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
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
我国古代学者的勤学苦读
关于学习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学者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学记》上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又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虽然有好吃的鱼肉，不吃不知道它的味美；虽然有极好的道理，不学不知道它的高明。《中庸》上说：“好学近乎智。”把智慧看作是学习的结果。荀子在《劝学篇》中谈学习的作用说：一天到晚地空想，不如学习片刻得益大。踮起脚来望，不如登上高处看得远。我们登高招手，胳膊并没有加长，但人家在比较远的地方也看得见；我们顺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增强，但人家听起来就清晰得多。乘坐车马的人，不一定是快腿，但是跑完了千里迢迢的路程；乘坐船只的人，不一定会游泳，但是渡过了洪波浩荡的江河。有成就的人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天资，而是善于通过学习来增强自己的本领［1］。《孔子家语》上记载着孔子说服轻视学习作用的子路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孔子的门徒子路看孔子，孔子问：“你爱好什么？”子路说：“我爱好长剑。”孔子说：“我不是问你这个。我只是说，以你这样的才能，再加之以学问，还有谁能及得上呢？”子路说：“南山的竹子，用不着加工，天生就是直的，砍下来做箭，可以射穿用犀牛皮做的盔甲。由此看来，学习有什么用呢？”孔子说：“把这个竹子削出箭尾，插上羽毛，再装上箭头，把箭头磨得尖尖的，这样，射入得不是更深了吗？”子路恍然大悟，连连下拜说：“我一定记住你的教导。”［2］正因为我国古代学者看到了学习对于一个人的认识和能力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提倡勤学苦读。
我们要了解我国古代学者勤学苦读的精神，首先要了解我国古人在学习条件上的很多困难。
首先是书的困难。我国古代最早的书，是用竹简或木牍做的，这些书很笨重，以后有了帛比较方便了，但价钱很贵；纸是到了东汉时才有的。在印刷术发明以前，著书的人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刻，或者用竹子削尖了蘸(音zhan战)着漆，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上去。而且这些书，都是收在“金匮石室”，一般人是不容易看到的，就是后来经过辗转抄写，书多起来了，家境贫寒的人也还是买不起。所以西汉伏胜传经，就全凭口授［3］。西晋左思作了《三都赋》，人家要学习，也全凭抄写，弄得洛阳纸贵［4］。东汉王充，他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书，就常常到洛阳的市场上去，读人家放在那里出卖的书，凭他的记忆力，把这些书的内容记住，终于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写出有名的著作《论衡》［5］。宋朝的晁(音chao潮)以道想要读《公羊传》和《谷梁传》，到处寻求不着，后来好容易借到了一本，就把它抄了下来［6］。
其次读书需要灯油纸笔，古代有些人因家庭贫穷买不起，于是就产生很多动人的故事。如晋朝的孙康，小时候很爱读书，但家里穷，买不起灯油，于是在冬天的晚上就冒着严寒，借着积雪的反光来读书［7］。“映雪读书”、“囊萤照读”是我国一直流传的美谈［8］。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四岁上就死了父亲，母亲教他读书，没钱买纸笔，于是就用芦柴棒在地上写字［8］。“欧母画荻”，也是有名的故事［9］。
再次，是古代求师的困难。古代学校很少，而且也只有贵族的子弟才能够上学。后来，虽然有了私人讲学，但也要束脩(孔子接受学生，收一束十条的干肉，叫束脩。后来称学费束脩)，交不起的人还是上不了学。那时，为了求师而长途跋涉是常有的事。宋朝陆游的祖父陆佃曾经穿了麻鞋，跑了千里的路程，到南京向王安石学习经学［10］。
我们读到明代学者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这篇文章中所自述的苦学经过，不能不受感动。宋濂说：我小的时候就喜欢研究学问，家里穷，弄不到书，只好到有书的人家借，亲自抄写，约定了日子还。大冷天，砚台结了冰，手指冻得弯不过来，还是赶着抄，抄完了送回去，不敢错过约定的日子。因为这样人家才肯借书给我，我也才能读很多书。到成年了，越发想多读书，可是没有好教师，只好赶到百里路外，找有名的老先生请教。……当我去求师的时候，背着行李，走过深山巨谷，冬天大风雪，雪深到几尺，脚皮裂开了也不知道。到了客栈，四肢都冻僵了，人家给喝了热水，盖了被子，半天才暖和过来。那时一天吃两顿饭，穿件破棉袍，从不羡慕别人吃得好，穿得好，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寒伧。因为求得知识是最快乐的事情，别的便不理会了。［11］
我国古代学者由于了解了学习的重要性，又了解了学习必须克服许多困难，特别是爱惜宝贵的时光，勤于学习。如晋朝的陶侃就说过：“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当惜分阴。”［12］
