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承先人基业，凿通西域，开辟了从长安经，到西域，并连接地中海沿岸的陆上通道——绿洲丝绸之路。以此为基点，华夏方舆图凭借独特的语言方式，叙述着西域的生存演进，形成一条清晰的文化链。摩挲历代西域地图，强烈感觉到古老文明的存亡消长，及其流变与曲折，至今人们仍然可以透过它们凝望时光隧道的悲壮与无奈。冰峰雪岭银装素裹、如茵草原百花盛开、高山湖泊碧波荡漾、戈壁荒漠浩瀚无际、原始森林深邃幽森、地质构造千姿百态，实在说，世界上很少有这样一个地方，同时具有如此多姿多彩、对比强烈的自然景观。旧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生命气息已经非常强烈，古人类遗址相当多，其石器型制、打刻技术以及并存陶器的色彩、花纹与今天甘肃、内蒙、宁夏、西藏等地相近。“西域”意为“中国西部疆域”，这一名称自出现于我国史籍，所指范围各个历史时期略有差异，但通常的地理位置指安西、玉门、阳关以西（包括甘肃、西藏、宁夏、青海部分地区），天山南北，囊括中亚（俗称的、、、尼泊尔、北部），乃至西北亚（比如安息即今）的辽阔地域。为“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加深了中原对西域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影响。公元前60年，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随后在西域各地设置地方政府机构，天山南北诸地均归中央王朝统属，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同中原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先秦，西域玉器便流入中原，丝织等物品也经绿洲丝绸之路远销南亚和欧洲。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的重要通道，作为其核心地段的西域因此成为众多古文化交融荟萃的福地，创造了灿烂的西域文化，如今文物古迹众多，引发人们无尽的神思遐想。近年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商、周时期，中国丝绸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远在春秋时期（公元前七世纪），中国丝绸、瓷器、玉石等珍品就已大量输送到希腊等遥远国度。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克泰夏斯在《史地书》中把丝绸之国称为“赛里斯”，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这意味着当时丝绸风行罗马，成为富贵的象征。西汉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从长安经河西走廊、西域，并连接南亚、北非、里海、地中海沿岸的陆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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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笔记之五十四
追溯陈诚出使西域与明朝的对外影响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影响世界非常深远的伟大壮举，一度开创了中国的海上霸权，虽然这个时代很短暂。由于明朝开国有着比较特殊的国际背景，因此，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的对外态度的转变，包括开拓西洋的举动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且，下西洋并不孤立，在陆地上，明朝也重开了丝路古道，结好西域众多邦国，彰显明朝为华夏正统和东亚地区核心的国际地位，这个伟大的使命正由陈诚与一班使臣完成。可惜，现在的人们过于看重下西洋这一前所未有的国家行为，往往忽略了重开西域的一面，并且很少联系这些事件背后的明朝边疆格局与对外关系等大背景。实际上，明朝在当时可以说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一影响基本保持了200年左右，或许明朝并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那样。
& 明初的特殊时代背景与边疆管理制度
历来人们都认为明朝开始“闭关锁国”，但把朱元璋定下禁止民间下海通商的“海禁”当成“锁国”的依据是严重的误读。明朝官方的海禁根本也难以奏效，《东西洋考》里边说“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三》说当时有条件的人纷纷“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到明穆宗隆庆年间，民间的海禁也开放了，所以明朝根本没有“闭关锁国”一说。甚至明朝末年的海上力量仍然非常强大，郑芝龙、郑成功一家几乎称霸东洋，在郑芝龙时代，荷兰每年要上缴12万法郎保证其东印度公司船只在西太平洋地区通行无阻，更不用说后来郑成功打败荷兰收复台湾了。
其次，多数人的印象中也会认为，明朝的疆土面积前不如蒙古元朝，后不如满清，皇帝要么残暴寡恩，要么荒唐平庸，事实是否如此？类似问题还有很多很多，这一切的开始都要涉及明朝立国的与众不同，一切要回到开始才能看清一二。
明朝的建立比较特殊。因为，蒙古元朝并不像过去的王朝那样真的覆灭。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和太子爱猷识理答腊，还有一些大臣仅仅是让出大都，退回到漠北。他们还保留着大元政权，后世则称北元，元惠宗还继续做皇帝，之后爱猷识理答腊继位为元昭宗，仍然坚持了数代才被瓦剌和鞑靼取代，导致北元分裂。今天人们回顾历史很容易误读，因为我们一贯是以中原的视角看，当然会认为漠北是边疆地区，但是，蒙古元朝是崛起于漠北，所以对于元朝来说，中原南方才是他们的“边疆”，而漠北恰恰是他们的腹地。那么，明朝占据大都和推翻元朝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经验了。所以，明朝开国以后对漠北蒙古的征讨是长期的，过去蒙古元朝在众多的外族番邦中威望空前，如何压制蒙古的对外影响才是决定明朝能否真正取代元朝的标志。显然，这不是单纯建立明朝将元惠宗一家赶回漠北就完事收手的。
元朝是中世纪以来第一个世界性大帝国，在整个亚洲来说，这种影响都是无以伦比的。明朝的周边几乎都是元朝的姻亲或盟友，有曾经和元朝十分密切吐蕃乌斯藏，西北则是原有的蒙古察合台汗国，西南的云南蒙古梁王被沐英和傅友德打败已经是洪武中期。朱元璋让沐英一家永镇云南，一是出于信任和器重，二是鉴于元朝亲王世袭云南，根基很深，明朝立国虽然封王，但除了朱元璋自己犯错（让亲王同时成为藩镇，也就导致朱棣后来篡位），可不得不让沐英如此，因为对明朝而言，整个西部可谓强敌环伺。
