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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要闻
上海交大有位80后辅导员顾希
“顾导”能够当面叫得出一千个学生名字
& 01：01－要闻 &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 作者：徐瑞哲
　　本报记者&徐瑞哲&&&&班主任叫得出全班学生名字，不难；年级组长叫得出全年级学生名字，有点难；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位80后辅导员，能当面叫出自己带教院系内约1000个大学生的名字。&&&&从读大四时的兼职辅导员算起，被学生叫做“顾导”的顾希，8年来仅与学生单独谈心就超过5000人次。忙新生入学，得病危通知&&&&顾希，看上去像江南书生，其实是个东北汉子。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他都就读于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2004年大四时干起兼职辅导员，硕士毕业后正式留校任辅导员。&&&&2009年新生入学时，正值甲流肆虐，迎新令他片刻不得放松。一场小雨淋后，他连续7天高烧不退，经诊断为重症肺炎，一纸病危通知让妻子、父母和岳父母泣不成声。在重症监护病房的25个日日夜夜，看着病友们入院、出院或离世，他感受着生命的流逝，却不希望他人为自己的病痛再付出。每天都有学生来看他，他总是笑着说“没事的，会好的”，并让学生把水果带回去分给大家吃。学校“思政办”的同事说，“顾导”在病床上还牵挂着400多名学生奖助学金评审的事。幸运的是，爱与坚强助他重获新生，再次回到辅导员岗位。&&&&在辅导员这班岗上，他经历的离别不止这次。&（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作为学院世博志愿者工作负责人，“顾导”承担全院五六百名志愿者的报名、选拔、培训、管理等任务，担当世博会D、E片区轮值主管，日日奔波于37个服务岗点，与数百名志愿者同进同出，天天到凌晨1点半才能休息。正在此时，远在辽宁的家中传来老父癌症晚期的噩耗。自古忠孝难两全，他毅然选择坚守在世博志愿岗上。世博会一闭幕，他便乘坐当晚飞机匆匆赶回，在病床前陪伴父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12天。好集体不让一个学生掉队&&&&顾希说，他最骄傲的不是那尊“上海市辅导员年度人物”奖杯，而是他的学生就业质量全校第一，大多选择国家重点行业，所带本科生党员比例超40%，所带研究生党员比例超80%，所带班级涌现出上海市先进集体，还有一人获评全国三好学生。&&&&再好的集体，也难免有人落后，可“顾导”说“一个都不放弃”。学生小韩来自河北一个农民家庭，大学里沉迷网络游戏，成绩一落千丈。进入大二，“顾导”建议他参军入伍，锻炼个人意志品质，回来继续学习深造。他与小韩父母多次联系，打消了他们的顾虑。那年11月，已经通过两次参军体检的小韩即将在次日参加第三次体检，可他一整天手机关机，同学们都联系不上。“顾导”急了，带着学生在教室、寝室、食堂、图书馆找了个遍，都不见其身影。&&&&“如果不参加这次体检，小韩将失去这次参军机会，等待他的也许是退学警告甚至退学。”在凌晨2点半的嗖嗖寒风中，顾希和小韩2名室友在校外网吧挨个搜寻，终于找到小韩，带回寝室休息。最终，小韩成功入伍，并在部队入党。次年春节，“顾导”意外接到小韩从部队打来的问候电话，感动得几乎流泪。&&&&顾希带教期间，携笔从戎的学生有3名。小梁曾与小韩一样沉溺网游，降级后转入顾希带教的年级。小梁入伍2个月后，给“顾导”写信：“顾导，收到你的信我很激动。没想到我到了部队，你还继续关注着我，说实话，感到很温暖……”带好头，献血军训各八次&&&&“只有自己奉献他人，才能带动他人奉献。”在顾希看来，希望学生做到的，必须自己先做到。&&&&他带头参与无偿献血，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从读本科算起，过去10年他已8次参加义务献血，荣获“上海市无偿献血纪念奖”。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所带学生李鲁已通过骨髓库比对，与一名5岁的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成为全市第205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辅导员带一届学生，通常三四年一个周期，哪会年年军训？可这10年来，“顾导”放弃了8次暑期休假机会，在暑假军训中穿上橄榄绿，8年来担任过班长、副指导员、指导员、营参谋、副营长、副教导员等等。抗击非典那年军训，由于部队无法到校组织训练，“顾副指导员”每天督促学生测体温、日常训练及晚点名。&&&&2005年9月起，顾希担任学生楼栋的生活指导教师。同吃同住，每晚巡楼，朝夕相处，促膝谈心。这几年来，生病学生喝过“顾导”煮的鸡汤，困难学生收过“顾导”给的衣物，失恋学生听过“顾导”劝导……&&&&2007级毕业生欢送宴上，当《朋友》之歌响起，学生代表将一本有全体同学照片的纪念册送到“顾导”手中。当时，顾希难掩泪水，连歌词都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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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皇甫平”笔名解密--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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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经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的执笔人之一周瑞金近日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解释“皇甫平”的真实含义--用自己家乡闽南话的念法，当然更是作者本人的愿望，含有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之意。河北新闻网转载文章时说，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
