己的愤懑之情。但就是这个道德品质近乎完美、堪称中国社会人格美最高象征的美政家,为什么会满载着自己的激情与梦想一步步踏上了以死明志的殉道之路呢?从《离骚》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以自身无法克服的孤傲、偏执性格极尽煎熬地活在坚守理想与屈从世俗、远方求仕与留恋故土、苟且偷安与从彭咸所居的冲突与矛盾中,他的性格特质与心理价值取向使他在这三组矛盾中难以调和,也成为他在政治上壮志难酬的性格成因。   屈原的性格特质是“以自我为中心”,强烈关注自我,表现出天生的优越感、极度的自尊感、近乎神化的自信感和高度的完美感,常常沉浸在过度的自我肯定、赞美和陶醉中,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种孤芳自赏、舍我其谁、独一无二的心理价值取向。因而在自身的政治实践中,屈原既不能正确地把握自我,也不能恰当地合宜于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行为自负,没有政治同盟   汉代屈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评论屈原其人。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淮南王刘安的评论并渗入自己的看法,热情赞颂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志洁行廉”。王逸更是怀着对屈原极端景仰、崇敬的心情,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情洁之性,直若砥砺,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楚辞章句序》)班固则一方面肯定屈原之忠,说他“忠诚之情,怀不能己”,“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离骚赞序》)。另一方面也以古贤的处世之道批评他“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间”,认为他“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相较而言,司马迁和王逸的评价得到了人们更多的认同,而班固的评价则遭到了不少指责。   其实,两种观点是从不同角度对屈原做出的认识。司马迁和王逸侧重在对其人格的评价,赞其可与“日月争光”;班固则侧重在对其性格的判断,区分了诗人的屈原与政治家的屈原,认为屈原虽是创作上的“妙才”却非政治上的“明智之器”。笔者认为,班固的评价对于我们解读屈原在政治上屡受“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凄惨遭遇和悲惨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离骚》可见,在性格上,屈原自视甚高。他对自己高贵的出身和贵族的血统相当重视与自负。作品开宗明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为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首先认定了自己的不凡,在生命之初就进行了隆重与完美的渲染。他有着“非世俗之所服”的追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支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配”,他愿和自然界最有色彩、最美丽、最清新,并且不断吐放芬芳的生命紧紧相依,融为一体。他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肮脏败坏:“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世浑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为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唯有自己清白而忠诚、高洁而忠烈,《惜诵》所谓“思君其莫我忠”,《离骚》所谓“伏清白以死直”。除自己之外,其他人仿佛都是世俗庸人、恶草污秽,不仅不能与之同盟反而似乎都在和自己对立。   诚然,在楚国政坛确实存在着像令尹子兰、靳尚那样的奸佞之臣,但又何尝没有与屈原立场相同的有识之士!那些主张联齐抗秦、希望“横成则楚王”的纵横家陈轸,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站出来主张绝秦联齐的昭雎,都是这样的人物,而且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最早洞悉秦国欺诈的是陈轸,最先提出合齐的是昭雎,二者均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均是不可多得的国之良才: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原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于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①   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盛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自兵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召子言。②
  从上述史料记载可知,当秦国派张仪以“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诈骗楚怀   王,意图打破齐楚的合纵外交策略之时,“怀王大悦”   “群臣皆贺”,唯有陈轸高瞻远瞩,精辟论证了此举必将遭致“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的恶果,独吊朝堂;当秦昭王用“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威逼楚怀王来武关赴会之时,“怀王患之”,众楚臣惶恐,以“奈何绝秦之欢心”为由,劝王行,独有昭雎力谏怀王,“王毋行,而发自兵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由此可见,陈轸和昭雎并皆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能在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交涉中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及时识破对方的政治阴谋,不为一时的蝇头小利所惑,而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畏强权,有胆有识,勇于提出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真知灼见。只是,屈原体悟不到他们的存在。   试想,如果屈原可以抛开孤傲的自我,容纳他人,与这些和自己有着相同政治主张的人形成统一战线,全力对抗以令尹子兰、靳尚为核心的群小团体,那么他的结局将会是怎样,楚国的未来又将会是怎样?“露才扬己”的自我意识使他不能接受他人,“唯我独醒”的个性体认使他不能很好地融入群体,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也是他政治上难有建树的原因之一。   二、性格偏执,缺乏灵活变通   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有知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修养,更要具有准确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强大的驾驭全局能力和圆熟的处事能力。