东面对高丽和朝鲜，多数高丽王都娶有蒙古王后或妃子，双方互为姻亲。像元惠宗最后立的皇后奇氏就是高丽人，而像高丽恭愍王王祺所娶仁德王后也关系亲密，尽管仁德王后年长高丽王很多岁，后来难产而死（可能就是因为双方年纪相差太多，怀孩子十分困难吧。后来韩国把这一段故事拍出了一部很不错的电影《霜花店》，但据历史则比较远），高丽王十分悲伤。随着元朝的溃败，李氏朝鲜是篡夺高丽起家，他们就顺理成章倒向新建立的明朝，朝鲜国号为朱元璋所定，算是一种新的同盟关系，整个明朝这一关系都相当稳固。
对日本，尽管忽必烈远征两次失败，但还是让日本十分胆寒，国内政权也变得相当混乱，以至于出现了南北朝，很多落魄武士成为浪人，前往高丽充当倭寇（倭寇一词最早正是从高丽朝鲜的史料中出现，时间就是大约元朝后期）。元末明初之际，当时足利义满忙着统一南北（就是《聪明的一休》中那个大将军），当他完成大业后，对明朝却表示好感，被明成祖朱棣封为日本国王，有明朝赐给他的玺印为证，他与明朝签订了合约，以明朝属国身份进行贸易和朝贡，还将抓捕的倭寇献给明朝处置，那时的双方关系也算十分友好。
正是鉴于元朝以来的周边形势特殊，明朝立国的许多制度虽然也继承过去的一些优点，但许多方面还是显得颇不相同。黎东方先生在《细说明朝》开篇就用十几个章节专门讲明朝的制度，像什么锦衣卫、东厂这些都是明朝所特有的。这中间就有卫所制度，涉及到明朝的疆域管理，明朝的领土疆域到底有多大？史书记载只能作为参考，和元朝清朝比或许是要小，但也不见得小很多。强盛时和衰落时，元朝和清朝也并不一样。就拿清朝来说，对漠北和漠西真的可以管理么？实际上也多数是执行土司的羁縻策略，都是从元明时代承袭下来的。清朝尽管在表面上更加深入西藏和西北，进行过一些调整，可和明朝没有多大不同，后人很容易被一些制度字眼所蒙混。
例如，乾隆时万里来归的土尔扈特部落，渥巴锡见到皇帝时敬献的第一个重要信物就是明朝永乐八年受封的汉文印信，同样是册封，明清没有太大差别，就是定期朝见入贡而已。明朝北面卫所和西北卫所都能从军事上管辖偏远地区，像哈密卫实际上可以辐射到中亚，但不是说非要插手干预中亚的政权。就像唐朝的安西四镇，实际上可以控制波斯，但并不是真的插手干预波斯。所以，直辖领地和羁縻领地的范畴，往往人们容易被混淆。明朝一样羁縻控制了乌斯藏，而清朝设了一个驻藏大臣就能说把西藏完全改为流官？再说，西域改为“新疆”后来设立行省，好像说新疆有被清朝更加有效的管辖，可实际上，新疆行省内同样存在土司制度，羁縻手段是并行的，在哈密和库车都有世袭回王，管辖范围也不算小。直到民国时期，在新疆要“改土归流”还酿成过流血事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远非历史课本上说的几句话那么简单。
明朝之所以用大量的羁縻手段就是因为其紧跟在蒙古元朝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之后，导致整个中国的边疆形势已经大不同于唐朝和宋朝。元朝将针对民族地区的土司策略发扬光大，在政权结构上，始终存在所谓游牧帝国和中原王朝双重特征。对一些边缘地区就只需要羁縻，所谓几大汗国就是如此，对乌斯藏、对云南以及南方民族地区已经有了长达百年的拢络。如果从深层意义上讲，元朝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当家，或许还没有我们后来意义上“土官”和“流官”的显著差别，元朝甚至还有意识的将“土官”制度化。那么，明朝新立后，要想改变蒙古元朝的这种管理边疆地区策略就并非一朝一夕了，因此，为了实现明朝政权的平稳，也只能大量延续下去。但在明朝中期以后，还是有过削弱土官的举动，从制度上也对土司比较严厉，如果犯法和作乱，还是会以朝廷名义进行处置。正是这特殊的历史渊源，明朝这一汉族为主的中原王朝反而成了土司制度最繁荣的时期。
因此，只有把一些基本轮廓弄清以后，才能真正贴近本文要讲述的大时代。人们都知道，明成祖朱棣是靠夺位坐上的龙椅，他这一生都马不停蹄地为巩固皇位（首要）和大明王朝的稳定（其次）而费尽心机（文治和武功都涉及到这两大历史任务），从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五次亲征蒙古，这就是前面提到土尔扈特部在永乐八年曾经受封的细节，当时土尔扈特部是瓦剌（清朝以后瓦剌被习惯称为卫拉特）四大部落之一。朱棣让郑和从东南经略海洋，同时他自己亲自打击蒙古残余，开拓西北，以达到“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的目的。争取西域对明朝的归附（就是沿袭羁縻策略），保持相对和平的关系，以形成对蒙古势力的包围，并且拓展明朝的对外势力范围，这是一种大无畏的战略意图，穷其一生，基本是达到了。在朱棣亲自制定的这一战略中，陈诚出使西域的功绩绝不算小。
& 陈诚的出使西域经历
陈诚，字子鲁，号竹山，1365年生于江西吉水县同水乡高坑（今阜田镇高坑上陈家）。大明王朝建立时，他只有四岁。他天资敏睿，勤奋好学，1394年，即洪武二十七年中进士，被选入行人司。行人就是通使、使者的意思（“行人”这一职务渊源久远，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一直承担诸侯间交往的重要使命，必须善言辞，懂诗书，学问广博）。陈诚虽然出生江右，在明朝初年有所谓淮西勋贵与浙东集团之争，在他中进士第二年，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方孝孺，便写了《陈子鲁字说》一文相赠，并称陈诚“端方雅重，好学有文章”。方孝孺为浙江人，为同乡大儒宋濂的弟子，声名日隆。在洪武几大案后，淮西勋贵基本扫清，方孝孺代表的儒士得势，陈诚算是被他们所推举
而出的新人。陈诚的家世一般，祖辈虽然好读书，但没有什么当官的，元朝末年的江西一直处于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等人的争夺中，陈家为了躲避战乱，一直隐居乡里读书，直到天下粗定，便外出经商。陈诚的父亲陈同为其选择江南大儒梁寅为师，为日后考取功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由于陈诚学识过人，善于安抚少数民族，后升任吏部员外郎。对于对外传播大明王朝声威，这样的人才自然十分重要，他在朱元璋之时，已经展露了自己的才干。
在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时，征西将军冯胜夺取甘肃，讨伐蒙元残余势力之一的扩廓帖木儿。此人就是金庸《倚天屠龙记》中涉及过的王保保，他本是汉人，是察罕帖木儿的养子，确实算是元朝最后的名将之一。洪武七年，撒马畏兀儿（回鹘后裔，元朝畏兀儿部落之一，活动大致位于今甘肃和新疆接壤处）遣使来京朝贡。明朝在此设置了安定、阿端两卫，初步显示了明朝对西北塞外的争取。不久，当地发生内乱，两卫遂废。到了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朱元璋应撤马畏兀儿酋长之请求，“欲遣儒臣中能文能武长才者，远使西域，”而当时“左右大臣咸以子鲁荐”。入仕不久的陈诚表示：“士生明时，得委身于朝，苟可效涓埃之忱，虽冒寒暑，历艰险，固当鞠躬瘁力，无所逊避，况西域虽远，在吾圣天子声教所暨之方乎？”在该年三月二十四日，即率使团持节远行。陈诚一到该地，就安抚各番，并重新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三卫（曲先卫的位置历来有争议，或以为就是元朝时的龟兹，在当时就被称为曲先或苦叉，后来库车也就是苦叉的发音，或以为在甘肃，或以为在青海，目前多数认为是在青海湖以南，当时明朝势力还没有深入到新疆库车那么远）。