强调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这在古代也是有的。如三国时吴国的吕蒙就曾这样强调过。吕蒙是三国时吴国的名将，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后来身经百战，升为中郎将。有一次，吴王孙权对他和另一将领蒋钦说：“你们现在都掌权管事了，要好好学习，求得进步。”吕蒙说：“在军队里苦于事情多，怕不能有读书的时间了。”孙权说：“我又没有叫你们专搞经学作博士，只是希望你们多翻翻书，知道过去的经验。你说事情多，比得了我吗？我年轻的时候，读了《诗经》、《书经》、《礼记》、《左传》、《国语》，只是没有读过《易经》。到管事以来，又读了三史和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进益。……汉光武在军事紧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开书本。曹孟德也说自己老而好学。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努力呢!”吕蒙听了他的话就努力学习，进步很快，以至与鲁肃见面时，鲁肃慨叹地说：“已经不是当年在吴下的阿蒙了。”［13］
借口年纪大了，学习困难，这在古代也是有的。汉朝刘向的《说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平公对师旷说：“我今年70岁，要想学习，恐怕已经太晚了。”师旷说：“你为什么不点上蜡烛呢？”晋平公说：“臣子怎么好戏弄君主？”师旷说：“我怎么敢戏弄您啊!我听说，少而好学，就像在初升的太阳下走路；壮而好学，就像在正午的日光下走路；老而好学，就像点起明亮的蜡烛走路。天晚了，有了明亮的蜡烛，比起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哪个强啊？”晋平公忙说：“对极了，对极了!”［14］古代学者中壮而好学和老而好学的不乏其人。相传荀子到50岁才开始游学。［15］汉朝的公孙弘，年轻的时候替人家放猪，一直到40多岁才学《春秋》，后来成了有名的学者［16］。宋朝的苏老泉到27岁才开始发愤读书，后来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成了有名的文学家［17］。
认为自己天资不好，学习难以成功，这在古代也是有的。但是有些学者对此有很好的意见，如清朝的彭端淑在《为学》一文中说：“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自败者也。”聪明和灵敏，可以仗恃又不可以仗恃；自己仗着自己聪明和灵敏，不去学习，这就是自取失败的人。“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自立者也。”昏愚和平庸，可以限制人又不可以限制人；自己不被自己的昏愚和平庸所限制，不知疲倦地努力学习，就是能够自立的人。并且说，孔子的门徒曾参天资本来不好，由于曾参努力，所以“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天资差而在学问上有了很深的造诣的事例，是很多的。《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年轻的时候很愚钝，他并不因此气馁，仍是日夕披览，孜孜不倦，后来终于成了学识非常渊博的人［18］。
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想半途而废的人，这在古代也是有的。如《韩诗外传》记载：有一次，孔子在家休息，他的门徒子贡就提着衣的下摆去见他，说：“我跟着您学习有好几年了，近来感到才能枯竭、智力疲惫，看来学问是停滞不前，不可能再有什么进步了。还是让我把学习停止一下吧。”孔子回答他说：“学习不可以停止，一个人只有到了老死的时候才可以不学习。”［19］
对于学习条件上的困难，我国古代的学者总是以最大的毅力来加以克服；所有学习思想上的障碍，我国古代的学者都能借鉴前辈的经验来加以解决。因此，这些人终于成了有名的学者。这些勤学苦读的事例，给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我们今天读书的条件，比古代不知要好多少倍，有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我们如果再学习不好，那怎么说得过去呢？
我国古代学者的读书方法
刻苦学习&&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学无以广材。”历史上有成就的学者总是不仗恃自己的天资，总是强调刻苦学习的。宋朝的朱熹说：“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功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功夫，如何得？”［20］所谓“迟钝功夫”就是说要刻苦学习。唐朝的白居易，自述他年轻时曾经“苦学力文”。“不遑寝息”，以致“口舌成疮，手肘成胝”［21］。韩愈也说他自己是“口不绝吟于六艺(六艺也叫六经，指《易》《礼》《乐》《诗》《书》《春秋》)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22］。这种孜孜不倦，勤学苦读的学习精神是可贵的。
