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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宋石男：历史学家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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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16 发布在
宋石男：历史学家的气质这是我在中华书局将出的新书《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自序，前面部分可能有点难读，后半程就豁然开朗了。此文费了不少心血，愿与有心的朋友分享。<img SRC="/mblogpic/ba8f9de2c0/460"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原题为《时间中的历史学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上帝以一只脚为圆心，另一只脚画圆。他说，这就是你们的疆域，这就是你们的大地。（弥尔顿）如果我们不把永恒理解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是理解为无时间性，那么此刻活着的人，也就永恒地活着。（维特根斯坦）――题记中国之著史，始于史官。中国最早的史官，据说可追溯到黄帝时期的仓颉与沮诵，本是巫祝祭司之流，其权威来自宗教，起着人与神的中介作用，可部分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抵至西周，史官借周天子的封建而到各诸侯国，以周王室为中心，在列国之间互通声气，形成松散的同人联盟。宗教与封建两大因素，使早期史官具备相对独立性，其职业精神也由是而生。齐国执政崔杼连杀三史官而仍有南史氏后继，即是一例。史官独立不改的职业精神，又催生史学的褒贬传统，所谓“一字之褒，荣於华衮；一字之贬，严於斧钺”，所谓“宰相升沉人于数十年间，史官出没人于千百年后，是史官与宰相分挈死生权也。”这些话虽有史家给自己长威风的味道，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史家早期多为个人修史，且不太受官方干涉。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均是个人自由修史，未闻有官方指导或审查之事，故其质量特高。唐代设史馆，修史变为官方主导，宋元明清大致沿承唐制。唐代史馆有两个主要特征：聚众修史与重臣监修。史官又分为两大类，一是撰修前朝史，一是撰修当代国史、实录。刘知几对官方修史有“五不可”之犀利批评，大致可归为三方面：一是众人修史的质量低于个人修史，“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咸能立言不朽，藏之名山……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二是史馆修史不如个人修史公开与公正，“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三是官方监修侵害史学的独立性，官僚习气又造成修史效率低下，“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安在？……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 唐代设史馆的同时，还继承隋制，禁民间修国史。譬如《封氏闻见记》载：“天宝初，协律郎郑虔采集异闻，著书八十余卷。人有窃窥其草稿，告虔私修国史，虔闻而遽焚之。由是贬谪十余年。”自唐代始，官方基本垄断了对前朝史与国史的话语权，史馆之书被尊为“正史”，享有崇高权威和广泛传播。民间虽仍有私人著史，但面临多方掣肘，其著述只能作为正史的补充或附庸，无法与之分庭抗礼。及至清初庄廷x《明史辑略》案，文字狱大兴，修史成为致命禁忌，民间著史自此转为考史，但为考证而考证，难免流于繁琐支离，也失却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关怀。直到晚清民初，西学东渐，立宪共和，民智渐启，民权渐张，个人著史才自故纸黄卷之中抬头。为何历代王朝对著史如此敏感，要不遗余力地树官史、抑民史？中国传统素重历史，统治者对历史也特别重视――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易代之后，近现代史尤成禁脔，因历史常是统治者合法性所系，却充斥太多神话，还可能成为时人借古讽今乃至抗争革命的武器。尽管历代统治者试图主导和管控修史活动，但平心而论，明清以前的帝王，对史家仍有一定的尊重，对历史也有暗含功利意味的敬畏。统治者对史家的尊重，表现在不过多直接插手其记述。譬如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想看起居注就被史官拒绝（唐时制度，皇帝不能查看起居注，自宋太宗后此制始变）。当时，唐太宗问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答说：“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更补上一枪：“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这个故事为人津津乐道，常当作史家独立地位的要证，却不无放大之嫌。就在贞观十四年，太宗又找房玄龄索看当代国史。玄龄支支吾吾说：“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反驳说：“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人只好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上呈太宗。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玄武门之变即在当日），就跟玄龄说：以前周公杀了他的哥哥管叔弟弟蔡叔，周室遂安，如今我干的事跟周公差不多，也是为了“安社稷，利万人”。你们史官执笔，无需躲闪遮蔽，赶紧“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太宗这番话，表面是要史官不必讳言政治敏感事件，其实是公开为自己辩护，更饱含规训史官的意味。另一位重臣魏徵于是皮里阳秋地奏说：“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统治者对历史暗含功利意味的敬畏，则表现在帝学。传统帝学约有三变，由礼学而经学而史学。周代帝王受诗书礼乐六艺之教，帝学核心是礼学；自汉武帝始，帝学渐重经学；自唐太宗始，帝学渐重史学。礼学教育重点在道德涵养，德成即可治国。经学教育注重道德，兼顾政事，但基本只传授精简约要的唯理原则。史学教育则更注重具体治理术，讲求尊君卑臣，精于权术运用。由于身上的帝学烙印，中国传统史学基本是政治史学（传统史家多有帝王师情结，而帝王师也往往会诉诸史学），尽管它也关注经济、文化和社会，但这一切都是以政治为中心。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虽偶有旁枝逸出，但用“政治史”概括其主流，不会有大错。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以阙之哉！”，将史学推为“国之要道”，不过也还兼顾了它对个人与家庭的意义。北宋司马光修《通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为帝王谋的政治意义被置于首要地位，匹夫庶民则消失不见。如果历史只是政治史，它将多么乏味和可怜！我们不妨把眼光从中国转向西方，在那边，我们或许能听到更迷人的陈说。休谟说，倘若人类没有发明历史，我们在智能方面将永远是个孩子。历史将我们的经验延伸到了全部的古代，延伸到了最遥远的国家。懂得历史的人从世界肇始就活着，而且每个世纪都在不断增加他的智慧。赫尔德将历史的意义加于每个人的存在之上：若无历史之链，世界的一切都不过是障眼乌云或可怕的残缺。注目过往时光，若充斥其中的只是片片废墟，人类命运大起大落、无始无终，将是多么可怖！历史能将废墟造成广厦，纵使单个的人消失无形，人类精神却不死。布洛赫则讲了一个故事：有位历史学家到斯德哥尔摩旅游，他第一个参观的是市政大厅。为了打消同伴的疑虑，他说：“如果我是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布洛赫由此得出结论，渴望理解生活，是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他们几位都让我心悦诚服。历史是“由活人所说的死人的故事”（雷蒙?阿隆语），但决非断烂朝报式的僵死叙述，而是“对过去的预言”（施莱格尔语）。历史与诗歌一样，乃是我们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是建筑人类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我看来，历史的意义在于理解，在时间中完成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这理解包含着表达与向往。人不可能生活着却不去努力表达他的生活，历史正是致力于表达人类生活。柏拉图将爱情定义为不朽的向往，历史正是对人类生活的不朽的向往。历史理解意味着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洞察昔日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在宪章和法案、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科学与科技、文化艺术与商业贸易、生活习俗和宗教仪式中寻找旧时代的细节与全貌。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不动感情，他必须富有情感。理解一词本身就饱含情感，它既隐藏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浮士德》描写的斯芬克斯，“坐在金字塔前，阅尽诸民族的兴亡：战争、和平、洪水泛滥――都像若无其事一般”，是反历史而非历史的态度。历史理解所需要的情感，不是滥情也非煽情，只源于人的灵性。在生活中，理解通常意味着原谅，而原谅也通常需要理解。但在历史中，理解与原谅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历史学家说希特勒可以理解，决不意味着他原谅乃至同意希特勒。历史学家的理解不应包括道德判断，因此也就远离谅解或同意，而只剩下理解本身。当然，这很难做到。历史理解需要情感，也需要不动感情地搜集证据与逻辑推理。历史学家必须和过去摔跤，迫使它开口说话。然而，历史学家决不可能直接观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实。没有一个先秦史研究者看到过孔子的笑容，也没有一个清史研究者听到过金川之役中藏人的嘶嚎。