同年，广西思明府土官黄广成向朝廷上奏：“安南（今越南）国王陈日熴，奸黯狡诈，肆意曲解史志文献中地界议定书，悍然出兵侵占思明府丘温、加嶅、庆远、渊、脱等五县之地，请朝廷派兵讨伐，收复失地”。最初，两国使臣为此频频往来，可一直没能解决问题。于是朱元璋命刚刚出使撒马畏兀儿返朝的陈诚，前往安南处理地界争端。陈诚又于十一月十九日从南京出发，翻南岭，经曲江，越梧州，渡红水，直抵安南国。陈诚和安南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论战，他“词意恳切，反复开谕，申以天威，责以大义”，要求安南“还其所侵之地”。安南国王陈日熴终于被说服，馈赠黄金两链，白银两链，檀香、沉香、笼香各两袋，作为饯行之礼物。然而陈诚丝毫不取，于次日即将礼品全部退还，表明“士君子之处己也，当清如冰玉，不磷不淄，则庶几无愧于古人矣”，陈日熴为此修表，赞颂陈诚的清高节操。其后不久，安南陈朝被权臣黎季犛（即胡季犛）所篡，建立胡朝。明廷起兵南下征讨，将之消灭（时在1407年）。据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当时明廷遍求陈氏子孙，欲立为国王，安南官吏耆老说已被胡季犛所“灭尽，无可继承陈后”，并向明廷提出“安南国本交州，愿复古郡县，与民更新”。永乐六年（1408），明成祖颁下《平安南诏》，声称为了回应安南官吏耆老的请求，将当地改名“交址”进行直接统治，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三司”，采取移风易俗及推行儒学教化的政策，越南史书上也称明朝前期为“第四次北属时期”，也可见明朝的疆域和对外影响。
次年（公元1397年）四月，陈诚返回南京，向朝廷呈交了《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七件。这七件地界辩明书，是明代中越关系的重要文献史料。多年后，国子司业吴溥撰《送广东参政陈公子鲁还庐陵诗序》，赞曰：“获睹公安南二书，皆高古简要，读之令人慨然，思欲竭力与相驱驰，而有不可得者”，歌颂陈诚的拳拳爱国之心与深刻洞解。
此后，陈诚相继任广东承宣布政司左参议、吏部验封司主事、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其间还被征调入文渊阁，参加《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
本为燕王的朱棣经过四年战争从北平打到南京，夺了侄儿的皇位，并未寻见建文帝朱允文的尸体，满世界都传言他偷偷逃离了南京。朱棣一时难以平息谣言，加上以株连满门的方式杀方孝孺等极具声望的人，伤害了文人士子之心，纷纷对建文帝抱有同情。朱棣为了扭转舆论焦点和探访朱允文及其党羽，急急忙忙地展开了轰轰烈烈地下西洋事业。同时，他自己还主持了北征蒙古余部的大业。多年来，关于下西洋的起因，一直众说纷纭。从《明史·郑和传》劈头一句就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其次“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是最为“官方”的说法，已经很明白，最初就是为了搜索建文帝下落，而次要原因和第一个原因是有关联的。当时明朝在海外已经颇有影响，如果建文帝朱允文从海外招募兵马反攻，而天下人大都同情朱允文，而朱棣能够夺位是依靠发动奇袭攻入南京的，若真正拼实力，他未必能够胜出。因此，若朱允文真在海外揭竿而起，回师中原，必然会有一番苦战，这是他心中大患。所谓“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就顺理成章，对外昭示他朱棣已经稳坐天子，朱允文已经不再是中国之主，告诫各地番邦不要轻举妄动。这确实就是下西洋的最初目的，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朱允文似乎确实彻底“人间蒸发”，而许多海外国家都对明朝有了好感，巡洋海外的初衷又发生了改变，交好各邦，互相贸易，打击海盗，弘扬中华声望似乎又成了主要目的，像打败位于旧港（今天印尼苏曼答腊岛巨港）的华人海盗陈祖义，后来明朝在此设旧港宣慰司（其官员为宣慰使，首位宣慰使为旧港巨贾施进卿，这一职司是南洋地区最高行政机构，可以处理涉及东南亚海洋国家的事务），又在满剌加国设立明朝的中转站，还负责调解满剌加和暹罗国的纠纷等等，无不彰显明朝已经成为维系亚洲安危的核心力量。
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西域哈烈国（在今阿富汗西部赫拉特）和撒马儿罕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帖木儿帝国）在与大明缓和了之前僵化的关系后，遣使抵达京师（此京师为北京，朱棣夺位后只有前几年在南京，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已经有迁都之意。永乐四年开始修建宫殿，三年后他便长期在北京居住，留太子在南京镇守，直到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朝贡，贡品包括狮子、西牛（犀牛）、西马、文豹等。朱棣大喜，遂于两国使团回国后，再次派遣陈诚，与中宫李达、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兰伯等同僚一行回访，答谢并处理朝廷与西域诸国的睦邻友好条约和通商互市协定。陈诚一行于该年八月初一从北京出发，经涿州、真定（今河北正定），在平阳（今山西临汾）渡黄河至陕西华山，抵长安；又经咸阳、泾川（今甘肃泾川）、兰州，穿过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自玉门进入西域。进入西域后的首站为哈密，一行人后面又依次访问了鲁陈城、火州、盐泽城、崖儿城、土鲁番、于阗、别什八里、养夷、渴石、卜花儿、达什干、赛兰城、沙鲁海牙、迭失迷城、撒马儿罕、晗烈（终点），共十七国。历时三载，行程三万里。永乐十三年（1415年）冬，返回北京，并向朝廷呈送了《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狮子赋》。