《经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这用在读书上也完全适合。要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必须抱着虚心的态度，骄傲自满是学习的最大障碍。宋朝学者程颐说：“君子有所进步，都是由于学习；没有长进，都是由于故步自封；最大的毛病莫过于自满自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自暴自弃。”［23］这里说明，既要虚心学习，又要有信心学好。
我国古代的学者，主张学习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孔子曾经郑重其事地教导他的学生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4］这种不掩饰自己知识上的缺陷的态度，谦虚谨慎，是求得进步的必要条件。
循序渐进& 由博返约
古代学者读书讲究循序渐进。朱熹说过：“读书之法，在循序渐进，熟读而精思。”“未得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25］他最反对的是杂乱无章、企图一步登天的读书方法。他说：不按顺序杂乱读书，就像一个饿肚的人走进了酒饭馆，看到了大盆小碗、鱼肉糕饼乱七八糟地放在面前，于是就左手拿一块，右手抓一把，一下子都塞进嘴巴，三嚼两咽急急忙忙吞下去，虽然也撑住了胃肠，填满了肚子，但是并没有尝到菜的滋味，因此根本不知道方才吃的是什么东西［26］。
对于读者来说，与循序渐进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广博与精深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读书还是要走弯路。有的人只求博，不求精；有的人又只求精，不求博。这都是片面的。这方面，孟子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27］孟子所说的“博”不等于“杂”，“约”也不等于“陋”。这是不能不区别清楚的。博与精是辩证的统一，博是精的基础，精又能为博创造条件；博离开了精就会转化为另一种要不得的东西—“陋”。正确的途径是把博和精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要贯彻循序渐进，博和精相结合的原则，就不能随便拿到什么书就读，而必须对所要读的书加以审慎的选择。清初的学者陆世仪说：“凡读书须识货，方不错用工夫。”[28]他认为有些书要“终身诵读”，有些书要“一一寻究，得其要领”，有些书只要“观其大意”就行了。他说：“如欲一一记诵，便是玩物丧志。”[29]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每本书都要精读，那结果读的书必然很少，知识狭而不博，最后只落个“陋”。相反地，如果每本书都略读，那结果读的书虽不少，但都是浮光掠影，知识浮而不深，最后只落个“杂”。正确的方法是把精读和略读结合起来，像陆世仪所说的那样。陆世仪还说：“凡读书分类，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30]这也是我们应该同意的结论。
专心致志& 持之以恒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31]所谓“放心”，就是放失了的心，也就是“心不在焉”的心。所谓“求其放心”，就是说把“放心”收回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所学的东西上，也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孟子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明专心致志对于学习的重要。从前有个弈秋，是当时全国最善于下棋的人。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其中的一个人专心致志，专听弈秋的教导。另一个人虽说也在听，但是一心以为有天鹅就要飞来，想拿起弓箭去射它。这样，他虽然同前一个人一起学习，成绩可就比不上前一个人。孟子讲了这个故事以后问道：“难道是因为这个人智力比不上吗？”孟子自己回答说：“不是的。”问题是在于这个人在学习上缺乏专心致志的态度[32]。诚如孟子所说，下棋是一种小的技艺，但不一心一意地学，就硬是学不好。至于学习更加繁复、更加重要的东西，假如缺乏专心致志的态度，那结果当然是更不能成功了。
光专心致志还不够，还必须持之以恒。孔子说：为学的道理，譬如挑土垒山，只差一筐土没有垒成山，若是停止下来，那只怪自己不肯前进；譬如平整一块土地，虽然刚刚倒上一筐土，如果继续前进，那便是自己勇于向前[33]。无数事实证明，真正能登上学问的高峰的，并不是虽然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半途而废的人，而是能够持之以恒的人。荀子说：如果不积累许多个半步，就不能走完千里；如果不汇聚许多条小溪，就不能成为江海。骏马一跃而停，不满十步；驽马走上十天，却能走得很远。用刀子刻东西，刻了一下就丢开，那么，腐烂的木头也折不断；刻下去不住手，那么，坚硬的金石也能刻出花纹来[34]。世界上的事物就是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在学习方面，促使它变化的条件就是持之以恒。古人有“豁然开朗”、“左右逢源”的说法，就是由于能持之以恒，在学习上由量变到了质变。