历史学家常处于无法身临其境的困厄之中，但他仍可有所作为，就如侦探小说里那位“角落中的老人”，通过听到的事件片段重构犯罪过程，又像一位卧病在床的物理学家，通过助手的报告来得出实验结果。在情感与理智之外，历史理解还需要诉诸经验。一个水准线上的历史学家，需要有丰富而深刻的个人经验，才能照亮过去岁月中他人的经验。这就像你要点燃一堆木头，先得拿上一根火柴。如果熄灭了个人经验之光，就不可能观看也不可能判断他人的经验。历史学家想要理解的不仅是经验事件而且是行动者。我们对各种历史事件的判断，往往取决于我们对参与这些事件的人的看法。我们对人的看法，往往又不是因为他具体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认为他做了什么。如果我们认为秦始皇不是暴君独夫而是一统天下的英主，那么焚书坑儒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们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那么痛击匈奴就决不是太史公笔下的穷兵黩武。我们对历史的判断，也是对人、对自己的判断。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诸如政治制度史、经济史、历史地理等历史学分支，表面看对象不是人，但实质仍是研究复数意义上的人），其研究主体也是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它不是科学，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求助于科学。科学的发展是逐步去掉拟人成分，历史学却只有在人类世界中才能生存和呼吸。历史理解不止是对古人或旧事的认识，而且是一种自我认识。在历史中，人不断返回他自身，他不能超越自我，正如人不能跃过自己的头顶。他必须和他的自我一起，乘坐着特修斯之船，在历史的照耀下航行。太阳不会因为照耀在不同事物之上就被改变成不同的模样，历史却与太阳不同，它照耀在不同的历史学家身上，就被分化成不同的图景。历史学家无法改变过去，但无法不去改变过去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同，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而历史也是人人他自己的历史。据说目前世界上有20个超忆症患者。这种患者无须借助任何记忆技巧而拥有完美的记忆力，他能记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每件事情，在他经历过的任何一天里，他都记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又有哪些人在他的生活中，他甚至能记住所见的全部自然景观，从早上八时三十五分树叶的水滴，到下午三点一刻云朵的形状。 听上去，超忆症患者是绝好的历史学家胚子。不过，他们可以是历史学家的好助理，却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的记忆没有取舍，他们记住一切以至于他们从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历史的本性是忘记。忘记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只记住和理解重要的东西。 一个事实如果富有结果，就是重要的历史事实。在结果与开始之间绘出繁复而优美的因果关系图，仍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终身事业，而他们也常因此误入歧途。一个山民不慎摔下悬崖，有很多因素造成这次不幸：重力作用；颅骨骨折；地壳运动形成的山体；滥砍滥伐造成植被流失；山地居民的生活习性；山民贫困，政府漠视，以至山路失修；死者生前的家庭纷争；死者背上的那捆柴禾……可是，人们通常只会认为，死者是死于失足，而不是死于地壳运动或其它什么缘故。在这桩事故中，原因不是唯一的，但等级最高的原因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足。历史学家要寻找的就是最高等级的原因。历史学家知道，空气中缺氧就不能燃烧，但他的兴趣在于发现火是怎样被点燃的。不过，最高等级的历史原因常常无法被找到，即使找到也无法被完全证实。历史学家不同于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必须测量一切可测量的事物，并且尽力使不可测量的事物成为可测量的，但历史学家不可能测量事物，因为他面临的对象是过去，而过去一去不复返，我们不可能重建它。我们能做的一切只是回忆，在史料、想象与理想中运用追溯既往的能力来重构历史图景。只有通过回忆，人才能真正理解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进而理解历史。我们还要明白，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不可能是包罗一切的，否则就将坠入宿命论或声名狼藉的历史决定论。康德有个奇思妙想，如果可能根据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和外部行为而洞察他的特性，以致于知道他的一切动机以及能影响这些动机的一切外部机缘，那么我们就能像推测日食那样精确推测他在未来的行为。然而，康德的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即使成立，其结论也仍然是相当可疑的。比康德略晚的拉普拉斯则认为，如果我们知道在某一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物理定律允许我们预言宇宙在过去或未来任何时刻的状态。现代量子力学否决了拉普拉斯，在不确定原理下，就连上帝也不能同时知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尽管它可以知道波函数，从而或者预言位置，或者预言速度。在历史因果关系的寻求中，还有个常见谬误，即从今日出发，倒推历史的逻辑。这近乎于将宇宙学的人择原理引入历史领域，似乎只要诉诸人类今日的存在，即可解释历史的特性与内容。“如果历史不是这个样子，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智慧生命来谈论它”，可这只是一种无效的循环论证。与此类似但刚好相反的谬误，则是从历史出发，演绎现实的逻辑。可是，人们并不能因为企图对那些统治者提出建议或抗议，便推断过去具有现实性。借古讽今是危险的，它可能导致同时失去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准确。黑格尔的名言值得被再次提起：“假如人们从历史中学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从未在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为什么人们从历史中几乎什么也学不到？因为人们由于实施过去的经验（或其带来的建议）而犯的错，决不比忘记过去的教训而犯的错少。事实上，历史学家犯下的错误，远比已经取得的正确多，尽管如此，他仍要不断去理解、去解释、去表达、去向往。他就像永远喝不到泉水的坦塔罗斯，泉水就在面前可一旦俯身泉水即会退去；又像被锁在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其肝脏一旦被啄食干净，立刻会重新长出来；又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永无止境；更像为逝者纺织丝线而自身也处在命运女神纺线之中的匠人。历史学家是悲剧的，也是务实而富有勇气的。他以历史抵挡虚无或永恒，将目光凝聚在人的生命力之上，从而逃脱终极思考的重负。无论星系在亿万年后相互分离，所有恒星都燃烧殆尽，宇宙在空虚与寒冷中悬置，或者星系在亿万年后相互靠近，所有星辰都挤压撞击，宇宙在大坍塌中终结，都与历史学家没有任何关系。他在自己和死者的生命中抽掉了宇宙时间，因而永远活在历史时间之中，惟有回忆像星辰一样照耀他，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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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生怎样学历史魏勇山东潍坊高新区实验学校投资25万元建成中学历史专用教室。日，陕西省三原县安乐镇中学的一堂历史课上，此前没完成抄500遍作业的同学，被老师罚在教室后蹲着继续抄写。　　编者按：　　去年年末，一名大学生给报纸写信称：“最近上映的电影《1942》，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个 ‘史盲’。我高中读理科，大学读工科，很少看课外书。在历史课堂上，我从未听说过1942年河南大饥荒……死了几百万人，这么大的事，我竟然一无所知。……认识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我这个‘史盲’该多多补课了！”　　由此似可管窥我们的历史教育，尤其是中学理科历史教学的缺憾。本报特约请北京十一学校历史特级教师魏勇撰文，探讨这一问题。　　目前我国教育有两个特点，大学被就业绑架，中学被应试绑架。要把中学生从“人质”状态中解救出来，需要全面的教育和社会改革，需要社会各阶层的智慧和决心，显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作为中学历史教师，能够做的事情固然相当有限，却也不是无可作为――至少可以让一部分学生先自由起来。比如，让占全部学生人数70%左右的理科学生在学历史时得到解放。　　一方面，因为他们不参加历史高考，而会考要求又比较简单，“解放”有可行性。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理工科出身的官员、科技工作者甚至校长，在社会问题上的看法仍然停留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中学历史教育的水平上，其历史观基本局限在中学历史教科书范围内；由于专业所限，大部分理科学生很少有机会在课下主动学习教科书以外的历史，于是，他们在课堂上接触到的人文教育有可能决定其一生的精神底色。基于此，“解放”有必要性。　　再者，教育的事情不能等到根本解决方案来临时才动手，那样的话，根本解决方案也许永远等不到。人类历史的经验证明，自上而下设计的完美方案通常不如自下而上形成的自发秩序来得合理，对社会而言，最佳的顶层设计是对自发秩序的认可和完善。所以，我愿意就中学理科历史教学这样一个小小的切面来谈谈我的看法和做法。批判性思维才是历史学习应当追求的目标　　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教育？这涉及历史学科的本质。　　为什么学历史？过去有一个标准答案：以史为鉴，可明兴衰。但仔细琢磨，这个答案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比如爱因斯坦，他不需要懂很多历史，照样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再说普通人，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不懂历史就开不好车吗？