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一年多长途跋涉，终于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一路上，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王，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哈烈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就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遗留下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回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再其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此后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彻底失势。
《西域行程记》为陈诚西使的日程记录，总共有五千字左右，按日记载了万里行程兼及沿途风物、地貌、气候、住地等。他由哈密抵吐鲁番，径直向西入天山到巩乃斯，渡伊犁河，绕过热海（今伊塞克湖）南下到哈烈。另外《西域番国志》八千字，分地记载西域诸国十八处城镇，依次为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八剌黑、迭里迷、沙鹿海牙、塞蓝、达什干、卜花儿、渴石、养夷、别失八里、土尔番、崖儿城、盐泽城、火州、鲁陈城、哈密。按其地理方位，大体是由西向东，与《行程记》成逆向排列，即行程道里取西行历程，山川风物则以东归次序记录。这是整个明代亲历西域的唯一文献，载入《明实录》，明朝修《明一统志》，清朝修《明史·西域传》也多所采用。对东西交通史和中亚文化史的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明史》不为陈诚立传，但正如史学家谢国桢所说：“世徒知郑和之乘槎南洋，而不知陈诚之奉使西域，其功不减于和。”随后，哈烈、撒马儿罕、别什八里、失刺思、俺的干、俺都淮、吐鲁番、火州、柳城和哈实哈儿等地，为了表示对明朝的忠诚，正式派出了庞大的使团来中原通商互市，其中哈烈、撒马儿罕、别什八里三个邦国的使团，各自多达三百人。明王朝则回赠玺书、文绮、彩币、布吊、瓷器、茶叶等，以示安抚和亲善，足以显现陈诚出使带来的巨大影响。
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哈烈、撒马儿罕等地又派使臣来京朝贡。朱棣仍派陈诚（此时已升任吏部郎中）和中官鲁安往西域回报。使命完成，一行人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四月十一日返回北京。之后，陈诚被擢升为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在永乐十六年三月时，陈诚的母亲罗氏去世，此时他还在返回的路上，朝延赐站夫、铺马，命其回乡治丧。八月初五日，陈诚抵达吉水，丧事毕即返回京师。十月初二日，朱棣又派他与另一位中官郭敬出使西域，再抵撒马儿罕、哈烈。使命完成，一行人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初一日返北京。&
最后一次出使，也正是明成祖朱棣最后一次出塞打击蒙古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当年五月，使团经陕西甘肃将出塞时（该年九月），忽闻朱棣驾崩的噩耗。太子朱高炽（仁宗）即皇帝位，他奉行“不务远略”的战略，践祚之初即“撤西洋取宝之船，停止龙江造船之役，并召还西域使臣还京”。陈诚等只得于十一月底回到了北京。因朝廷对外路线的调整，陈诚只得被放回原籍听候使用。于是他携家回到了故里，开始了撰写诗文与躬耕陇亩并行的归隐生活，撰有《居休诗》四十六首，《历官事迹》一册，以及《新居上梁文》、《题萧谆公思本堂记》等杂文。
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时任宰相杨士奇在《奈园记》中赞颂了陈诚的外交伟业：“君三出玉关，毫无染指”，对于“象犀珠玉，视若瓦砾”，“居官素以清慎勤著闻，乃膺是选，益厉清操，一介不受”，“君子真不愧天朝之使臣也。”陈诚回乡居住了三十三年，直到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后的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再奉旨回京，升光禄寺右通政。次年九月十七日（公元日）卒于官邸，享年94岁，可谓高寿。灵柩被扶回乡，葬于吉水。
& 陈诚眼中的新疆
除了《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两部人文、地理方面的重要著作外，作为文人出身的陈诚在漫长的旅行途中，也对塞外风情有过文学描写，那就是古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歌。他对西域风貌的描述主要却集中在今天的新疆范围，也是很有一些时代特色，汇总一下，他的笔下写过有哈密、吐鲁番火焰山，古柳中城（在今鄯善县鲁克沁镇），高昌、古交河城，多数诗歌都是抒发怀古幽情，而且参照当时的实景描写，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哈密火州城》
高昌旧治周氏西，城郭萧条市肆稀。
遗迹尚存唐制度，居人争都汉官仪。
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石碑。
征马不知风土异，隔花犹自向人嘶。
《土尔番城》
路出榆关几十程，诏书今到土番城。
九重雨露沾夷狄，一统山河属大明。
天上遥瞻黄道日，人问近识少微星。
姓名不勒阴山石，愿积微勋照丹青。
&&《过打班》
打班，即“达坂“，指新疆高山的险坡面。
西日衔山胡地冷，南山极目故乡遥。
书生不惮驱驰苦，愿效微劳答圣朝。
&《流沙河》
桃李花开日载阳，流沙河浅水如汤。
无端昨夜西风急，尽卷波涛上小冈。
&《哈密城》
此地何由见此城？伊州哈密竟谁名？
荒村漠漠连天阔，众木欣欣向日荣。
《火焰山》
一片青烟一片红，炎炎气焰欲烧空。
春光未半浑如夏，谁道西方有祝融。
《鲁陈城》鲁陈城即古柳中城
楚水秦川过几重，柳中城里遇春风。
花凝红杏胭脂浅，酒压葡萄琥珀浓。
古塞老山晴见雪，孤村僧舍暮闻钟。
羌酋举道遵声教，万国车书一大同。
《崖儿城》崖儿城即交河故城
沙河二水自交流，天设危城水上头。
断壁悬崖多险要，荒台废址几春秋。
羌儿走马应辞苦，胡女逢人不解羞。
使节直穷西域支，岸花堤草莫相留。
& 明朝安定西域的背景：帖木儿东征
陈诚对西域的经营主要是针对帖木儿帝国和一些当地小邦。正如本文开头涉及，如果不明了明朝初年的国际背景，也就看不到明朝对外邦交的真实价值，也无法客观评价明朝的历史成就。因为，明朝被后世所忽略和歪曲，这一印象至今没有消除。