周瑞金：“皇甫平”笔名解密--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曾经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的执笔人之一周瑞金近日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解释“皇甫平”的真实含义--用自己家乡闽南话的念法，当然更是作者本人的愿望，含有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之意。河北新闻网转载文章时说，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针对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周瑞金的文章说，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培养了我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皇甫平评论的背景并不复杂。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小平同志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 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原话。　　“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大家知道，此前几年，东欧发生剧变。国内有些人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这就要对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 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很高，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是背着当时党校校长办的，还不让上海的领导参加。他们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要下发反和平演变的座谈纪要。这些都遭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拒绝和抵制。而他们当时讨论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当时中国严峻的政治局面。舆论界的暗喻也出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总之那个年头，一些报纸上的此类文字，屡见不鲜。　　日至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小平同志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地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这实际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小平同志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在酝酿时，我们曾打算写五篇，第五篇拟展开论述第三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于是把这篇文章的写作给搁下了。　　连遭“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数几个进行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1991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　　记得当时有一位理论界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并转达他的意见，说我如果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是我作了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知道这是“战场喊话”了，当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有些纳闷：“皇甫平”文章提倡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便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该作者：除非把这句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就发到其他报刊上了。　　这还只是“投石问路”，不久，才真的找上门来了。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同志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为。于是，市委领导交代我随机应变对付他。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装糊涂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第三篇文章还是报社一位老作者写的，我们做了修改发表的。听我这么一说，他说那我们误会了，便交代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做做工作，不再批评你们了。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社长大人来上海的行踪十分诡秘，连他的助手、秘书都不知道，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他的下落。　　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总书记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摘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后来，这位社长离开了报社。　　当然，这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上海成为交锋的战场。　　出现大转机　　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当时，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开始，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挞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当时最积极、最鲜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鲜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提议，我们只要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指示淡化处理。