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不懂历史就编不好程序吗？好像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以往的历史学科本质定义的一个挑战。究竟这个学科是干吗的？绝大多数人只想过一种幸福的、甚至是平淡的生活，天下兴衰，过去王朝的风云变幻，其实对我们个体的生活没什么影响，除非你想当统治者，才要去了解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　　学历史有什么用呢？我发现，周围的很多人，亲人、朋友、同事之所以不喜欢看那些我认为很好的欧美经典电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不懂。许多经典电影涉及历史背景和典故，如果缺少对世界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就容易看不懂，看不懂就不喜欢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可以说失去了一大人生乐趣。当然，这仅仅是学历史的浅层作用之一。　　事实上，历史学科的作用需要重新思考，既需要从族群生存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也需要从个体生活需要和自我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样，我们在教历史的时候才会放下身段，才能避免以宏大叙事遮蔽个体诉求。没有对历史的了解和批判性思考，社会就不能分享如下共同记忆：我们曾经在哪儿，我们应有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历史上哪些决定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一旦缺乏这种集体记忆，人们就会陷入政治冷漠症，甚至不能理解报纸上发表的新闻和披露的问题，不能听懂一场演讲在说什么，不能和别人谈论有关的公共话题。　　历史学习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能够通过这种学习，内化那些有助于形成公民社会的重要价值观。其中，贯穿于历史学习过程始终的批判性思维是在政治方面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　　那么，究竟我们要教给学生什么？过去的历史学习，常常是“贝多芬”式的――一背分数就多，不背就没分。这其实完全扭曲了历史学习的意义。历史的确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但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不是目的。历史事件只是一个一个的案例，透过这些案例，我们要分析，要学会如何从案例中得到一个明智的、合乎情理的见解。这个过程，以及最后形成的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才是历史学习应当追求的目标。若干年后学生即使忘掉了历史事件的细节，也不会忘掉分析案例的思维方式，这正是学习历史所要达到的目的。　　凡是能百度到的，一定不是历史教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应试教育很大程度上绕开了历史的真正本质，在知识的皮毛上做文章。比如某些高考题，让你排列甲午战争、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这4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对了就给分，排列不对就不给分。或者，即使有少数考察历史学科能力的题目，也只是在规定的前提下假装自由思考。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大多是百度就可以解决的。　　我的体会是，历史教学的价值是百度不能解决的；凡是能百度到的，一定不是历史教学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我们教师的用力方向应该是电脑没法代替的方向，而不是跟百度、谷歌、维基百科比赛信息量。　　如果我们还把自己学生时代受教育的那种模式复制到现在的教学中，那就等于把历史教学贬低到了电脑硬盘的程度。那样的教学无非是把一个储存着很多信息的硬盘拷贝给学生。那很糟糕，老师根本就没有竞争力――你竞争不过硬盘嘛。现在主流电脑硬盘有500个G，我相信，人的大脑连5个G的信息都不能同时容纳。不过，电脑的CPU无法对自身储存的信息进行有机整合，创造新的认识和见解，而人脑可以，这就是人脑最可贵的地方。因此，我们的教学要做功的部分就是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学习历史有助于学生用从过去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深度智慧去理解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即将到来的各种事态做好准备。历史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人类的伟大经历，揭示了个人和社会为了适应各种情况所做的调整；展示了很多由于错误类推或忽视历史教训而导致的沉痛代价。学生从中知道忽视过去可能会使我们成为过去的囚徒。进而，学生将意识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需要对人类事务中的偶然性和不合逻辑性做好准备。最终，使他们在面临当今难题时，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选择的多样性及其可能的后果，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负责任的决策。　　如果慈禧没挪用军费，清朝能赢吗？　　青少年的天性是求真和好奇，他们不满足于得到一个既定的结论，尤其不满足于缺少说服力的结论，而历史教育现状给有想法的老师提供了做事的空间：到处都是破洞，随便堵一个洞学生都会觉得惊喜，我们稍微用心一点就容易上出有侵略性的课。　　这个“侵略性”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指在内容和思想方面有颠覆性，有独到的见解，让人豁然开朗。　　比如关于鸦片战争，我们教材中讲的关于南京条约的第四项是错的，多少年教科书都搞错了，很多学者将错就错。教科书里的说法是，“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中国需与英方商定”。这个表述显然说明英国侵犯了中国的关税主权。但关于这个问题，南京条约的原文是这样的：　　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其中并没有英国侵犯中国关税主权的意思。是不是签南京条约的清朝官员怕皇帝怪罪自己外交无能，就故意把对中国不利的条款模糊了，然后让皇帝签字，不至于怪罪办事的官员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中国官员是喜欢欺上瞒下的。那还得看南京条约的英文版：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establish at all the Ports　　which are by the 2nd Article of this Treaty to be thrown open for the　　resort of British Merchants, 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 which Tariff shall be publicly notifi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你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这些东西，让他看原文，甚至看英文原文，学生的英文一般比历史老师好得多。原文，就是一个具有很大侵略性的东西，可以把多年来以讹传讹的东西给颠覆掉。　　上课的侵略性，还包括和学生的对话方式。比如讲甲午战争，必然要探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输了，而且输得那么惨？教材上的标准答案是清政府的腐败，比如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导致北洋水师的实力打了折扣，等等。这怎么能叫学历史呢？这叫思想偷懒。我上课时就跟学生有如下对话――　　我问：如果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军费，把钱用在了建设海军上，我们能打赢吗？　　学生答：有可能啊。　　我说：好，我们来看甲午海战的一些细节。致远号在打光了炮弹之后再试图撞沉日本军舰结果被击沉，请问这些炮弹都打到哪里去了以至于最后日本军舰一艘未沉？这说明什么？　　学生答：要么命中率低，要么带的炮弹少。前者说明官兵军事素养差，后者说明战备工作不好。　　我接着问：甲午战争还有一个细节，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沉入大海。他拒绝被援救，实现了“舰在人在，舰亡人亡”的承诺，很令人钦佩。但我们也发现，军舰上养宠物是个问题。军舰是一种高技术兵器，需要非常精细的保养，这么昂贵的军舰你都可以养宠物，这说明什么？　　学生回答：说明北洋水师军纪松弛。　　我再追问：军舰养宠物或者大炮上晒衣物是谁的责任？是慈禧太后的吗？　　学生回答：不是，打输了每个人都有责任，包括英雄，不能只怪慈禧太后。　　最后我再问：如果慈禧没挪用军费，清朝能赢吗？　　学生们沉思了一会儿回答：可能还是赢不了。　　2003年我参加了一次重点中学优质课大赛。比赛时，我抽签抽到的题目是新文化运动。常规的备课套路是，背景、原因、内容，经过、结果、影响，最后是怎么评价。但我没按照这个套路来，我把重点放在怎么评价新文化运动上面。　　“规定动作”的评价是什么？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它存在着对传统文化绝对否定、对西方文化绝对肯定的倾向，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这是我们文科老师可能都知道的。但其实这个评价是很幼稚的，胡适、鲁迅这些人怎么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呢？鲁迅说过不要读中国人的书，胡适也确实提出过要全盘西化，还有很多人都对传统文化否定得一塌糊涂，这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　　什么背景？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当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的认识。