此外,由于政治家所处的地位和肩上的使命使然,他们在政治   实践中往往要根据情况进行特殊处理,以非常之方式   行非常之事。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斡旋能力。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重在一个“变”字,“变”既“变通”,是一种灵活的政治策略,也是一种“不泥于古、不拘于方”“舍小节而取大义”的大智慧。政治是残酷的,在云波诡谲的政坛,若想取得成功,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往往比知识和能力更为重要,唯有深谙此道才能根据时宜,运用刚柔相济的政治策略在复杂的政坛中灵活变通、游刃有余,进而拥有长久的政治生命,以至不被游离于政治之外。   然而,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恰恰又是屈原身上所   不具备的。在他身上,更多的是刚烈深沉的情怀、宁溘死亦不屈的傲岸品格和浪漫飘逸的诗人气质。但这些却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所必备的重要素质。而且当浓厚的文学家特质与上述论断中屈原孤傲的性格相结合时,就衍生出了一种孤高和寡,直白强   悍,不思巧妙转换、灵活变通的偏执性格。这种偏执的性格在潜移默化中成了屈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羁绊,让一种椎心泣血的生命体验摧残着他的内心,直至最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屈原偏执的性格主要表现   在近乎执拗的“忠君—怨君—忠君”的政治模式的反复循环。即不管谁是君王,都毫无保留地忠诚。若忠诚被接受则继续忠诚,若忠诚没有被接受则用“怨艾”的文字倾吐内心的失意情绪和对君王不变的赤子之心。正是这个单一的循环模式,演绎了他“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所居”的政治悲剧。屈原爱楚国,爱楚王,爱楚国的百姓,直至不可排解。他把自己的“美政”理想寄托于楚王,对楚王一片忠心。他刚踏上仕途时,仕途顺畅,“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君臣一心、励精图治。但随后屈原“忠而被谤”,被疏远,遭流放。他的政治理想逐步破灭,内心极度痛苦,却又无处可诉,最终,在楚国山水的怀抱中幻化为满腔的“忠怨”之情,喷薄成动人心魄的诗篇。“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怨君之易志、改心。“众皆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疾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恨谗臣谄媚惑主,痛心君王忠奸不分。尽管如此,沮丧失落的屈原并没有停下追求美好理想的步伐,更没有抛弃早已将他抛弃的“灵修美人”,“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一直奉献着自我,怀念故都,心系楚国。又如《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言:“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屈原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当他深知自己的政治策略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屡次让自己深陷险境之时,不思灵活变通,以至君臣疏远。孰不知,在臣子与君王的政治斡旋过程中,只有恰当适宜的政治策略才能产生事倍功半的良好效果。否则,只能适得其反,所爱越多,伤害愈重。而正直孤傲的屈原在“以自我为中心、强力凸显自我”的忠君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拉开了自我与君王的距离;加之毫不保留的“怨”足以触怒君王,给奸佞以离间的把柄、贻群小以谄媚的口实。因此,在这个恶性的政治循环中,屈原必将在谗言离间中被君王疏远,自食政治失意的苦果。   诚若屈原具有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镇定地分析、清晰地了解楚国当前的政局和自身的处境;在坚守正义、忠于理想的同   时,审时度势、灵活变通;化孤傲强悍的“忠君怨君”为灵活巧妙的“忠君亲君”,韬光养晦;适时隐忍委屈,用一种相对柔和、平缓的方式,重获君王的信任,并且不断地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之时,果断地对恶势力进行反戈一击,是不是就会有另一番柳暗花明之境呢?纵然他最后仍不能挽回楚国的残破政局,也不至于惨遭二次被流放的悲惨命运。遗憾的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屈原终其一生也无法改变其偏执的性格。   综上所述,孤傲、偏执的性格让屈原丧失了作为一名成功政治家必备的两个重要条件:亲密的政治同盟、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事实证明,才华逸群绝伦的屈原根本不适合做一名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的壮志难酬、炼狱体验虽在感情之外,亦在情理之中。屈原死后,是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无边绝望,是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无上光荣。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在惋惜哀叹之余,我们对性格与人生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有着更为深刻的领悟,进而对屈原的政治悲剧、人生悲剧有着更为清晰的理解。理智地化同情的悲愤为名哲的平静,既能在“士不遇”的命运感伤和道德表彰中充分体悟到屈原在人格上带给后世人的永恒精神激励,也能注重理性的分析,转变自身解读屈原重感情的接受维度,认清阻碍屈原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性格缺点,从而很好地区分诗人的屈原和政治家的屈原,还屈原一个真实的面目。■   ■   ①?譺?訛 (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 褚斌杰.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汤炳正.屈赋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1984.   [3]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扬雄.反离骚[A].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郭维森.屈原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聂石樵.楚辞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金开诚.楚辞选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9] 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作 者:姜 和,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魏思思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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