从中亚原西察合台汗国地盘上崛起的帖木儿帝国，在西域的版图上几乎是蒙古元朝以后的又一大奇迹，只不过帖木儿死后，他的子孙没能再有成吉思汗家族那么多优秀人才，这一大国很快衰落。从亚洲来说，中国从隋唐以来，一直是东亚秩序的中心，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哪方面，都是其他各国的楷模和崇拜的对象。尽管从内心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一直渴望达到甚至超越中国，但直到明朝结束，日本虽然已经有崛起和打破这一秩序的苗头，可还没能超越中国，它还要等上近200年才真正登上世界舞台。而明朝初年的西亚，原本位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一直与西方世界争夺欧洲南部，和西班牙、法国、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打得不亦乐乎，奥斯曼的骑兵被公认为横扫欧洲最精锐的部队了。没想到会从背后杀出一个帖木儿来，安卡拉大捷，让奥斯曼帝国一夜间灰飞烟灭。而在历史上，中亚从来是东亚和西亚争夺的地盘，中国强大时处于中国的管辖，西亚强大时则处于西亚的统治。虽然这统治都不能说特别有效，但毕竟有一定倾向性，而实际上归于中国的时间和文化认同要长久的多。整个中亚，也就一个帖木儿，建立了唯一一个真正统一了中亚，并且影响世界的帝国，几千年来至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帖木儿能够成功，历史机遇可能很重要，一个世纪前的蒙古大军已经衰落，金帐汗国、伊儿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分崩离析，帖木儿勉强将他们重组，大部分都被其控制，他的军队基本再现了蒙古大军的声威。帖木儿本人虽然不是地道的蒙古人，但他毕竟是中亚突厥化的蒙古后裔。他内心里一直想要完成的最终梦想是进一步打败东方新近崛起的大明王朝，摆脱中亚千年来的从属地位。因为，就在帖木儿建立帝国的初期，他仍然多次向明太祖朱元璋表示承认明朝是宗主。第一次是洪武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二十五年兼贡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剌各二匹及镔铁刀剑、甲胄诸物。洪武二十年，陕西和甘肃才刚刚纳入明帝国的版图，“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帖木儿是西域第一个承认明朝，并派使团来纳贡的国君，因此朱元璋其实对他非常有好感。几年后，帖木儿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函：“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儿贡马二百。其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福，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永永无极。”表文的言辞可以说是阿谀奉承，显然是别有用心，经过几年派遣入贡使团刺探情报，对明朝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当明朝回访的使团到达撒马儿罕后，帖木儿扣押了使臣傅安，断绝了朝贡，将傅安带去周游一遍，这时明朝人才看清他们遇到一个不亚于蒙古的强大对手。这时，帖木儿已经有要出征明朝的意思，只不过刚好传来他的孙子皮尔·穆罕默德在印度河战败的消息，他又急急忙忙去征讨印度。之后，传来朱元璋驾崩，朱允文和朱棣自相残杀的消息，他已经认为，自朱元璋屠杀功臣宿将以来，明朝很难再有优秀的统帅，在致巴耶西德的信中，帖木儿表示了他要恢复成吉思汗帝国全部疆土的野心。几乎与安卡拉会战同时，朱棣的攻破南京，朱允炆失踪。消息传到西方，帖木儿决定放过手下败将土耳其和埃及，迅速回师中亚，趁着明朝喘息未定进行他的远征。只有征服蒙古本土和整个中国，他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全蒙古的大汗。
永乐二年（1404年），已经67岁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儿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二十万发动对明王朝的“东征”，经过多年的准备，其实帖木儿已经有比较周详的计划，他备了一张详尽的军用地图，按照他自己挑选的线路，在地图上面标有所有重要的水源，但对于庞大的军队来说还是困难。因此帖木儿决定：自己这20万精兵作为东征主力，再用一部分士兵沿路屯田，此后从中亚逐年调援兵。兵力对他而言不是问题，他在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等地的征战都出动30-50万。何况“元时回回遍天下”，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地的穆斯林和蒙古人都是潜在的兵源。
为了防止机密泄漏，1404年冬天，所有外国人都被勒令离开撒马儿罕，他的进军计划：初期夺取蒙古斯坦，等待援军，再图攻明；中策，占领蒙古斯坦，直入河西走廊，夺取关中地区，先巩固陕甘宁，再等援军，徐图中原；急策，若北元和蒙古斯坦积极配合，明军又不堪一击，就沿黄河长驱东进，截断大运河，与北元围攻北京城。黄河流域已定，再图江淮，因为那里河流纵横，不适合他的重骑兵运动。要找个中国青年（最好是穆斯林），宣传他是出逃的朱允炆，立他为中国皇帝（当然是傀儡），与朱棣对抗。此外，还要积极策反明军中的蒙古族、回族、知识分子（他们普遍对朱棣不满）这三类人。
帖木儿的前锋部队，也就是从塔什干出发的右路军在公元1405年新年翻越天山，1月6日推进至伊犁河。当日地球、土星、水星连珠，巫师占曰不利兵主，帖木儿心情大坏。但他还是渡过锡尔河，并命令右路军总司令、他的皇孙哈里·苏丹加紧进军，务必在三月初拿下蒙古斯坦，而自己则暂时留在讹打剌。哈里·苏丹不负众望，于2月下旬推进至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此处离明朝西部边界重镇哈密卫还剩大约400公里。
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先前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日夜备战”，宋晟是朱元璋开国时的老将，曾在江西、广西等地作战，后来“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朱棣对他也极为信任，“进后军左都督，拜平羌将军……专任以边事，所奏请辄报可。”不过，可能宋晟当时年老，多次请求回南京，朱棣都不同意，直到他在1407年病逝。回顾朱棣起兵之日，良臣猛将尚多，但此时张玉、王真、陈亨、张武、谭渊等大将均已死，邱福、刘才、陈珪、郑亨、孟善、火真诸将皆为一勇之夫，“或从起籓封，或率先归附，皆偏裨列校，非有勇略智计称大将材也。”（邱福本来被寄予厚望，但他后来北征时指挥失误，在蒙古全军覆没，朱棣震怒，从此以为“诸将无足任者，决计亲征。”）能独当一面者，惟朱能一人（他于1406年病死在征安南的路上）；以谋略著称者，也独姚广孝一人。降将中，平安、何福、顾成虽号称宿将，但都难堪重任，盛庸、耿炳文则早已自杀，李景隆被软禁在家。