胡适说，我们之所以要全盘西化，要走极端，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惰性会自然地把我们拖到折中调和上去。鲁迅说得更形象，他说如果在一间黑屋子里住着我们中国人，有人提出来要开一扇窗，人们会反对，我们习惯了，维持现状。但是如果这个人说我们把屋顶掀翻，让新鲜空气和光线透进来，那么其他人就会妥协说，那你开一扇窗吧。所以，你要达到开一扇窗的目的，必须要说我要把屋顶掀翻。所以，新文化运动当中这种偏激的思想，其实是基于他们对传统文化中惰性的深刻认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幼稚。他们实际上是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去攻击极其牢固的封建堡垒，然后达到一个折衷的目的。　　当时讲课时，我就把这个观点引进来和学生讨论，气氛十分激烈。后来教研员告诉我，你这个课得一等奖，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性很强，令人耳目一新。　　文史不分家　　要教好历史，不能仅仅把自己当成一个历史老师。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文科老师。我不觉得教历史就可以不读文学政治经典，因为无论是政治、历史还是文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和精神。　　举个例子：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它存在暴力过度的现象，导致了革命的动荡和反复。三次武装起义，一次又一次地把革命推向深入，对这个现象，我们使用的课本理解为法国革命很彻底，予以了肯定。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你就会发现这种肯定是站不住的。　　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小说中的朗德纳克侯爵是保皇派，他要推翻革命党，潜回法国召集保皇党人集会。但是消息走漏了，革命党人派郭文带着革命军来追捕他。保皇党人发现以后就提前撤退，并放火烧了他们开会的房子。但是撤退过程中，双方都发现正在燃烧的房子里有3个孩子。朗德纳克侯爵就返回把3个孩子救出来，当然也因此被革命党人捕获。然后，按照革命的原则，是必须要处决朗德纳克侯爵的，因为他是叛军的首领，放了他就等于纵容残杀革命党人。但最后郭文释放了朗德纳克侯爵。因为他的良心，他所追求的人道主义精神，让他不能下手杀死一个刚刚救3个孩子于火灾中的老人。雨果在这个小说里，确立了人道主义精神高于革命原则的理念，而对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极端暴力予以了谴责。　　看了文学作品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法国革命会出现这么大的暴力和动荡，会直线深入，其实源于革命党人对公平、对正义、对自由平等的追求的格式化和绝对化，为了革命利益和最高原则可以牺牲掉人类的良知、同情心、怜悯心。片面强调原则，强调公共意志高于一切，强调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所以，以人民的名义我可以判处你死刑。以前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其实这就是暴力的根源之一。但在历史书中你分析不出良知的失守是造成法国大革命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历史课本没有这样丰富的细节。历史有一个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不涉及人性和人的内心世界，全是宏大叙事，缺乏个体的内心体验。文学里的故事情节可能有虚构成分，但内心体验往往是很真实的。　　所以，就法国大革命这一课而言，把文学中呈现的情景放在历史课当中，比纯粹提供史料更能让人完整理解历史。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教育就是要促进学生精神世界的发育，包括良知、理性、审美、使命感等。要完成这些目标，必须是整体给予，很多时候没办法将文学、政治、哲学从历史中摘出来，如同我们不能给学生大脑分区：C盘管文学、D盘管政治、E盘管历史、F盘管哲学。当思想的河流流淌到哪里，我们就应该自然地学习那里的知识，无论它是文学的还是历史的。　　历史课可以是洞察力和判断力的源泉　　有人说，历史不能假设，我则认为历史可以假设，甚至有时必须假设。因为我们学习历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合乎情理的推理能力，以增强学生的预见性和洞察力。政治家、企业家在决策时既要根据已经掌握的真实情况又要根据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来进行判断，如果缺少了演绎推理能力，就可能做出令人遗憾的决定。即使是我们个人也会有面临人生十字路口的情况，何去何从，也需要有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能力。　　比如我们可以假设，假如林则徐没有被罢官，中国会获得胜利吗？太平天国成功了，中国会变得更美好吗？假如义和团胜利了，中国会进步得更快吗？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怎样？如果已经发生西安事变，而蒋介石被张学良的卫队不小心打死了，历史会怎样演进？等等。　　当然，好的问题不仅仅只有假设这一种方式。还可以将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同时呈现，以刺激学生思考。比如，以下两个材料都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马克思为什么会对太平天国作截然相反的结论？哪个看法比较合理？　　材料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　　材料二、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1862年《中国记事》　　在讲美国独立战争时，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认为1775年爆发的英美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即独立战争，而许多英国人则认为这场战争是分裂国家的叛乱，你们怎么评价这场战争？然后，我呈现了美国制作的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中涉及独立战争的片段和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英国海军》中同样涉及这场战争的片段。这引起学生激烈的争论，甚至激发了现场听课的老师发言的兴趣。　　那天听课的老师，恰好既有英国老师，又有美国老师。一位英国老师按捺不住，主动举手要求发言。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北美的富人譬如华盛顿等，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帜而进行的叛乱，因为，北美的赋税负担很轻，只相当于英国本土的四分之一，并且这点钱主要用于保护北美免受法国的入侵，而且战争胜利后，美国依然保存了黑人奴隶制，根本没有体现其《独立宣言》里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承诺……不可思议的是，两位在场的美国历史老师，居然点头表示同意英国老师的看法。　　当然，英国方面的观点未必就正确。但历史课堂需要教会学生学会妥协，而要做到妥协就必须善于关注对立面的立场，需要理解对立面观点的合理之处并能反省自身立场的不足之处。妥协不仅是态度，更是一种智慧。　　国家的未来掌握在历史素养高的年轻人手中，国家才有希望　　就历史教学而言，教理科班的老师更幸运，因为更有利于摆脱考试的束缚，空间比教文科班相对要大得多。同时，理科班的历史老师责任也要大一些。从理科班走出去的孩子进入大学和社会后，他们几乎没有再系统学习历史的机会，甚至一些人都不再看历史书，他们了解历史的方式常常是通过电视剧和电影，而我们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很多都是培养愤青的“经典教材”。西安反日游行中的砸车者蔡洋就是一个痴迷于抗日电视剧的青年，他的举动跟历史课堂教育的随波逐流和媒体教育的煽风点火，也许不无关联。　　所以，中学课堂给孩子的东西，很可能奠定其在历史和社会思考上的智力高度。中学的历史课堂不应该过分关注孩子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否跟老师一致，而应该关注孩子是否习惯在事实不全面的情况下悬置判断，是否学会了寻找全面对称的信息，是否能做到观点之前有事实、观点与观点之间有逻辑。只有把课堂关注点放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孩子才可能避免成为义和团或红卫兵。国家的未来掌握在历史素养高的年轻人手中，国家才有希望，才会有真正的和谐。　　教育要做的重要事情，是从不同角度切入，让学生变得更智慧而不是更傻。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的条条框框，某种程度上是在削弱思考。比如“规定动作”告诉我们，时势造英雄。马克思曾经在一封信中说，没有拿破仑，也一定会另外有一个类似于拿破仑的人取代他，领导法国继续革命。于是，我们以猴子学样的态度忠诚地拘泥于字句。只要时代需要，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杰出人物吗？那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杰出人物吗？甲午战争我们割地赔款的时候不需要杰出人物吗？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不需要杰出人物吗？其实，所有这些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力挽狂澜的人物出现，但是他并没有出现。可见，杰出人物并不总是出现，而有一定偶然性。不过，当时代形势呼唤杰出人物的时候，出现杰出人物的概率的确增大了。所以，时势和英雄之间不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概率上的因果关系。　　我想，历史教学需要把以前的那些经典的结论、理论，在脑子里过一过：这是绝对的吗？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即使我们老师不一定能把历史最精华的部分展示给学生，但至少我们可以放学生一条生路，给他们打开一扇窗，让那些有求知欲、有渴望的人能够从这个窗户跳出去。这是一个起码的原则。　　上好理科班的历史课，不仅有助于培养“国家公民”，也有助于“个体”身份的形成。历史是个体身份认同的关键。