独立思考& 不耻下问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35］光学习，不思索，就迷惘无知；光思索，不学习，就疑惑不解。这是对于学与思的关系的说明。古人常说：“俯而读，仰而思。”埋头读了一点书，就要仰起头来把书中讲的道理仔细思索一番。这样，有如食物经过口腔的咀嚼和肠胃的消化，变成了养料，才能对身体起滋补的作用。南宋学者吕祖谦介绍他读历史书的方法，他说：“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读史书，好像自己就在那个时代里，看到事情的利害、时代的祸患，必然要合上书本自己思索：假使我遇到这样事情，应当怎么办？“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36］这是善于思考的读书方法。
很多内容丰富而深刻的书，需要反复思考，才能充分领会其精神实质，切不可粗枝大叶，浅尝辄止。朱熹曾批评那些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人说：“(为学)如人入城廓，须是逐街坊里巷、屋庐台榭、车马人物一一看过去方是。今公等(诸位)只是外面望见城是如此，便说我都知得了。”［37］他又说：“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心去体会，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读书，自有个捷径法，便是误人的深坑也。未见道理时，恰如数重物色包裹在里许，无缘可以便见得(没办法看到)，须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去尽皮，方见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使粗心大气不得。圣人言语，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肤，便有差错，须深沉方有得。”［38］他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初读时把有体会的地方用红笔抹出，再读时又把有体会的地方用青笔抹出，以后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黑笔抹出，目的是“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39］封建社会的学者对于他们心目中的“圣贤书”，读起来是那样的细心，我们现在有幸运能够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是否做到了耐心寻味、反复体会？有没有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现象？
独立思考，当然会产生疑问，这正是读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产生疑问，这是读书细心有得的表现，因为粗心大意的人是连疑问也不会产生的。产生了疑问，经过思考，在今天，又经过实践，并且进行调查研究，得到了解决，认识水平也便得到了提高。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40］这些话，是有道理的。读书不能停留在字面上，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一定要敢于和善于提出疑问；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是很难有多大长进的。
独立思考绝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书本上所讲的事情和道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接受，这样才能有所得益。古人当然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批判自己所读的书。但是，凡是在学问上有所造诣的人，对于书本总是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批判地接受的精神的。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41］有书，本来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不可能事事直接体验，需要间接地从书本上接受前人和别人的丰富的经验，借以增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和改造自己的本领；但是书本上讲的东西，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运用，离开时间、地点、条件，机械搬用，这就成为教条主义。特别是古书，往往是有精华，也有很多糟粕，需要我们下些扬弃的功夫。王充是古代能用积极批判精神来读书的一个人。他在《论衡》里写的《问孔》、《刺孟》、《非韩》三篇文章，是分别批判孔子、孟子和韩非子的。王充生长的时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当时人们对孔、孟奉若神明，“不敢有丝毫非议；但王充却尖锐地对这些神明提出了批评。他在《问孔》篇里阐明他对孔子提出问难的用意说：现在的读书人，喜欢迷信师长和古人，以为圣贤所说的话绝无错误，只是一味地记诵传习，不知道提出问难。其实，圣贤动笔写文章，虽然考虑得非常周密，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何况仓促之间说的话，怎么能绝对正确？