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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到台湾后是如何检讨失去大陆的
[导读]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对这个于他最惨痛的教训，不说是每日思过，起码也是他初到台湾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蒋介石晚年（资料图）蒋介石到台湾后对失去大陆如何检讨 原载《同舟共进》蒋介石是个遵从孔孟之道的人，常常自省其身；为了与宋美龄结婚又信了基督教，作为教徒的他又经常忏悔，自省和忏悔的内容在其演讲、文章、书信中比比皆是，日记中更多，几乎是每日必省。而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对这个于他最惨痛的教训，不说是每日思过，起码也是他初到台湾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1956年，也就是朝鲜、越南先后停战，英法中东败走，苏共二十大推行新政，这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蒋介石把他的思考写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出版，检讨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有各种机构、各方人士的许多研究成果，著名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编的白皮书，而中国两位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的蒋介石（另一位当然是毛泽东）的著作，自然是研究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的最重要文本。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蒋介石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失败找原因，他找的原因不管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其一家之言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从《苏俄在中国》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支持认作他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送来的不光是主义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档案表明，对中共也一直有金钱等物质援助。蒋介石说，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孙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允予援助”，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他在这本书中写的“三十年经历”，大约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的30年。蒋介石把这30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4年国民党联俄容共，到1927年全面清党，中俄断交；第二阶段从1932年中俄复交及1937年“中共的乞降投诚”（文中此类用语，是引蒋介石书中所言，目的是为客观叙述，不代表作者立场，下同--作者注），到抗战结束；第三阶段是1945年至1949年。这30年，正是共产党从成立、发展到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也是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蒋介石说的前两阶段是大陆史书所称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一阶段即是从重庆谈判到解放战争胜利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书第一编的绪论中，蒋介石谈到写书的目的时说：“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并说“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 文中的“和平共存”即大陆译的“和平共处”，苏共二十大表示坚持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奉行“和平共处”的方针，蒋介石的书也是一种适时的应对。蒋介石还说：“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这本书的第一编题为“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文中蒋介石概述了30年的历史，从原因讲到结果；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今天看来是更为精彩、更值得研读的内容。在第二编中，蒋介石先是总结了国民革命各战役的成败得失。对第一战役--北伐战争，他认为，在北伐前戡定中山舰事变，北伐中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分子，并“粉碎了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北伐才取得最后的成功。第二战役，蒋介石称“长江剿匪战争”，即毛泽东说的“十年内战”的后半期，中共党史中的“五次反围剿”。蒋说，国民政府面临与日军和共产党两面夹击的形势，行动受限，前三年的第一次至第四次围剿“都未能收得预期的成效”。而第五次围剿，采用了正确的思想和策略，才“肃清了长江七省匪区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他说的政策方针有：“先安内而后攘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势”等。军事上有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等。共产党的总结正相反，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第三战役--抗日战争，蒋介石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后，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反动的叛乱，但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对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蒋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苏俄与中共得以施逞其侵略计划，而我们反共战争，竟遭受悲惨的挫折。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接着，蒋介石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分门别类地检讨各个方面的失误。检讨的第一大部分是“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蒋介石说在这部分中，他是针对俄共的行动规律来检讨自己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在（甲）“反共组织不能严密而警觉不够提高”中，蒋说，中国人处世的道理是隐恶扬善、不念旧恶，国民党是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其组党的基础，重伦理、讲信义，对中共如此，对苏俄亦是如此。“哪里知道共党终竟是共党，他对于国家社会，事事都是阴谋，处处都有陷阱。”他的具体论述又分两点，第一点说“我们对共匪应该认为非法集团，而且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不使他有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仍然接受他停战乞降的要求，并且对共匪局部开放其宣传与组织的自由。我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一经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给予他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蒋介石认为，尤其是1924年后和1946年后，国民党两度陷于动摇分化的困境，“这更是由于本党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使共产党有可乘之机，“乃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错误”。第二点是“我们应该防范共匪在政治上和社会中的转变作用”。蒋介石说，30年来，共产党依附国民革命而破坏国民革命，所用的战术，对一般群众是转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斗争；而对国民革命是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蒋介石说，对于共产党的战术，他不仅目睹其事，并且身亲其役，当然认识得清楚。便是一般人士，甚至国民党党员“仍然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甚且舍己从人，随声附和”。他说，很多人因此被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联合政府等欺骗。蒋介石写道：“到了他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质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再质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成为苏俄的附庸，最后就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这种转变，到今日固已成为一种最明显的事实，但在当时，一般人对共匪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竟使其阴谋诡计得以施逞，而整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演变成了空前的浩劫。这是反共斗争中最大的缺点。”共产党对自己的敌人是认识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中，蒋介石说，1927年清党的成功，1935年围剿的胜利，使“匪党及匪军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国际共产党却制造了一些论点，向社会和政府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而让共产党成功。