它有助于自身定位，明了个人在时间长河中的位置，以及个人与全体人类的联系。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的根，不知道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位置，那他就丧失了完整的自我意识以及民族意识。而这种意识，恰恰是个人全面发展与负责任的公民身份形成所依赖的基点。当然，获得理科历史教学的自由，不仅仅需要没有高考束缚的客观条件，还需要教与学的勇气。　　来源：《中国青年报》---------------雪山肥狐(QQ空间)炮弹打光跟军备关系不大，真正问题所在是多为实心弹而少开花弹不能造成更大伤害。开花弹当时不能自产全靠进口甚至是当初买军舰时候附送的。定远镇远8门主炮只有三十余发开花弹。北洋光买不自主其实才是战败的一大直接主因。命中率其实双方差不多，主力舰北洋命中率甚至还稍高，但是日军的下濑氏火药的纵火效应好造成损伤较大影响了最终战果。事实上下濑氏危险性较大，如果被开花弹命中极易引发集体殉爆。所以，双方海军不同的发展思路才是主因，事实上，北洋无论军官，乃至普通水手表现的都不亚于日军。回复踩顶1昨天 01:46雪山肥狐(QQ空间)另外，所谓炮管上晒衣服如今的考证纯属日本人的说法。实际上定远镇远主炮距离甲板三米多，根本不可能爬到上面晒衣服。当时军舰上没有烘干机之类的，一到晴好天气，往往是集中洗衣晒衣，衣服挂的到处都是，栏杆旗绳等等，网上还可以搜索到当时日军舰只挂满衣服裤衩的图片。回复踩顶1昨天 01:46雪山肥狐(QQ空间)说几句，所谓军舰上养宠物在当时海军是惯例，北洋是全盘英化，风帆战舰时代经常养宠物除了添乐子，动物往往具有某种意想不到的危机意识也是一个主因，此外还可以抓老鼠侦测舰上环境。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英国人的最后一条舰上宠物上世纪七十年代才退役。所以这个跟军纪废弛没半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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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历史学是什么　　【葛剑雄先生，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日出生于浙江湖州。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今天，我看很多同学都不认识，有些同学还是熟悉的。有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做讲座了，所以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刚才，北大出版社的主持人已经介绍了，因为他们出了一套书，就是“人文学科是什么”，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历史学是什么？”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做过一次讲座，就是讲历史的真实性，现在呢，我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讲到历史，现在我们总是按照范围把它划为人文科学。现在，我要讲一个概念，我们总是讲哲学、社会科学，我觉得这个是不完整的。人类已经有的科学，我认为应该由三个部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那么，什么叫人文科学呢？我的看法就是，关于人类自身完善的科学。社会科学呢，显而易见，这是人类社会自身完善的科学。自然科学呢，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但是这三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比如说，社会，社会总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科学不是绝对地和人文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说自然科学，他研究的是自然现象，比如说物理、化学、生物，但是，我们生活的自然界因为有了人才成为自然界。要是没有人，比如说月球，宇宙，那是纯的。在地球上，即使跑到最偏僻的角落，它也开始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比如说，珠穆朗玛峰，科学家已经在上面发现一些人类活动的微尘。还有，在南极，有一个韩国科学家告诉我，他们在海水里发现微量的铅，正常的海水里是不会有金属铅的，有金属铅，说明它已经受到了污染。当然，含量很少，不经过仔细分析，是发现不了。那么，它是哪来的呢？一种可能是附近有人类活动。另外一种可能是，海洋的环流把它从地球的其他地方带过来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纯粹的自然，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三门学科，虽然有各自的范围，但不是截然分开的。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类本身。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是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法律，如果就个人而言，就家庭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是需要法律。又比如说经济学，如果是一个家庭、部落的内部的分配，是谈不上经济学的，那么在社会化的群体中间，是需要经济学的。我想这是其中的区别。　　那么，我为什么不赞成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是不是人文科学就能用哲学来涵盖呢？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哲学是完全的科学，西方有一个传统，理科的博士学位，都叫做哲学博士。那么，物理化学生物，都拿哲学博士的学位。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哲学社会科学，就不应该有自然科学。但是，你们看我们国家的体制，在北京，有中国科学院，这个科学不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然后又有一个社会科学院，理论上叫哲学院，为什么呢？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科学院是包括文科的，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文革以后，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院。那么，很奇怪，科学就很明显宣布不包括社会科学。如果这样的话，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就可以改名叫做中国自然科学院，因为另外有一个中国工程院。如果叫中国科学院，那他是不完整的，那么，这种现象，我们希望通过江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能够名副其实。知道历史的人可能还知道，在延安的时候，就叫做中国自然科学院，我们现在，虽然叫做中国科学院，但是不包括人文科学。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我愿意编写这本书，也就是希望，人文科学得到应有的重视。　　好，我们还是来看历史学这个题目，历史学是什么？　　各位都学过历史，不管你们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从小学就开始学历史，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我想，一开始学历史，老师也许会讲也许不会讲。但是，现在大家成为大学生，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一个国家有国家的历史，甚至以前一个村有村的历史，一个家有家谱，各人有各人的历史，但是，历史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一种说法，“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我不赞成。什么叫过去的一切，我现在给你们讲的一句话，你们听到话的时候，它就成为了过去。任何你感知到的情况都是过去。如果说这些是历史，那还有没有新闻呢？报纸上，哪怕报道今天开了些什么会，这些会都已经结束了。又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最近”，两年前也是“最近”，一天也是“最近”。如果说过去的一切都是历史，那就没有新闻，一切都没有了。我们知道未来，但是未来还没有到，等到我们感知到，它就成为了过去。　　当然，历史学是过去，不可能是未来。但是，历史从过去，跟今天，跟我们的感知保持一定距离。保持一定时间的距离，这才叫做历史。所以，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能自然地成为历史。还需要有人去记录它，才成为历史。比如说你们各位的经历，这两天发生什么事情，也成为历史了？我不知道，除非你告诉我，或者旁边的人告诉。但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或者说比较完整的记录，不仅需要详细的资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距离。比如去年发生的9?11事件。那么，一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些内容，反而是过去不知道的。即使你当时在现场，你所感知到的也只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当时的有些信息，可能不是事实。比如说，失踪人数，开始说 20,000，后来说6,000，现在确定才2000多人，现在发现有些名单上的人现在还活着。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必要的时间距离，正如我们还不知道幕后究竟怎么回事。这个时间的推移，有些事情我们反而会越来越清楚。一方面是，我们有时间来搜集和它有关直接和间接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当时间有了一定的距离以后，双方的利害关系逐渐的简化，那么有关的人可以比较超然或者说客观地记录事实。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有很多谜团还没有揭开，但是对于一些基本的史实，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当时，尽管知道很多后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但它不是历史。