［42］他所提出的问题，其中颇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论语》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问孔子为政治国的道理。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取信于民。’子贡问：‘假如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那么，这三项中该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假如迫不得已要再去掉一项，那么，这剩下的两项中该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只好去掉粮食了。去掉粮食，人就要饿死。但是自古而来，人总有一死；如果不能取信于民，国家就站立不住。’”［43］王充读了这一段话就提出异议，他说：“治理国家如果没有粮食，人民为饥饿所迫，势必抛却礼义，连礼义都抛弃了，还有什么信可言？……”［44］当封建统治者在物质上残酷地剥削人民，同时又在精神上用虚伪的礼义来欺骗人民的时候，王充提出这样的看法，无疑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学问”，单从字面上来看，就说明除了“学”以外，还要“问”。读书产生了疑问，要进一步加以钻研，经过钻研，疑问得到了解决，当然很好；如果解决不了，那就要去问别人，请教别人，直到弄清楚才罢休。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卫国的大夫孔文子为什么谥法叫“文”？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45]这就是说，因为孔文子天资聪明，又孜孜不倦地学习，并且不以问不如自己的人为耻辱。由此可见，孔子是很重视问的。相传孔子自己就曾问礼于老子，问官名于郯子。孔子的学生对于“问”也是很注意的，《论语》上就记载了樊迟问“仁”和“知”的事情，表现了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46]朱熹介绍他的读书方法说：稍有疑问，就加以思索，思索不通，就备上一个小册子，每天把问题抄下来，以便找机会去问别人[47]。随时记备忘录，以便随时请教人，这确实是便于提问的好办法。
提要钩玄& 温故知新
《论语》开宗明义就是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48］学了又时常温习，哪能不叫人喜悦呢？孔子又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49］这里，孔子强调了时常温习的重要性。人们常常有这样的体会，把已经读过的书，过些时候，再来翻读，一次会有一次的心得。这里，孔子说明了已有知识和新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新知识和已有知识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已有的知识掌握得牢固，便能大大有助于新知识的获得；而获得了新知识，反过来又能使已学的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论语》里还记载了子夏的一句很好的话：“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50］这里，也同时提到了巩固已获得的知识和吸收新知识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不可缺的。朱熹说：“读书不可以兼看未读者，却当兼看已读者。”［51］兼看未读者，这就违反了专心致志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结果必然是杂乱无章，一无所成。至于“兼看已读者”却是为了掌握新知识和巩固已经获得的知识所必须下的功夫。古人往往能背诵整部书，这并不是他们有什么特殊记忆力，而是他们能狠抓复习这一环。明末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十三经都能背诵。他的读书方法是：每年用三个月复习读过的书，其余时间用来读新的书［52］。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知识，为了更好地掌握新知识，在读新书的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复习读过的书，这在今天也是重要的。
韩愈在《进学解》里，说他自己读书的方法是，“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音qie怯，提)一领。韩愈的“提要钩玄”，实在是重要的读书方法。读书时动手，思想必然高度集中，因此，读书目到、口到，总不如手到。人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要记住一段文章，念上好几遍还不及抄录一遍的功效大。而提要领和钩主旨又不等于简单的抄录，它要求掌握全书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加以概括。这就促使我们不能不对所读的书下刻苦的功夫。如果再进一步，要在笔记上写出自己的感想、心得和疑问，那所下的功夫就更大。这样，作笔记的过程就必然是加强理解、加强印象、加强记忆的过程。而笔记作成以后，又可以用它来驾轻就熟地进行复习。由此可见，做读书笔记对于掌握和巩固知识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相传和宋朝苏东坡同时代的一位学者苏子容，对于历史知识记得滚瓜烂熟。