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序、事先没有送审提出了意见。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因此后来我们还是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刘吉同志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小平同志审阅。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我们坚持真理的坚定性。　　在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不转载为好。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　　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表明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观念。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前文已提到，9月1日，江泽民同志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中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却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但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严厉批评一家大报引用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的鲜明态度。　　小平同志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为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日，农历壬申年大年初一，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不久，中央和全国各地方报纸，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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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4万个人的名字
& 15：解放周末?博闻 &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 作者：陈之杂
巴拿马总统里卡多?马蒂内利?贝罗卡尔
　　陈之杂&&&&巴拿马总统里卡多?马蒂内利?贝罗卡尔从2009年7月上任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国家的护照不够精致，决定要对其进行一次大整改。&&&&2010年5月，里卡多下令重新设计护照的图案和颜色，并由其亲自审批。历时2个月，巴拿马国家护照管理局按总统的意思，设计并制作了几本护照样品，上交总统府。这几份色彩光鲜、做工精细的护照样品，很快博得了里卡多的赞赏，他要求护照管理局用最快的速度印制投用。&&&&转眼三个月过去了，10月3日这天，稍有点空闲的里卡多又把那几本护照样品从抽屉取出来欣赏，突然，他发现了护照上有一个非常细微的错误：巴拿马的国徽中有一个十字叉是铁锨和丁字镐，然而这些护照上所印的，却是铁锨和长柄方锤。&&&&国徽出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里卡多决定要为自己所犯的这个失误负责！他先是要求护照管理局立即更正，并用最快的速度赶制新护照，同时要求护照管理局统计出了这些护照的投用数量，竟然高达4万份！这意味着：由于总统的一个大意，已经有4万人拿着这些连国徽都出了差错的护照，在世界各地遭受着他人的耻笑……&&&&里卡多要求护照管理局用最快的速度把这4万个人的名字打印出来，他要在第二天发表电视讲话，向这4万个人道歉。&&&&10月4日晚上19点，里卡多准时走上演讲台，他先是介绍了道歉因由，然后拿起手中的稿子说：“这4万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曼格艾尔?阿马多加?雷亚罗、南塞?夫明格?雷?奥瓦卡迪亚、查洛慈?安东尼奥?马萨克、费德里科?博伊德、雷史巴?阿罗塞门纳?塔尔瓦、贝利萨里奥?波拉斯……”&&&&5分钟过去了，里卡多在念名字；10分钟过去了，里卡多还在念名字；半个小时过去了，里卡多依旧在念名字；60分钟过去了，他们的总统里卡多，还是在一个一个地念着那些名字。&&&&电视机前的巴拿马民众困惑了，难道总统真的要把这4万个名字全念完，那得要念多少时间？有不少人打电话给总统府和电视台询问这件事情，他们从工作人员那里得到这样的答复：以平均每个名字花3秒钟计算，总统要念完4万个名字最起码要花掉33个小时，加上中间可能有两次短暂的睡觉，再加上用来上厕所和吃饭的时间，这场电视道歉将会持续50个小时！&&&&用50个小时向4万个人道歉。所有人都震惊了！没有人再去计较总统究竟犯的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为了总统的身体，一定要阻止总统继续道歉下去！&&&&电视里，总统的道歉在继续，而连线的电话里，则不断传来老百姓们的呼声：“总统先生，我们已经谅解了你的失误，也体会到了你的苦心，你去休息吧！&”&&&&里卡多没有停止。&3个小时后，已经是夜里10点钟了，里卡多还继续在电视里一个一个地念着名字。他的电视道歉打动了整个巴拿马，甚至打动了身在国外的巴拿马人，他们纷纷从海外各地打越洋电话回国，劝总统停止道歉。&&&&里卡多这样回答他们：“如果连具体名字都不念，那还谈什么尊重与道歉呢？如果连一个道歉都无法具体地落实到一个人的身上，那还指望我为你们落实什么呢？如果我连为自己承担错误都做不到，谁还能指望我来为这个国家承担些什么呢？&”&&&&10点50分，在道歉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时候，有一位海外巴拿马人在电话里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对民众们的建议如此不在意，我们还能指望你今后能听取我们的什么建议呢？&”里卡多这才有所顾忌地抬起头来，对着与电话连线的麦克风问：“你们真的可以原谅我的这个过失？”电话连线那端的听众肯定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们原谅你！&”&&&&这一句话，让全国上下一片沸腾，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们不管总统能不能听见，纷纷大声喊道：“总统先生，我们原谅你！”直到这时，总统才停了下来，他向着镜头鞠了一个躬，说了一声“谢谢我可爱的巴拿马民众”，随后走下了讲台……&&&&（摘自《知识窗》，2010年第12期）