我想，这就是历史和新闻的区别。新闻的话，有真实性、及时性，那么，他要把事情尽可能地记录下来报道出来，但是，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成为历史。能够成为历史的，只是新闻中的一小部分，这部分，它必须是准确的，也必须是客观的。那么，我们就会问，有没有完全客观的历史呢？我们首先应该讲，有完全客观的历史事实。事实为什么会成为历史，肯定是有人做了记录，有人做整理。等到这个事实成为历史的时候，避免不了记录者个人的感情，个人的体会，个人的知识的影响。所以，我只能说，历史的事实是客观的。这个人是怎样的，这件事是怎样的，是客观的。这不可能改变，并不能因为你不认识他，或者你对他评价怎么样，他就改变。但是，当这个人，这件事，成为历史的时候，就避免不开你这个纪录者的影响。所以，我们过去都有一个传统，叫做生不立传。他活着，就不给他写传记。因为人是很容易变的，这个人，昨天还是一个显赫人物，今天却说他犯了法。当然，死了以后也不是就盖棺论定了，也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现。比如说康生，过去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事情多得很。即使说不容易变了，也许还有利害关系。比如说，一个很坏，但是大家都说好，只有等他死了，利害关系断了，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又比如说，过去修历史，都往往是后面的一个朝代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清朝灭亡以后，民国修清朝的历史，叫做清史稿。明朝亡了以后，清朝修明朝的历史。二十四史，绝大多数都是后朝修的前朝的历史，或者由官方审定认可的前朝的历史。为什么当时不修呢，当时修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很多事情，你不可能在利害关系消除之前，就把它公布出来。需要时间。很多国家都有规定，就是档案，需要多少年才能解密。有些30年，有些50年，有些甚至100年。前几年，美国把一份档案解密来，这是当年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谈记录，因为觉得已经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公布的档案中，还有一些关键的地方没有公布，这个大概是因为解密的时间还没有到。当然，我们也相信，可能有些档案是永远不会解密的。所以，未必这个历史是我们知道的，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同学们一定要问有多久，这就不一定了。　　我们说，至少需要一代人，或者说，等整个事情完全结束以后。比如说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当时来说不可能，刚结束也不可能，直到今天，我们说，有些事情比过去要清楚一些。原因就在于，有些当时没有公开的资料现在公开了，当时有的一些利害关系现在不存在了。当然，现在还有些事情不很清楚，有些利害关系还存在，所以还要过上一些时间，我们才有可能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文革史。　　那么这样讲，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有些同学也许还记得，就会问，这不是和你以前讲的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否矛盾？既然历史避免不了历史纪录者的主观意识和主观局限，那还有没有真实的历史？我认为，要看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如果你要百分之百、千分之千地符合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这样的真实是不可能。这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这样的一次讲座，过了多少年以后，有没有谁能够真实地完整地记录下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个纪录者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用记得这个的努力，这个最大的努力包括他采取了正确的方法，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和信息，那么，他会不断地向真实接近。不断靠拢，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相反的，如果一开始这历史的记录者就不想去记录、公布真实的历史，那就永远不可能达到真实的历史，反而会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那么，如果要使历史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使历史真正发挥科学的作用，我们只有持之以恒地追求真实的历史，一步一步地向历史的真实靠拢。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在哲学上追求一个绝对的真理一样。存在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到达。我们只能把握相对的真理。这种相对性，是我们向绝对真理的一步一步的靠拢。我想，这就像我们不断地登山一样。如果一切都到顶了，人类的努力也是到顶了。所以说，历史的真实，哲学的真理，就像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一样。这是因为我们永远到不了顶峰，所以我们有一种历史的冲动，有一种激情。如果那一天我们到达了顶峰，那么人们的这门科学也就没有了。可喜的是，这个顶峰永远到达不了。　　我们中国古代就比较缺少这一种专业的探险的人，现在大家提到最多的就是徐霞客。但是据我知道，如果当年徐霞客科举考试考上了，就像大家考研究生考上了，他就去做官了。就是因为他没有考上，家里又有钱，所以家里母亲夫人管理家务，士大夫又有特权，可以坐轿子。当然，他自己有旅游的兴趣。即使是这样，像徐霞客这样的人，还是很少很少。所以我们缺乏一种探险的精神。所以我认为，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永远到达不了历史的真实。有一种认识，这是我们人文学科的魅力。我们不断地接近真实，但是距离真实总还是有一箭之遥。人类就是这样生生不息努力，才形成这样一个人文学科，而且为人类的进步产生很多智慧和力量。　　正是因为历史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很反对有些人所说的，人文学科是有阶级性的。科学本身，如果称之为科学，就不具有阶级性。比如说历史上的事实，难道因为你不认识它，它就改变了吗？这是不会的。比如说一个人怎么死，无产阶级看着是一回事，资产阶级看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不会的。又比如一个敏感的例子 ――领土的归属。钓鱼岛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难道日本的研究一定说属于日本，中国的研究一定说属于中国？那还叫什么科学？所以，日本一位教授，写了一本书论证钓鱼岛是中国的，不是日本的。那这人应该叫做卖国贼？那中国人，对钓鱼岛的归属有疑问，可以不可以？也可以嘛。他个人有疑问，和政府有什么关系？　　对这个事情，其中的具体过程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是客观存在的。我记得上一次，我讲到钓鱼岛，举过一个例子，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报纸上一直在炒做，说发现了一个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证据。慈禧太后曾经把钓鱼岛赏赐给盛宣怀。有一年我到国外，还有一位老教授把一份诏书给我，说你看这就是证据。这个证据就是海外华人搞出来的，但却是假证据。比如说，盛宣怀是清朝办理洋务的一个官员，诏书上写的是说，钓鱼岛赏赐给太常寺正卿盛宣怀，其实清朝的官员只有太常寺卿，没有这个正字。比如说，我们说卫生部正部长，有没有这种说法？部长就是部长，副部长才加一个副字。这一个假证据。我们想，制作它的人一定是爱国的，但是却只能起到反作用。而且，这样的证据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作用的。即使当年，慈禧太后把钓鱼岛赏赐给了盛宣怀，有没有公布，有没有实行？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说，200年前我们的皇帝，已经把美洲赏赐我们了。　　所以说，我们要讲真正的事实，我们历史是求真，就是要把这个真实求出来。历史科学和很多其他科学一样，其本身的研究没有政治性。如果本着科学态度研究出来就应该是如此。比如说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他也不是一开始坐在大英图书馆，就说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他也是研究经济学，经过科学的研究，最后才发现这一点。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就一定要赞扬资本主义呢？也不是，他们也在批评，在改进，要是不改进，早就垮台了。因此，科学本身的客观事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人文科学中，比如美学，难道是有阶级性的呢？打扫卫生，我们现在说爱国卫生，这个是有一个特殊情况的。大家不要弄错。当时，在抗美援朝的时候，说美国人会扔细菌弹。所以说，我们打扫卫生就是爱国，这是特殊情况。如果无限扩大，那是不正确的。比如说，这地方的清洁度有多少，这是客观存在的。就看您怎么用了。所以我很反对，有人说，自然科学是客观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主观性的。既然是科学，称之为科学，就有客观的标准，具有客观性。　　但是，在应用这些科学的时候，这有了国家的利益，就有了阶级的利益，就有了你这个群体的利益。这是没有错的。现在，就拿钓鱼岛这个例子。如果我们研究钓鱼岛的归属，研究下来发现有些对我们国家不利的情况，我们怎么办？首先，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客观。这样才能发现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以及对我们不利的情况。如果这一部分不利的情况，还是秘密的对方还不知道，我们可以回避，我们可以不说，这没有错，这是国家的利益。如果对方已经知道了，我们可以扬长避短。