同时，还有其他问题：一是信息不灵，对帖木儿来袭缺乏准备；二是内部潜在叛徒颇多。据《明史·西域火州传》记载：“永乐四年五月，命鸿胪丞刘帖木儿护别失八里使者归，因赍彩币赐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贡玉璞方物。使臣言，回回行贾京师者，甘、凉军士多私送出境，泄漏边务。帝命御史往按，且敕总兵官宋晟严束之。”甘、凉军士中回族、蒙古族多，他们既能“泄漏边务”，当然更会在战场上临阵倒戈。但是，历史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年冬天，帖木儿在讹打剌驻军休整时（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市）时突然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说来有一些不可思议，但也有一些迹象可寻。当时的穆斯林不像现代充满禁忌，自从到达讹打剌以来，帖木儿就一直在痛饮。不仅是葡萄酒，他还喝阿拉克烧酒——中东和远东地区的一种烈性酒精饮料，通常从发酵的棕榈汁，大米或糖蜜中提取。当时他已经67岁，2月11日当晚，阿拉克烧酒突然把他的体温烧起来了，而且越烧越高。中亚、西亚最优秀的医生为他诊治，却束手无策。2月18日，帖木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过去还有1月19日和2月15日两种说法），据说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向敌人示弱！拿紧你们的……剑！”宏伟的东征计划，也就这样随着他的死亡一道烟消云散。
& 明朝的边疆稳定与对外形势演变
有了帖木儿东征的阴影，明朝自然不会像后人所想象那样轻视西域。至少明成祖朱棣这种一生戎马，自负雄才的人，在打击蒙古各部同时，也将稳定西域看作同等重要的大事。当年汉武帝经略漠北，就是同时沟通西域，断匈奴右臂，这一伟大战略在明成祖之时，宛如历史再现！虽然朱棣本人对汉武帝经略西域的评价不同，他口口声声要“以和为贵”，但明朝的边疆危机甚至比汉朝要大，蒙古元朝曾经几乎占据整个亚洲，声威远超当年的匈奴。所以，为了防止帖木儿帝国和蒙古余部结合，再次卷土重来，陈诚沟通西域安抚各邦的重要意义自然非同一般，所取得的成就也应当引起后人足够敬仰和重视。同时，郑和的船队从海路出发，稳定南洋后继续向西洋深入，使更多国家归心明朝，在600年前的明朝，当时官方的“一带一路”已经空前成功。
其实，从南宋和元朝开始，中国航海已经颇具规模，与亚洲各地的联系已经十分密切。当时帖木儿帝国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控制同过去穆斯林国家一样，设立傀儡，承认宗主，早些年有塞尔柱、花剌子模，之前有奥斯曼等，也算是一种羁縻策略。因此，明朝也一样结交、拉拢，让众多小国与明朝交好，改变了态度。当然，全凭外交并不是完全行得通，也在于这一时机对明朝有利。帖木儿突然暴毙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王位相互激战（几乎上演了老四朱棣和皇侄朱允文夺位的翻版）。此时，明朝挺进西域自然十分顺利，永乐四年（1406年）设立哈密卫，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西域东部（主要在今天新疆境内）各小国的主权。帖木儿帝国内耗巨大，便开始修复与明朝关系，继承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被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愿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已十多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六年（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出使，带去亲笔书信，竟然摇身一变扮演宗主调解哈里和沙哈鲁的争位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为了稳定国内，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剌黑为其封地。次年，正式受明朝册封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宗主国”关系，终沙哈鲁一世，双方一直友好往来。甚至在后面陈诚出使帖木儿帝国返回明朝时，沙哈鲁往往都会亲自相送百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一细节在中方和西方史料都有记录。
今天很多人会认为，明朝的强大顶多就永乐时代，可事实上未必。而朱棣不过是为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明宣宗基本停止郑和下西洋和陈诚出使西域的对外交好政策，不过是因为看在消耗国力上面，不再那么频繁。实际明朝并没有阻止民间交往，当然，还包括对外交人才的发掘。例如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的团队中就有一个杨善，此人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出色的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了明英宗朱祁镇。
再者，郑和之后也不是没有下西洋之人。当年同郑和一起的洪保仍然以明朝官方使节身份出访过西洋。洪保和郑和、杨庆都是云南的回族（云南太保，即大理），据说他还比郑和大一岁，他在出使期间正式以穆斯林身份朝拜过天方，并从天方带回一张圣城麦加克尔白寺的图画。洪保之墓是2010年6月才在南京祖堂山（又名牛首山）发现的，虽然这墓葬中“尸骨无存”，让人有些怀疑，但出土了洪保寿藏铭，却提到不少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全名“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这款寿藏铭刻于宣德九年，当时洪保已经65岁左右。铭文中提到：“至宣德庚戌，升本监太监，充正使使海外，航海七度西洋。由占城至爪哇，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及柯枝古里，直抵西域之忽鲁谟斯阿丹等国。及闻海外有国曰天方，在数万余里，中国之人古未尝到，公返旆中途，乃遣军校谕之。至则远人骇其猝至，以亲属随公奉口口效贡”，这里说的“天方”应该并不是阿拉伯，因为郑和船队数次到达西亚，且郑和与马欢都前往天方朝觐过，不会不知道阿拉伯，“中国之人古未尝到”显然是说首次，“公返旆中途，乃遣军校谕之。至则远人骇其猝至，以亲属随公奉口口效贡”几句话很说明问题，阿拉伯天方人对中国人也并不陌生，对天方之地也不会“遣军校谕之”，“至则远人骇其猝至”更是奇怪表现，像是第一次见到明朝人。所以，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很可能这就是过去曾经争论的“明朝最先发现美洲”的证据。当然，这毕竟还是推测，至少洪保墓的发现，为郑和船队的研究更加推进一些。当年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这本轰动一时的著作中，也专门有“洪保的远航”（第3篇第6章），就提到是洪保的船队发现加勒比海地区然后继续向西航行，只不过他认为洪保还前往了南极和澳大利亚就比较玄乎了。