苏东坡向他请教读书的经验，他说，我曾经按照年月排列史实，这样编写了一遍；以后又在史实下面注出年月，这样又编写了一遍。编来编去自然就熟了［53］。古人的读书笔记往往能作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流传下来，像宋朝的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等，原都是作者的读书笔记，其中却包含有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于是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了。从这些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学者读书时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可以体会到他们所以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并不是偶然的。
联系实际& 身体力行
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54］这就是说，读书要联系思想实际，从而提高自己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清代的学者陆陇其也说得很好：“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55］古代学者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当然不可能对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有全面的完整的认识；但是也有人或多或少地看到了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中庸》上论述为学的规律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把“笃行”作为学习的重要环节是正确的。“笃行”如果可以理解为实践，那末，“笃行”不仅是读书的目的，而且是检验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否可靠的标准。通过“笃行”，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才能变为真知，真正化为自己的血肉。
虚心向老师学习
我国古代的学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视老师的作用的。唐朝的韩愈做了篇文章，叫《师说》，一开始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是说，古代的读书人一定要有老师。老师的作用，就是教做人的道理，教授课业、技能、解决学生迷惑不解的问题。柳宗元也有一篇文章，叫《师友箴》，也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我国古代有成就的学者，他们不仅善于自己刻苦学习，而且善于向老师学习。在这里，我们谈谈我国古代学者是怎样向老师学习的。
古代从师非常困难&
从名师更加困难
远在原始社会，为了把前一代的生产经验传授给后一代，公社里的长老就承担着教师的责任。那时是没有固定的教学形式的。开始设学校进行教育，大概是在奴隶社会。《孟子》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校”、“序”、“庠”便都是学校的名称。这些都是官办的学校，只有奴隶主的子弟才能进学校读书。至于奴隶，要把子弟送进学校读书，那是难以想象的事。这时从师求学是统治阶级特有的权利。春秋时代，除了官学以外，开始有了私学。孔子就是私人讲学的大师，相传他的学生先后有3000人，其中成就大的有以颜回为首的72人。私学兴起以后，受教育的限制比以前稍稍放宽了一些；但是，私人讲学要收“束脩”送不起的人还是上不了学。以孔子的学生为例，就出身成分来说，包括奴隶主的子弟、新兴地主和商人的子弟以及一些所谓“贱人”的小生产者的子弟，但主要的还是属于统治阶级和士阶层的子弟。那时，贫苦人家的子弟为了争取到从师求学的机会，不得不备尝艰辛。至于求得名师，那就更不容易。古书上这类的记载是很多的。例如，《文苑英华》上说汉朝的苏章“负笈求师，不远千里”。《后汉书.李固传》上说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后汉的承宫，8岁就替人家放猪，当时乡里中有一位名叫徐子盛的教师，以《春秋》经教授学生。承宫放猪经过这学塾的旁边，就躲在窗外听讲。他的主人不见回来，便到处寻找，找到以后要狠狠地鞭笞他，经学塾里的学生来讲情，才算作罢。后来，承宫就请求徐子盛收留他，替学生拾柴禾，劳动之余也一起听课。就这样，他“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终于学通了经书［56］。三国时，魏国有个邴原，十一岁就死了父亲。他经过学塾，听到读书的声音，哭了起来。老师问他为什么哭。邴原说：“能够读书的都是有父兄的人，我羡慕他们有父兄，羡慕他们能学习。”老师说：“你也可以来读书啊!”邴原说：“家里贫。拿不出钱。”老师说：“只要你有志向，我可以不要你的‘束脩’来教你读书。”于是，邴原便进了学塾，后来成了有名的学者［57］。但是在古代，像承宫、邴原遇到这样的好老师的情况是不多的。那时曾经埋没了多少的人才啊!