解放牛网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转载]中共领导人笔名的政治深意
近日，一个叫做“哲欣”的名字又被媒体挖出，引发很多人的兴趣。它正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的笔名。在习近平之前，中共领导人有笔名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从革命时代走过来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有数个甚至数十个笔名。尽管建国后，这些领导人已经很少用笔名发表文章，但笔名却作为“传统”保留了下来。
　　毛泽东：“二十八画生”是其最有特色的笔名
　　毛泽东字润之（一作润芝），众所周知。早年他撰写文章时，“泽东”、“润之”常作笔名，如《湘江评论》上的多篇文章就以“泽东”为笔名。“二十八画生”（因“毛泽东”三字共二十八画）是毛泽东最有特色的笔名。1915年他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写《征友启事》首先署用，与纵宇一郎（即罗章龙）互酬诗作及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皆署此名。20年代以后，毛写文章又常用“石山”、“子任”等笔名。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一篇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的文章，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这个子任不是别人，正是被“左”倾临时中央领导人排挤而不得志的毛泽东。
　　刘少奇：曾以字母“K·V”为笔名
　　刘少奇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又是党内杰出的理论家，他的化名多，笔名也多。“少奇”早年也作笔名用，如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斗争时。1928年改用“肇启”作笔名，1936年又用“陶尚行”、“莫文华”作笔名。此外还用过刘光明、刘作黄、刘祥、仲篪、尚陶、赵启、三敬等。因汉字用得太多太繁了，甚至想到用字母作笔名。1936年在北方局时，刘少奇曾撰《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就以“K·V”为笔名。
　　任弼时：“弼时”本就是笔名，还曾用过“避世”等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21年去苏联学习时改称今名，曾以“弼时”作笔名在《新青年》（季刊）、《无产青年》《中国青年》等刊上发表文章，并在《新青年》第四期上翻译列宁的《中国战争》。1924年后根据“弼时”的谐音，以“辟世”、“避世”、“闢世”为笔名在《中国青年》上撰写文章，同时又简化为“P·S”作笔名署用。
　　和平时期的领导人笔名，大多比较重视建设性意义。习近平的“哲欣”笔名的寓意大概是“浙江创新(普通话，‘新’、‘欣’同音)之意”。这一笔名的风格与革命时期的有着明显的区别，透露着浓重的改革进取之意。习近平以哲欣为笔名写的专栏最终在07年3月25日调任上海那一天戛然而止。
中共领导人的笔名曾经十分庞杂，如今渐少
　与早期领导人庞杂的笔名相比，建国后领导人们使用笔名发表文章的现象越来越少。在中共早期，几乎每个领导人都有多个笔名，比如毛泽东就曾使用“泽东”、“润之”、“二十八画生”、“石山”、等笔名。周恩来的笔名有“翔宇”、“飞飞”等，并创办专栏“飞飞漫笔”。而瞿秋白的笔名更是多得令人咋舌——这也跟他著作浩繁有关系。他的笔名中，有“巨缘、秋蕖、维它、双莫”等中文笔名，也有STR、Sma
Kin（“司马今”的英文译音）、Menin等英文笔名。
一般来说，由于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革命时期的中共领导人笔名大多比较注重斗争性和斗争的艺术。比如，五卅惨案发生后，《热血日报》创刊，瞿秋白和刘少奇一道领导了“三罢”斗争。瞿分别以“热”“血”“沸”“腾”“了”为笔名，寓意深远。
　　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中共领导人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常常要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取了化名，写文章时也有笔名。“洛甫”原名张闻天，“博古”原名秦邦宪。当年他们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都取个俄文名字。张闻天的俄文名字叫“伊思美洛夫”，后来的“洛甫”是“洛夫”的谐音。秦邦宪的俄文名字叫“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
　　从事地下工作或其他隐秘活动的中共领导人大都有化名，如1936年国统区流传一本小册子《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廉臣”，这个“廉臣”是陈云的化名。遵义会议后，陈云奉中央之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莫斯科化名“廉臣”写了此书。1935年瞿秋白的化名叫“林祺祥”。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在广西南宁领导革命时化名“邓斌”，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才改为邓小平。
　　人民日报“郑青原”系列评论，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公众对“郑青原”这一署名也十分好奇。
　　笔名在表达观点、引导舆论上有着自身的优势
　　写文章之所以要使用笔名，除了一些名家本身以笔名出名外，作者一般都不希望以真实姓名示人，一方面可以降低作者言论的风险，另一方面，掩饰作者身份能促进文章本身引起讨论。