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返回是宣德八年，明宣宗总共在位十年，虽然他宣称不再下西洋，但其实明宣宗也算坚持了这一伟业。之后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当时只有九岁，但他心志却颇大。在三杨辅政的尾声，杨荣和杨溥于正统前期仍然在朝，洪保还是在正统六年至七年领导了一次下西洋，可能和先前一样结好各邦，开展贸易。不过回来后朝中反对声音较多，宦官王振在三杨去世后开始掌权，此时漠北危机显现，王振鼓噪明英宗继承先帝遗志主动从出击，稳定边疆，却酿成“土木之变”。而洪保等一批人都年老过世，之后再无力继续巡洋之举。
综合来看，整个明朝前期的对外策略一直是积极主动的，只是土木之变后，面对瓦剌鞑靼等蒙古部落的争夺，西北方面才开始收缩。然而在明朝中后期，对边疆地区的稳定举措也不见得弱小。例如明武宗朱厚照（照字应该有火字旁）后来被明世宗朱厚熜（《明实录》）和清朝官方（《明史》）刻意抹黑，其实明武宗对保卫北方边疆做出了一定贡献，他亲自领兵上阵杀敌，击退了来犯的五万鞑靼兵马，这是他重视边防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一些侧面，历来认为朱厚照在“改扩建”的豹房中荒淫嬉戏，这固然是事实，但后世刻意忽略他也把豹房当成办公场所和书房的一面。明武宗也算一个能保持上朝的皇帝，后来的明世宗在位更长久，可就不那么勤政了。明武宗还勤于批阅奏章，更重要的是他在豹房学习藏语和梵文，研究藏传佛教（当然也包括他喜好密法和房中术），频繁与西藏高僧交往，对维系西藏地区的管辖起到一定作用。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与佛教结合紧密，明武宗是明朝中期与西藏来往最重要的阶段。现在很多人会以为明朝对西藏的管理不如元朝和清朝，事实未必。从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不久，元朝曾经的宫廷大喇嘛喃加巴藏卜等就归降，并带领六十多人赴南京朝见了朱元璋。喃加巴藏卜被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两次向明朝举荐故元的藏族旧官一百多人，他们都受到封赏。1374年7月，明朝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使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后来又升朵甘、乌思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提升了管辖力度。永乐四年（1406）三月，明成祖派遣使者赍诏封乌思藏帕竹巴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玉印、诰命。以后帕竹政权的历任第悉都拥有阐化王的封号。同年，馆觉地方（今天昌都地区的贡觉县）的政教首领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遣使入贡，被永乐皇帝封为灌顶国师，并赐以诰命。第二年，宗巴斡派遣使者入朝谢封，又被明成祖封为护教王，并赐金印、诰命，仍享有国师称号。同时，止贡地方的噶举首领锁南藏卜派使者朝贡，成祖封锁南藏卜为灌顶国师，赐予衣服、钱币等优厚的赏赐。十一年，成祖又加封他为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并封其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赐以印诰，命其管理止贡地方。从朱棣及之后的几个皇帝，明朝封了许多藏僧为大国师、国师等，并赐给封诰和印章，明朝所封授的大国师、国师等职，不仅是一个名号，而且还有品级。一般大国师为秩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他们在京师还给以俸禄，所以当时留居北京的藏僧很多，足以显示明朝对西藏的管理。
明英宗即位时，为节约开支，曾下令减少在京居留的藏僧。据统计，当时官府认为仅京师寺院应当减去的即达1100多人。但明英宗掌政后仍然大量封授藏僧，因此在宪宗成化、孝宗弘治和武宗正德年间一步步到达高峰。不仅如此，明武宗还封自己为大庆法王，自已给自己颁发了一枚“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的金印。正德十年（1515）明武宗派太监刘允到西藏赍送番供等物，迎请“活佛”，虽然这是一次耗费人力财力的扰民举动，但再次证明明朝对西藏地区的重视和关系密切。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个闪耀着个性光芒的皇帝，他不止是对藏传佛教热衷，还有一些细节表明他对回教同样如此，甚至有少数学者推断他恐怕也信奉回教。波斯语文献《中国纪行》有三章谈到明代有一位皇帝信仰了伊斯兰教，根据描述推测，说的就是明武宗。历史上也显示他在豹房中搜集来自西域的异族美女甚多。而且，有正德年间的瓷器底纹写有“大明皇帝即苏莱曼国王御制”的字样（文字为波斯文，意译大概如此）。明朝从永乐年间沟通西洋后，有过不少的回回文瓷器流通海外，随着下西洋衰微，正德年间忽然又涌现了一股高峰，跟着嘉靖皇帝推崇道教后又衰落。虽然不能确定明武宗真的信奉了回教，但他确实爱好广泛，对异域文化十分热衷，在明代皇帝中是极难得的人物。
之后，明世宗嘉靖后期，明朝出兵收复缅甸，设立木邦宣慰司，统领缅甸北部。鞑靼俺答汗强大时，虽然与明朝有过摩擦，但最终还是能接受明朝册封顺义王，西部的通道和贸易依旧繁荣。另外，从嘉靖到万历年间，东部倭乱加剧。伴随海禁取消，民间海上贸易十分踊跃，但也导致海盗为患加剧。从弘治、正德两朝，日本入贡和贸易每次团队都达百人以上，后来才缩减到五十人上下。嘉靖时期还发生过日本入明朝争贡事件，这是由于日本国内细川氏和大内氏在“应仁之乱”后明争暗斗的关系。当时足利家的统治跌落到谷底，细川氏和大内氏原本一起排挤将军，为了扩大他们的影响，都希望得到明朝的认可，两家都组团出使明朝（足见明朝一直保持地位），当时那次明武宗十分大度，认为如果是因为来了两家破坏规矩而将他们治罪会让日本人失望，明朝发放的堪合先在细川氏手中，后来到了大内氏手中。细川氏仍然不服，在得知大内氏要出使时，也继续组团，于嘉靖二年再次来到了明州港口，驿馆本都给予接待，然后商议如何处置，但两家使团因为入贡席位爆发了武斗，从明州骚扰到了绍兴、姚江等地，还伤亡许多明朝官兵和百姓，这就是“争贡事件”。虽然这是一次外国人扰乱地方治安事件，但也看到赢得明朝贡使身份，提升日本藩主自身在国内的地位，具有怎样的诱惑力，这也是明朝国际影响力的一种体现。当日本进入战国时期后，随着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天下布武”，统一日本，丰臣秀吉是第一个敢于挑战明朝国际地位的人物。他觊觎明朝在亚洲的影响力，眼红“唐国”（在日本史籍中，丰臣秀吉仍然称明朝为“唐国”）近千年来一直是亚洲秩序的维系者，是整个东方的霸主。同时，他也为了转移国内各藩主的不服，两次出兵朝鲜的根本目的，就是想要打败明朝，取代明朝的地位。尽管明朝到万历时已经在衰落，但此时日本仍然没能撼动明朝的大国地位。