他举的共产党的论点第一个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二个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第三个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分析第一个论点时蒋介石说，本来苏俄的共产主义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反民主的极权主义逆流，但希特勒兴起，1935年共产国际指使各国共产党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以致各民主国家在共产党的煽动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惧，在“反共就是法西斯”的“假逻辑”下，国民党没能彻底消灭溃败的共产党及其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是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为法西斯统治，“牵制了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蒋介石以这两个实例说明宣传的失败，并说这是“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蒋介石“批驳”第二个论点说，共产主义“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在当年剿共成功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宣传没能打破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中共的信心”。对于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蒋介石说，共产党全力向国际社会散布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不能解决共产党，散布军事解决必使国家财政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蒋还说，共产党的论点使社会和国际人士认为只有政治解决一条出路，使“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于是造成不战不和，边打边谈之局，最后让共产党“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国民党的宣传确实不如共产党成功，毛泽东有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从来都是这样做的。在（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中，蒋介石说共产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最后决战，而国民党却手段不彻底而招致失败。他分四个方面论述。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蒋说，因受国内外现实环境的牵制，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能调动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只能作有限战争。所以“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失败。二、蒋介石认为，他们自信太过。他写道：“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因而对待他都是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 ，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三、“我们对共党防范较严，而对其外围组织及同路人过于轻忽”。蒋介石说，共产党有很多外围与群众组织，从中吸收党员、训练干部，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够重视，没有破坏共产党潜伏和发展的基础，以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蒋介石认为，中国百年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以致国民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国民革命救亡图存，就是要重建民族心理，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努力，激发了抗战中的民族精神。而抗战后，不平等条约废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尚在萌芽中，由于受国内共产党宣传民族失败主义和国际共产党对“我国家的信誉加以诬”，“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消，而归于失败”。“而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就在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援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失败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共产党及其军队都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国民党是斗争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在（丁）“外交陷于孤立与经济陷于崩溃--通货恶性膨胀”中，蒋介石说这里的失误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苏俄的交涉总是陷于被动，而莫斯科对条约总是随手签订，又随手撕毁。二是与各友邦总是立场和意见分歧。蒋介石说，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试图先影响美国舆论，再在战场上击败国军。他说美国共产党和同路人，“抨击我国民政府，尤其对我个人的诽谤，几乎用尽了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国际上的挟制，使国民政府陷于孤立。三是通货恶性膨胀，结果是经济陷于崩溃。蒋介石说，抗战胜利，本应军队复员，各安生业，国家建设，亟待进行，但共产党挑起内战，而打仗要浩大的军费，因此造成战后建设资金短缺。他说在国内是共产党破坏经济建设，国际上是莫斯科破坏中美经济合作，使得美国多次将已商定的贷款无限期停止。蒋介石也承认战后的三届行政院都有经济政策的失误，这些因素的影响，使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而无法遏止。国民党大佬陈立夫在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也认为经济崩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他把抗战后经济失误的原因归罪于曾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认为宋子文满口洋腔而不懂国情，他的经济政策一无是处。检讨的第二大部分是“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蒋介石认为，上述四点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还可以设法补救，只要战略和政策没有错误，虽是以拙制巧，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而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则是致命的。毛泽东也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蒋介石说，一般认为，接受雅尔塔密约，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剿共未成就实行宪政是国民党的重大错误，而他不这样认为，他总结的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是：甲、对俄复交，乙、收编共军，丙、对东北问题的处置，丁、对停战协定的方针。蒋介石谈到对俄复交时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莫斯科为了阻止日本北进，希望与中国复交，中国极为慎重，直到1932年12月才宣布复交。接着他分时间段论述道，1933年至1937年这5年，两国关系没有任何进展，“而苏俄反而力谋与日本接近，最明显的就是他出卖我们中东路予伪满洲国”。到1937年以后，中俄两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和易货协定，但“事实上苏俄对我国输出的货物，所索取的条件至为苛刻”，武器也没有零配件。1941年4月，苏俄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鼓励日本的侵略，中俄和平共存已丧失其根据。蒋介石还说，苏联派驻中国的使领馆和贸易机构都是其部署间谍组织、指挥中共“颠覆我国家的机关”。“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领事馆更是制造新疆一切事变和纠纷的指挥台”。他写道：抗战前后十四年的经历，说明了“只有联俄才能抗日”是一种幻觉，“也说明了我政府为了抗日而对俄复交，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说到收编共产党的军队时，蒋介石说，1934年“剿匪”胜利后，着手对中共政治解决，七七事变后，进而收编共军，这虽是日本侵华所迫，而“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蒋说，这使得中共利用国军集中力量抗战之机，扩张其武装。他认为，事实证明，收编共军，容许共产党以同等地位参加抗战，对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这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写道：1945年至1946年，“苏俄对东北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受东北的计划，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他认为这也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蒋介石反思，东北问题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当时既不能单独解决，就应该停止接收，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公断并公诸世界舆论。这样在国内能集中兵力于关内，“戡定中共的叛乱”；在国际能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而国民党受国际国内牵制，决定之策不能坚持，同时将国军精锐调赴东北，陷于一隅，“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对停战协定，蒋介石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太顾虑对外关系，以致处处被动。要是集中力量，执行1946年1月的停战协定，“对于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不幸对内决心不够，对外中途动摇，铸成大错。