　　建国后的领导人虽然较少亲自用笔名写文章，但是仍有学者、官员等以团队的形式频频用笔名在报章发表文章，引导舆论。这些文章大多能推动全国对某个问题的大讨论，也被视为官方释放的信号。比如，“郑青原”这个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不少影响广泛的文章。新华网发文《揭秘：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的“郑青原”》称：在文章中对重大观点的提出和强调，显然不是一人能力所及。再根据其发表的显要位置和其登报时机，更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定方向、定基调的作用号角文章，显示了其不一般的政治意义，大有对外界、对人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进行正本清源之势。
　　南方周末：“任仲平”为改革而生，“郑青原”因何而生 探秘人民日报评论台前幕后
　　与解放日报上世纪90年代初呼吁改革开放的“皇甫平”评论一样，寓意为人民日报重点评论的“任仲平”文章，也是为改革而生。
　　“郑青原”横空出世
　　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一个名为“郑青原”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评论中，连续五篇署名评论，令这三个字短短时间内名满天下。
　　这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继“任仲平”、“仲祖文”之后的一个新笔名。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日报始终是距离中南海最近的一个“看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决策，通常在第一时间通过它传播到全国。而人民日报评论，则以极强的针对性与权威性，成为外国解读中国政治的风向标，以及国内各界判断时局的重要参考。
　　10月27日，人民日报“郑青原”评论的第三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在人民网上，郑青原的文章至今仍被放在“人民日报重要言论库”最显著的位置。
　　郑青原是谁？人民网、新华网转载媒体报道认为：郑青原是比“仲祖文”和“任仲平”更高级别的化名或谐音。
　　此前，人民日报“任仲平”评论，多用于分析重大改革等问题，署名“何振华”的评论，多用于涉藏涉外评论，“仲祖文”评论一般用来阐述党建工作。此外，人民日报还有海外版的“望海楼”和国际部专用的“国纪平”，以及文艺部侧重对创作思想进行引导的“仲言”等署名评论出现。
　　但是，从语义学角度来看，郑青原与那些低调的、不具备价值指向的笔名比起来，颇为与众不同。各种讨论中，关注者们认为“郑青原”三字从语音联想，有“正本清源”之意。
　　社论不署作者真实姓名
　　人民日报的评论分为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的重点评论，以及“今日谈”等栏目的来论等。其中，社论与评论员文章是重中之重，其主要功能是及时、准确地传达中央的精神。而署名的重点评论比社论、评论员文章略微灵活，可以根据中央的精神发挥、阐述。
　　社论一般不署作者的真实姓名。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曾撰文解释：“人民日报的社论，自然是代表中央的声音。这就要求执笔的同志站在党的立场思考问题论述问题，不能用个人的意见和想法代替党的政策。这样的文章，不好署作者个人的名字。”
　　社论题目，或是中央根据需要直接提出，或是由报社领导依据中央的意见提出，由评论部执笔起草完成。本报评论员文章，则是由报社领导根据形势提出题目，再由评论部集体讨论后，起草完成。“每年年初，确定全年主要写什么，然后分头按照时间进度操作。”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2009年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
　　中央临时布置的任务，也时常存在。如在奥运会倒计时一个月，“任仲平”按计划发文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当天来电话给予肯定，并要求为了突出奥运的思想性，在倒计时20天、倒计时10天时再各发一篇。”张研农说。
　　“由有关领导同志定稿”
　　过去，很多人民日报社论和重要文章，并不是出自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手笔，而是由中宣部或者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代笔，然后直接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文革”期间的“梁效”、“石一歌”和“方岩梁”等。
　　但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一般都是报社编辑部所写。
　　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曾在接受采访时说，2003年前，评论大多是个人创作而成。后来，“我们觉得这种小生产体制不行……要从小生产进步到小作坊。”现在“任仲平”的生产是有几个较为固定的骨干成员，根据不同的选题来“抓”人。一篇文章成立一个三四人的小组，拿出初稿后，大家再讨论修改。
　　2009年，人民日报刊发的纪念西藏“3·28百万农奴解放日”的文章，开始是按“国纪平”的风格，由国际部先写出了一稿。“后来感到西藏农奴解放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伟大创举，一定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来看这个问题，又移交评论部，按照‘任仲平’的风格进行了改写。”张研农说。
　　为了撰写一篇重要评论，写作者也常会和中央各部门沟通。
　　《中国记者》杂志曾记述了人民日报在1993年为宣传中央关于宏观调控决策政策时所付出的努力。
　　这年10月，评论部接受报社编委会下达的撰写该文的任务。当时，中央进行宏观调控已近4个月。经济界、理论界对宏观调控有不同看法，认为是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手段。有报纸发文提出，要对宏观调控进行“反思”。
　　于是，时任评论部主任于宁先后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家体改委等多家单位，与各方研究、探讨。
　　“起草完成后，一般要经过评论部门和报社领导反复斟酌修改，最后按程序由有关领导同志定稿。这样，社论（也含评论员文章）就可以见报了。”马立诚写道。