我们可以说某些有利的情况，达到抵消对方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南海诸岛的归属问题，我们说，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容谈判。但是我们还得和他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发展。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不足的地方。这些不足的人地方我们是怎么认识到的，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中得到的。有哪些不足？我给大家讲一点。很多岛屿，当然是我们最先发现。但是一个地方的领土归属，除了要考虑谁先发现，还要考虑经营管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很多空白的。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在地图上画了这么一个圈以后，我们才开始考虑。又比如钓鱼岛的事情，也有很大漏洞。各位也应该知道。美国在归还琉球的时候，也把钓鱼岛给了日本，所以日本现在就抓住这一点，说钓鱼岛历史上是你们的，但是后来已经划归到琉球了。所以说，这些历史事实如果您都不知道，你怎么去争取、维护国家利益。历史的事实是不容改变的，我们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客观，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免不了会有国家的、阶级的、群体的、家庭的考虑。我记得，也是在这样的历史课堂上，我说过，知道了历史的全部，是不是我们每一次都要讲历史的全部？是不是面对所有的对象都要讲历史的全部呢？如果是面对一群中小学生，我一定不会跟他们讲刚才所说的。大学生可以讲得多一点，如果今天是专业讨论，又可以再多讲一点。这等于我是在改变，但是有一条，你不能造谣。我们讲的是怎样应用，你不能说，今天要利用这个历史事实，就去伪造一个历史证据，历史上的伪造的证据有很多，但是往往起的作用是适得其反，本来的善意的目的也达不到。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来正确认识。1986年的时候，我在美国碰到一些主张**的人，以前仅仅是听说过，在亚洲年会的时候碰上了。他们就讲到了一些关于历史的东西，我想，我不怕你们，我自己就是学历史出身的。但是，我听了以后，觉得在有些地方我们的确应该很谨慎。比如说，你们小时候就知道，我们大陆和台湾的第一次交流，是在什么时候？三国的时候，孙权派人去台湾，那么再问，去干什么？据记载，是因为孙权和曹操作战，兵力不够，去台湾抢人口，开始因为水土不服，路上又碰到瘟疫，抢过来的人基本上都死了，自己的人也死的不少，所以叫得不偿失。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大陆和台湾的第一次来往。历史上确实如此，你说你相信不相信？后来又讲到，隋炀帝的时候又派人去了，干什么？还是去抢人。你说，如果我们的历史真是这样记载的，站在**分子的立场上，就可以说，你看你们大陆从古以来就一直在欺负我们。我说，你们这话是不对的。我说你们这个时候还在哪里啊？你们祖先还在黄河流域，还没有迁移到福建，你们还没有过去呢。因为，现在台湾的所谓的本省人，大部分是清朝初年从福建迁移过去的，他们不过是在日本占领以前过去的。第二批呢，就是在1949年前后迁移过去的，或者是在台湾光复以后迁移过去的，这个就是外省人。那么，三国时期的那些台湾人在哪里呢？那也许是，我们今天称之为高山族，台湾称为原住民那些人的祖先。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分子和你讲这些，你怎么办？还不如把真相告诉您，就靠我们怎么来解释。我们现在每个现代国家的形成都是有历史的，在这个形成过程，这个国家的内部免不了有战争有屠杀，最后他们都合成了一体。就台湾这个问题来讲，台湾最终在清朝康熙年间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清朝政府在台湾设置了行政区，福建的台湾府。所以，50年代，我们的伍修权同志到联合国去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讲话。他说，我们中国人在台湾行使主权的时候，你们美国还没有建立。你说呢，不需要2000年、20,000年。现在还有人说，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大陆架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不连在一起，是不是就可以分裂了？这连在一起和今天有多大关系？有人说，白令海峡原来也是连在一起的，美洲人就是我们中国人过去的。这个白令海峡原来是连在一起的和我们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这样就能变成中国的地方了吗？这不可能。对这种说法，如果我是西方人，我可以说你们中国人有多大的扩张欲望，所以，这都是一些对历史的曲解。　　所以，对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才能知道可以用什么，不可用什么，这样才能真正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而不是说，我们研究历史的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拿出来，而不分时机和场合。如果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人写文章说中华民族的弱点，这个人不是汉奸就是卖国贼。因为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讲，应该讲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反过来，在今天这个时候，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如果你只会讲中华民族怎么怎么好，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所应该考虑的是，我们还有哪些做得不够的地方，应该怎么样来做的更好。这些，我想都是历史事实。　　所以我想，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作为历史的本身，没有阶级性，没有政治性，但是我们在运用历史的时候，的确要有选择。既有我们的历史，也有我们的价值判断。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但适用于历史学，也适用于其他人文科学。　　既然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本身是客观的，我们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历史呢？首先，要去接近历史的真实，需要尽可能搜集研究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文字，也有其他形式。在过去，由于没有录音录像的技术，其他形式比较容易走样，文字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凡是能够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的信息都是宝贵的，这些都包含着一定的真实。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他形式的信息会越来越多。原来没有价值的，没有破译的信息，现在都可以用了。比如说关于拿破仑死因的历史事件。又比如说这几年，基因技术不断进步，一些关于中国人的基因的研究，表明中国100,000年前从非洲迁移过来的，这一点中国人都不太愿意接受，但是如果被证明了是科学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接受。怎么看这个是不是历史事实呢？首先看到的抽样是不是达到合理的要求，第二条他所讲的，这些基因是 100,000年前非洲人所特有的，这对不对？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都说明了信息的重要性。过去有人曾经写过一篇科幻小说，经过科学家的努力，听到了秦始皇的声音。这是科学幻想，不是真的，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些原来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有可能做到了；原来不可能采集到的信息，现在可以采集到了。　　虽然是这样，又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了，是不是每个信息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有作用？有些信息对某一个历史事实有作用，有些信息对某一个历史细节有作用，但是，对很多历史事实我们还只能从整体上来认识。所以说，只要我们对于很多历史的事实不很清楚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的把握。我们以后会发现的一些历史细节，有些会影响到历史的整体，很多却不一定。比如说，我们过去学习党史，都知道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有12人参加。但是我们现在又知道了，中国还有另外一人参加，此外，还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那不是不是说我们的党史就要改写了呢？显然不是。还有，中国的第13个代表参加会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会议哪一个重要？我认为，有13个代表参加会议这个细节对整个会议来说影响不大，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会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所以说，有些历史细节可以颠覆历史，有些细节只能是加强或者减弱了历史事实。比如说现在，英国的一个历史爱好者，指出“郑和比哥伦布早到达美洲”。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在他们拿出可行的证据以前，我们是很难相信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改变。即使说，就发现郑和的确到过美洲，有没有意义？我认为一点意义没有。我们历史上所说的到过，不是仅仅到过，而是他到了以后，改变了历史。我们可以确信，哥伦布也不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人，只不过是他到达美洲以后，改变了历史。郑和当年如果到了，会干一些什么？改变不了历史。所以说，我们不能看见一个历史细节的发现，就说历史要改写了。