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与宋代中央我是航空管制官3的主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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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电大行政管理监督学试题专科期末考试及答案小抄【精编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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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什么是八股文啊..很想知道古人前辈为什么受它管制那么多年.._百度知道
什么是八股文啊..很想知道古人前辈为什么受它管制那么多年..
很想知道古人前辈为什么受它管制那么多年..也许它的文化底蕴比现在的文章要出重的..
提问者采纳
  八股文是明清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  光绪八年(1902),废八股,乡、会试虽尚有四书义、五经义,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  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并非一无是处: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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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八股文简介
八股文也称“时文”、“时艺”、“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
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详细说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变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并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由明中期而泛滥整个清代,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八股,乡、会试虽尚有四书义、五经义,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风骚。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编辑本段]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编辑本段]八股文在历史上并非一无是处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编辑本段]与党八股文的斗争
1941年1月,苏北行政公署颁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娄凝先又发表了《怎样使公文科学化》的专论。
1942年是解放区公文改革的一个关键年头:不仅在这年年初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而且在这一年开展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数了党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大声疾呼整顿文风。毛泽东所提倡的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对公文写作和公文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1948年初,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于1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为限”;“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同时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领导亲自动手写请示报告的制度,对公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用写作》(月刊)中国公文史话(五)1990年第5期第41页)[编辑本段]八股文示例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中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释义:
(一)破题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凡破题无论圣贤与何人之名,均须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颜渊。
(二)承题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题诸人直称名号,故称颜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气。
(三)起讲十句,多少句数并无定法,可以任意伸缩。起处用若曰、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字皆可。“故特谓之曰”下,入孔子口气对颜渊说,“毕生”四句正起,“迨于”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转合,总笼全题,层次分明,起讲以后,皆是孔子口气。
(四)只用“回乎”二字领起,以无上文,故直接入题。孔子对于弟子一律呼名,颜子名回,字子渊,所以不曰渊而曰回。“回乎”下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数多少无定,中后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长,致占中后比地位。用意在题前我尔字盘旋,轻逗用舍行藏而不实作。
(五)为提比后之出题,仍用“回乎”唤起,将“用舍、行、藏、我、尔”字一齐点出,此为五句,但相题为之,句数可以伸缩。
(六)为提比后之两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语,叫起“我尔”,意为中比地步。惟两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后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则用意随之而改。令之全篇仍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为六股者。
(七)此为二中比,抉发题中神理之所在,锁上关下,轻紧松灵,向背开合,可以参之议论,但仍不宜尽用实笔实写耳。
(八)此为过接,于中比后,即过到题之末句“惟我与尔”、紧接后比。
(九)此为后二比,实力发挥,用题“惟我与尔”末句,总起用舍行藏全题,气势舒达,意无余蕴,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长。若中比较短,则后比之文,尽情驰骋,往往至十余、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为全篇之收结,倘有下文,则收结改为落下。
总上言之,凡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出题、过接、收结,皆用单句法。起讲中间亦有用对句者,八比则出比与对比必相对以成文,此定体也。举此一篇而分释之,以略见八股之例。其余体格,不及详论。
作为例证,先选用了这篇韩菼的制义文。这篇文章收在乾隆时方苞编的《钦定四书文》一书中,关于这部书,将在另外一篇中再作介绍,在此不赘。这里先介绍一下作者:
韩菼是清代初年八股文名家,字元少,江南长洲人(即现在苏州),官作到礼部尚书,《清吏稿》有传。应顺天府乡试时,尚书徐乾学在遗卷中发现了他的卷子,十分赏识,取中了他。接着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癸丑科会试、殿试都是第一,俗话叫“状元”,按官方制度,应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曾任编撰《大清一统志》总裁。平生学问通《五经》及诸史,以善写制义著称,乾隆时追谥“文懿”。上谕并嘉奖云:“菼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就是说他所写的八股文,是八股文的典型范文。在光绪甲辰,科举最后一科的三鼎甲之一的探花(第三名)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引了此文。因之此文“释义”部分,是从商著转录的。
【女与回也孰愈】
以孰愈问贤者,欲其自省也。
夫子贡与颜渊,果孰俞耶,夫子岂不知之?乃以问之子贡,非欲其自省乎?
若曰:女平时之善于方人也,吾尝以女为贤矣。夫在人者尚有比方之意,岂在己者转无衡量之思。明于观人者,必不昧于知己,窃愿举一人焉以相质也。
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
德行之利,回也实居其首,则回必有所以为回者,而后无惭殆庶之称。
言语之美,女也亦有专长。则女必有所以为女者,而后可为从政之选。
然在回也,箪瓢陋巷之中,自守贫居之真乐,岂必与女相衡。
即在女也,束锦请行以后,编交当代之名卿,岂必与回相较。
而吾乃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女之与回。
今夫天之生人也,聪明材力.虽造物不能悉泯其参差,则其必有一愈焉;理也。
令夫人之造诣也,高下浅深,虽师长不能尽窥其分量,则其不知孰愈焉;情也。
将谓回愈于女乎?而女自一贯与问之后,亦既高出于同堂。
将谓女愈于回乎?而回自三月不违以来,久已见称于吾党。
将谓回不愈女,女不愈回乎?此可与论过犹不及之师,商而女之回也,固非其例。
将谓回有时愈女,女有时愈回乎?此可与论退与兼人之由,求而女与回也,又非其伦。
夫弟子之造就,函丈难欺,假令我出独见以定短长,回亦无不服也。女亦无不服也。然我言之,不如女决之也。孰高孰下,奚弗向长者而自陈。
夫尔室之修为,旁观尽悉,假令人持公论以评优劣,岂不足以知回也,岂不足以知女也。然人论之,不如女断之也。孰轻孰轩,奚弗对同人而共白。
吾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于女之与回也。女与回也孰愈?以上答案来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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