古代学者从师，是为了老师能“传道、授业、解惑”
古代的老师，如韩愈《师说》中所说的，有“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这是童子之师；有“传道、授业，解惑者”，这是学习已有基础的人的老师。我国古代学者“千里从师”的人，一般年纪都比较大，就是韩愈“作师说以贻之”的李蟠，当时也已17岁，“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学者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以后，为了继续学习，仍然不辞千里跋涉，去投师。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后汉书.郑玄传》上说，郑玄是北海高密人，因为那时山东没有可以请教的老师，于是他就向西到了关中，通过　涿郡卢植的关系，师事扶风马融。马融有门徒四百余人，郑玄在他门下，三年没有见到老师的面，马融是叫程度好的学生教郑玄的。郑玄并不因为老师不直接教他而表示不满，仍然是日夜苦读。有一天，马融和他的学生考论图纬，听说郑玄会算，于是召见郑玄。郑玄就借这个机会提出许多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来请教。问答既毕，就辞别马融回山东。马融感叹地对他的学生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58]这说明郑玄的师事马融，是为了要马融“传道、授业、解惑”。
古代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师有一些好的传统。
首先，他们都重视因材施教。如孔子认识到高柴的质地愚笨，曾参的天性迟钝，子张少诚实，子路性粗鲁，就掌握了他们的个性差异而施以不同的教育[59]。后来孟子也重视因材施教。他在《尽心篇》中就谈到因人而异的教法。他认为学生有几种，第一种是修养最好的学生，只须稍加引导，好像时雨加于草木，便会滋长发育起来；第二种是长于德行方面的学生，再加熏陶以后，便能成为德行很好的人；第三种是长于才能方面的学生，再经指导以后，便能成为通达多能的人；第四种是一般的学生，可用问答的方式进行解惑、释疑的工作；第五种是因地点和时间的关系不能当面受教的学生，可用“闻道以善其身”的方法进行教育[60]。
其次，他们要求自己很严格，重视以身作则。荀子曾在《致士篇》中提出教师应具备的四个条件：第一，要尊严而有威信；第二，要有丰富的经验和崇高的信仰；第三，诵说要循序渐进，不凌不乱，谨守真理原则，不与真理原则相触犯；第四，要能了解精微的道理而加以发挥[61]。
再次，他们都热爱学生。孔子就是如此。颜回死的时候，孔子为之痛哭，并且料理颜回的后事[62]。宋朝的朱熹在教学工作中有“诲人不倦”的热情，正如他的学生黄榦所说：“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贯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63］。
正因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师有这些好的传统，所以我国古代有许多很有名的老师，他们常常有几百个、几千个学生，培养出许多历史上有名的学者。
古代学者善于多方面从师学习
获得从师的机会，在古代不容易；有了从师的机会，如何去利用这个机会，也并不简单。韩愈在《师说》中告诉我们唐朝的情况：当时有一些士大夫，听到人家称呼“老师”、“弟子”，就群聚而笑。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老师和弟子的年纪差不多，这怎么相称？从地位低的人为师吧，他们感到耻辱，从官职高的人为师吧，他们又以为近于谄媚。对于这种错误思想，韩愈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古代学者之中，有不少人是能够破除年龄、地位等各种不必要的限制而虚心地从师、尊师的。如后汉的荀淑，是当时一个有名的学者。有一次，他在旅途中碰到了黄宪。黄宪当时只有14岁，既无名望又无地位。但是荀淑从他的谈吐中感到他很有学问，于是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谈了整整一天还舍不得离开。荀淑恳切地对黄宪说：“您是我的老师。”［64］唐初的薛收、房玄龄、李靖、魏征等都是有声望、有地位的人，他们都听过王通的讲学。王通15岁就开始做老师，门下的弟子先后有1000多人。因此，后人对他有“白首北面，岂以年乎”的赞语［65］。
韩愈对于师生关系还发表过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66］韩愈说的这些话，在我们现在看来也还是很有道理的。在这门知识上老师高于学生，在另一门知识上，学生也可能高于老师；今天老师高于学生，明天学生可能高于老师。我国古代有见识的学者并不要求老师十全十美，样样都比自己强；他们认为，凡是闻道在先、攻有专业的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所以他们往往从很多老师学习。《书经》上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学习修养没有固定的老师，凡是有专长的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韩愈也说：“圣人无常师。”郑玄是一位“该通六艺、兼取百家”的经学家，是一位“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的科学家。他年少时曾从第五（姓）元（名）通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及《九章算术》，从张恭祖研究《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及《古文尚书》。后来，他又拜马融为师。马融是一位撤废今、古文界限（今文和古文、大致上像是两种不同版本的经书。秦始皇焚书坑儒，经书被销毁了。西汉兴起以后，有些儒者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把一些经书写出来。