现在有些报纸就很喜欢用这样的词语。又比如说，过去一直有一种说法，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一下子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大都市，这是不对的。鸦片战争开埠的时候，上海县已经有了，而且不是什么穷地方。小渔村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您这样说，哪个地方不是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确切地说法是，从江南一个中等发达的小县城的郊区发展起了一座城市。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学，绝大部分将来不从事历史研究，但是关于历史的这一个基本态度大家应该有。这里要讲一个问题。我国古代很多人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付出了很多代价，甚至献出了生命。那么，为什么古代的统治者可以做那么多的坏事，他却害怕史官，害怕历史？我后来再三考虑才发现，这是一种迷信思想在作怪，迷信的思想使历史产生崇高的力量。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事，史官要记下皇帝所作的一件坏事，皇帝把他杀了，他弟弟又来了，又要记录。最后皇帝只好说，让他记吧。为什么皇帝这么霸道，他却害怕一个小小的史官在旁边记下他所做事呢？我国古代有一个传统，叫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把皇帝的言行记录下来，密封起来，后来的史官就根据这些东西整理历史。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皇帝都害怕历史纪录，就是因为他们都非常迷信。那些皇帝都认为，死了以后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只不过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历代皇帝的陵墓就是一个证据。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史官把历史事实记录下来，他们在地下也不会安稳的，甚至会影响他的子孙，所以他会害怕，我说，这就是道德的力量。如果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怕什么？他因为迷信，所以害怕。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上可以影响皇帝，下可以影响老百姓。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维护，其中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　　在这里，一方面是迷信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历史的记载把这种思想传递下来，甚至传到现在，也是如此。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记载历史不惜去死？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里面寄存着一种信念，尽管这种信念有很多为唯心的成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宗教在有些国家里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宗教和历史往往结合起来，都会为一个信仰服务。所以，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历史是一种工具。所谓《资治通鉴》的“资治”，就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就是把法律当作一个工具。这些，和历史的真实性，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那么，我们了解学习历史干什么？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学都不是历史的研究者，都只是想了解一些历史。我想，第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来了解人类社会和你所学习的相关学科、专业的一些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前景。这些任何学科都人离不开该学科的历史。你今天学习的这门学科的知识是哪来的？都是总结出来的嘛。要想做一个真正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就必须知道化学、物理学自己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历史。今天学习哲学，很大的一块内容就是哲学史。其他各门学科都是这样。每门科学的过去，都是有人用历史的方法记录下来。　　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历史学会给人以智慧。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当然，智慧来自外界的影响。一个小孩子，天分再高，如果不经过学习，也不可能有知识有智慧。历史的作用，不过是激发出各位的潜能，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说，你知道一段历史，这对于你的现在对于你的未来不会有产生什么直接的联系，历史或者有可能在将来你处理某件事情的时候下意识起些作用。人文学科能够提高人自身的能力，但这种提高，不是能很表面的体现出来的。这不是一种产品，可以积累起来的。精神的财富对于个人来说，积累是不现实的，尽管对于国家、民族来说，精神的财富是可以积累的。这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不同。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的作用就在于，能够激发您自己所已有的天分和天赋，你要相信，人文学科的认真学习会带来潜在好处，而这种好处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　　最后我想讲的一点是，历史能给人愉快。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人类花在生存、物质生活上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以后用于精神生活的时间和精力会越来越多。这是人类进步的一个主要表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下一步追求，就是精神的享受。现在我们可以说，任何物质的享受，如果没有精神的衬托就毫无意义。精神的愉快靠什么？历史上至少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你做实验做累了的时候，可以看看历史换一换心情。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可以聊一聊历史。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历史都很高尚，但都沉重。比如说，金先生的武侠小说，就常常根据一些历史事实，移花接木。如果他不懂这些历史，小说的水平也没有那么高。同样，我的观点是也可以拿历史来开开玩笑，但是一定要告诉观众，这些所谓戏说的故事不是真正的历史；一定要在那些大量的电视、小说的背后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历史，特别是对我们的大学生。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历史学家、历史工作者，要在写历史论文的同时，也要写一些通俗易懂的文章，但是，在通俗易懂的历史文章也不能像电视剧、小说那样写，因为我们不能欺骗历史事实。 所以，历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都要尽可能多地给人们以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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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肯定看不懂<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textareaeditor/face/smilies/3.gif"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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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肘子和韩仁均等，肯定看不懂<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textareaeditor/face/smilies/4.gif"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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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37&&的原帖：方舟子肯定看不懂<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textareaeditor/face/smilies/3.gif"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方舟子、韩仁均一类，怎么看得懂？<img SRC="/p/m/.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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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一看就傻眼了：这东西连我爹何祚庥都看不明白！<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textareaeditor/face/smilies/3.gif"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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