200多年来，明朝也和所有的王朝帝国一样，自有其兴盛和衰亡的规律。但明朝还不是清朝那样的所谓封建时代晚期的没落景象。今天很多人都知道，在明朝后期，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赶超中国的迹象。总的来说，明朝依然是多方面领先世界的，如同明朝在今天所谓“一带一路”的经营上，一直维系了中国的繁荣昌盛，甚至在外邦异族的口碑，实在要好过元朝和清朝不少。这种气度，却是明朝继承元朝积极对外的世界眼光的一种延续，今天一些人会认为明朝对外策略是收缩的，封闭的，可能在后期而言是因为财政弊端丛生而迫不得已。后来面对倭寇再到崛起的满清，尽管他们的人数和力量并不多，但明朝却显得疲于奔命，实际就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旧式经济模式已经难以应付军队的招募和运转。即便如此，万历后期仍然凭借艰难处境，两次帮助朝鲜打败不可一世的丰臣秀吉远征军。可以说，除了李舜臣在鸣梁海峡一战是他们自己打的，扰乱了日军的许多辎重，其他所有的战斗都主要是明朝陆军和水军为主（韩国电影《鸣梁》就只突出李舜臣，尽量不让出现明朝军队，原因就是朝鲜自己主打的也就一个鸣梁之战，其他战役都回避不了明军才是主力），平壤、开城、王京（首尔）都是明朝帮他们收复的，伤亡不算小（李如松在碧蹄馆中了伏击，险些丧命；第二次抗倭最后的露梁决战老将邓子龙和李舜臣都战死），但也显示明朝的军事力量。尽管日军装备了不少火枪，但明军的飞震天雷落地炸裂后,以三角碎铁杀伤人马，壬辰倭乱时期，由火炮匠李长孙发明，相当于问世最早的开花弹，日军可是吃足了苦头，他们的洋枪在野外对阵中根本不是大明火炮的对手，当明军围城时，前来救援的日军也在远处被明炮密集的炮声惊吓，几番不战而退。而且明朝火炮的炮口可以抬高降低，也可以左右转动，并且是后装炮，同时期的西方火炮也没有这么灵活（再想想鸦片战争时期清军那些笨拙的大炮吧）。第一次抗倭其实主要是陆军帮助朝鲜收复疆土，第二次就海战为主了。明代海战有第一颗触发水雷，在万历援朝时期，明朝水军就使用“水底雷”一举击沉日本一艘大型战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水雷取得实际战果，比日俄战争()中的水雷战早了近3个世纪。
另外，明朝水军在16世纪发明的“火龙出水”是一种用于水战的两级火箭。“火龙”的龙身由约1.6米长的薄竹筒制成，前边装一个木制龙头，后边装一个木制龙尾。龙体内装有火箭数枚，引线从龙头下的孔中引出。龙身下前后共装4个火箭筒。前后两组火箭引线扭结在一起。前面火箭药筒底部和龙头引出的引线相连。发射时，先点燃龙身下部的4个火药筒，推动火龙向前飞行。火药筒烧完后，龙身内的神机火箭点燃飞出，射向敌人。这种火箭已经应用了火箭并联(4个火药筒)、串联(两级火箭接力)原理。它用于水战时，可在水面上飞行数公里远。当飞向敌舰时从龙嘴发射火箭直接攻击对方舰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从战舰上发射的大型远程火箭武器。明朝海军也因此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支装备和使用反舰火箭的海军。&
在所谓万历三大征后，明朝军队导致的财政危机就彻底变成烂摊子，再加上饥荒和征税所引发的国内民众起义，整个明朝迅速衰落。但这不表示真的没钱了，实际上从皇帝到亲王勋贵还是很富裕的，可就没人肯拿钱出来保住“朱家”天下，即便明朝灭亡了，在周边小国依然深得人心，首先李氏朝鲜一直对明朝十分怀念，在《李朝实录》中对明朝的评价远好过清朝；永历帝逃亡缅甸时也被国王莽达收留款待，只不过后来吴三桂带着清兵武力威胁，缅甸国中出了想当国王的叛徒（莽达的弟弟莽白）而发生咒水之变。起初吴三桂为了平息民愤，还想显示宽宏大度给永历帝好吃好穿好住，即便永历帝被关押，仪态举止却十分端庄，连送饭的清兵见了都称赞：“这才是天子”。吴三桂害怕生变，因为传言滇川等地有明朝余党想要劫走永历帝前往陕西，所以等不到押往北京就在云南杀了永历帝。
清朝前期号称武功鼎盛，但面对各方形势又有不同，西北与漠北在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强大下，与清朝前前后后对抗了一百余年（笔者有专文《西域谜团：准噶尔之乱与噶尔丹》论述），清朝的西北边疆根本不稳固，等到乾隆平定了准噶尔设立伊犁将军后才初步控制了新疆，包括行使对中亚的羁縻，当时布鲁特（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安集延（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等地还都算臣服清朝，但几十年后，浩罕国危机和和卓家族问题再发，很快酝酿出更大的动荡，直到左宗棠、刘锦棠收复新疆设立行省，如前所说，实际同时仍然也有回王等土司制度存在，西北边疆很难说被有效的控制。加上清朝后期的国际因素变得十分复杂，北方沙俄和南方从印度而来的英国对中亚的争夺也导致中国西北边境长期不稳定的重要背景。而西藏方面，虽然雍正年间有了驻藏大臣，官府希望加强管理，但也与册封制度并存，实际也更加依赖达赖、班禅等活佛对当地管理，驻藏大臣基本就是代表官府和僧侣的“中间联络人”而已。清朝在前期强大时尚且如此，道光年间后，国际国内就完全沦为不同景象了。古代中国就再无什么国际影响力可言，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后期，不过200年左右，华夏祖宗的脸很快就被丢光了。
& 本文参考资料
& &《明史》 &南炳文
&汤纲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细说明朝》 &黎东方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 &顾诚
光明日报出版社
& & 《南明史》 &
&顾诚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
&张文德 &中华书局
& &《朱元璋传》 & 吴晗
&百花文艺出版社
& &《明成祖传》 & 晁中辰
& &人民出版社
& & 《明世宗传》 &卜键
&人民出版社&
& &《中国古代史论丛》
&岳麓书社&
&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 元明卷》
新疆人民出版社
& &《中世纪的中日关系》
&汪向荣 汪浩 &中国青年出版社
& & 《日本通史》 & 冯玮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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