叫今文。到西汉末年，有人在孔子古宅的墙壁里和其他地方发现了用古代蝌蚪文写的经书，叫古文。以后就有了尊习今文的今文家和尊习古文的古文家，两家互相排斥，争论不休），兼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学者。在马融的影响下，他对经学的研究，也出入于“今文”、“古文”，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涉猎，完成了《三礼注解》。直到70岁时，他还从刘洪学习《乾象历法》，并且为它做了注释［67］。善于多方面地向有学问的人学习，从而兼有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这正是那些造诣较深的古代学者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尊师和当仁不让于师都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
正因为老师能“传道、授业、解惑”，所以老师就受到学生的尊敬。
宋朝有个杨时，他是程颐的学生，40岁时到洛阳去见程颐。有一天，杨时和另一位同学去见程颐，程颐偶然在打瞌睡。杨时就和另一位同学侍立在那里。那天大雪，到程颐醒过来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有一尺深了。这就是今天还流传着的“程门立雪”的故事。［68］
宋朝的黄榦，曾经冒着大雪去投朱熹门下做学生。恰巧朱熹不在家，黄榦就住在客店里等候。在两个月之中，每晚都不脱衣睡觉，为的是不知朱熹什么时候回来，他是想朱熹一回来就去拜见他。后来朱熹也认为他“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并且把女儿嫁给他［69］。
不仅学生尊敬老师，群众也尊敬老师。
《汉书》上记载，包咸在东海界遇到赤眉起义军，为赤眉所拘。包咸日夜诵经自若。赤眉很尊敬他，遣送他回家。后来他就在东海立精舍讲学［70］，
在古代的典籍上，对尊师作了很多规定。如《礼记》上说：“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又说：“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又说：“请业则起，请益则起。”请先生讲功课，就起立；向先生提问，就起立。这些规定，有的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反映，有的近于繁文缛节，但是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尊师的精神。
我国古代一方面强调尊师，另一方面又强调学生要在老师的启发诱导下进行独立的钻研。《学记》中有“教学相长”和“教学半”的说法。这就是说：教与学是相互发生作用的。学生的学习，虽然必须依靠老师的诱导，但是老师的作用仅仅占了一半，其余的一半还要靠学生自己的努力。而老师虽然以教人为主，但是遇到困难时还要补修学业以求精进，所以老师也是教人和学习各占其半。这个见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学生独立钻研的结果有时会得出与老师不同的结论。老师的行为有时为学生所不赞成。这时怎么办？在封建社会中有不少人是提倡盲从老师的；对老师有所非议，就斥之曰“叛师”。这是十足的封建道德。但是，孔子早就说过：“当仁不让于师。”［71］意思是，面临着仁，就是老师也不必同他谦让。我国古代正直的学者都是能继承并发扬这个传统的。他们的态度是：如果老师讲的道理符合于真理，便欣然接受；如果老师讲的道理不符合真理，那就不盲从，而勇于坚持真理。至于老师在大节方面不能以身作则，就与之决绝。
学习老师　更要超过老师
荀子在《劝学篇》中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两个比喻可以生动地说明，学生不仅要向老师学习，而且要超过老师。
荀子自己就是一个超过老师的人。他是冉雍弟子的学生，而他的成就却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特别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更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东汉的唯物论者王充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曾经“师事扶风班彪”[72]，而他的成就也远非班彪所能比拟。
后魏李谥最初师事小学（文字学）博士孔璠。数年以后，孔璠又反过来就谥请业。为了这件事，同学们说：“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73]学生是老师教成的，老师反而不及学生，老师哪有一定呢？谁深通经书谁就是老师。
从上述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老师之所以受人尊敬，不在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而在于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如果可以给以新的解释：教学生认识世界是“传道”，教学生怎样去改造世界是“授业”，在教学过程中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是“解惑”；那么这几句话对今天的教师来说，也是值得体味的。从上述这些材料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在学术上有独特的建树的学者，总是能够做到两条，一条是虚心向老师学习，一条是善于独立钻研，博采众长，而不为老师所限。因为这样，才能超过老师，后来居上。这又是值得学习的人作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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