　　“时刻不忘党报的党性原则，加强学习，保持政治敏锐，才能及时掌握、准确宣传中央精神。”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曾对媒体说，将“中央精神融汇贯通”，然后才能写出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语言的评论。
　　　“任仲平”为改革而生
　　从人民日报近期的“何振华”、“仲祖文”，乃至“郑青原”系列评论中，以“任仲平”最为著名。
　　关于“任仲平”的诞生，周瑞金曾在《评论林中一秀木》一文中对记者回忆说：1993年，他刚调入人民日报社不久，领导便希望他写一点“皇甫平”那样的文章。皇甫平是周瑞金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评论时的笔名。他曾在1991年2月到4月，根据十三届七中全会的精神，组织发表了系列呼吁改革开放的“皇甫平”评论。
　　“我理解，那就是署名评论，而且是有一定分量和影响的署名评论。”周瑞金回忆说。而皇甫平文章的特点，在于她的先导性和针对性。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任仲平”出世了。“任仲平”开始叫“任仲文”，后修改为“任仲平”，意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
　　与“皇甫平”一样，“任仲平”也是为改革而生。
　　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推出长篇评论《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作者为“任仲平”。该文不仅对为何在该年集中出台重大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也讲解了改革的新特点。
　　周瑞金在《评论林中一秀木》中记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评价此文为“观点正确、逻辑严密、说理清楚、不落俗套。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了中央的重要精神。作者把中央提出‘20字方针’的实质概括为‘改革是主旋律’是一个大胆的提法，我非常赞成”。
　　而在此之前，“任仲平”还发表过另两篇关于改革的评论：1993年 12月
22日头版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日头版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人民日报评论与中央关系之紧密，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紧密联系，在“文革”中曾有所中断。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余焕椿曾回忆1966年后一段时间，“上面”的最新意图发表于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只有跟着转载的份儿。“党中央机关报，一旦不知中央声音在哪里，那种慌乱和不知所措，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他说。
　人民日报评论的影响力
　　中共建政早期，人民日报的社论，是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毛泽东本人来审稿。这在各类当事人回忆录中均有记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社长经常获得列席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会议的殊荣，以便直接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评论的影响力不言自明。
　　进入邓小平掌舵的改革开放时代后，大多数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不过问人民日报社论事宜，而由书记处与中宣部并该报酌情处理。从公开资料看，邓小平最后一次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是在1978年。这年8月28日，人民日报把拟于9月8日发表的社论《把整顿财经纪律当作一场大斗争来抓》送邓小平审阅时，他批示“很有必要”。
　　人民日报公开资料显示，邓小平先后批阅修改过人民日报的106篇文章，都是社论与重要的评论员文章。
　　在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对中央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决策，人民日报都会刊发相关社论或者评论，或评价意义，或部署实施，或鼓舞干劲，或隐含批评。
　　日，江泽民发表《关于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讲话后，人民日报次日刊发社论，向台湾方面释放出讲话暗含的意义。随即，国民党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的评论在经济领域，同样发挥了重要影响力。中央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多次重大经济决策，都会在人民日报刊载评论指引风向。
　　而人民日报评论对股市的影响，就像月亮的引力控制着海洋的潮涨潮落。网上的许多股市评论提醒大家，要“重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带给市场的巨大影响”。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该文称对于目前证券市场的严重过度投机和可能造成的风险，要予以高度警惕。当日市场指数跌停，个股全面跌停。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挺市：《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旋即，市场指数涨幅超过了70％，进入新一轮牛市。
　　最近几年，虽然媒体的丰富和网络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日益多元化，人民日报的声音依然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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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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