蒋介石总结说：“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责于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他还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就能抗俄复国。蒋介石所说的错误和失败都是共产党的正确和胜利，他越是痛切的懊悔之处，往往正是毛泽东最为成功的得意之笔，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这两个对手对同样问题的认识。当然，还有许多国民党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蒋介石没有说，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信仰社会主义；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符合广大民众向往民主自由的愿望，没有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各级官员贪污腐化，让百姓怨声载道；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对现实不满；等等。对这些问题，不知蒋介石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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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乱旗靡 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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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辽沈战役中在抗战后，没有及时让劣势的国军撤出。指挥失误，最高统帅的战略眼光不足，国府在接收过程中大肆叹服，就可以解决解放区；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迅速失去了民心。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府无法解决土地问题，或者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以为凭借战争手段，自然倾向解放军，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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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乱终弃。蒋介石对谁都不信。
玩政治斗不过老毛
没有人心，百姓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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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蒋介石一生最痛恨的人是谁？为何不是毛泽东
来源：新华网
第2页 :一生最痛恨的人
&&& 1962年，蒋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礼。蒋重用胡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在西北为彭德怀一败再败。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
　　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国民党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华: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高华: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
　　高华: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
　　高华: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 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
　　高华: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华: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 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通文墨，有的还通外文，善诗词。相比之下，中共将领普遍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至于国军的中低级军官，也大多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这个奇迹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也有关，蒋介石就听之任之？
　　高华: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在蒋系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共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军包围，向他求援，邱还是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对于国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往往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就先逃跑了。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能不败？
　　国民党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
　　高华: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 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 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解放军的机会，早在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入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您刚才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
　　高华:在四十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建国后长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然而多数论者并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很难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高华: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
　　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
　　高华:是啊，南京电信局有一个“军话专用台”，专门接转总统府、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的电话，共有九名工作人员，其中七人为中共地下党。蒋介石之“用人不疑”，与毛泽东“保持高度警惕性”之风格迥然不同。蒋的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们的身边，虽有国民党情治人员的多次举报，蒋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参谋次长刘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陈诚去台后非常后悔，他说本来是商定由薛岳主持徐州方面的，就是因为刘斐“挑拨离间，才换了人”。
　　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正是因为有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还有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韩炼成、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入解放军包围圈，蒋怎能不败？
　　高华:民国将亡，人心涣散，大势已去，蒋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所以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
　　当然蒋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所在: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到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作为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
　　高华:蒋介石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政、军，他对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当然要负最大的责任。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二十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 “对牛弹琴”般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日，国民党政权已陷入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阔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
　　从日记中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自我打气，奔波各地，督促部下，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然而，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它的军队更是世俗化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蒋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国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蒋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他不得不退避台岛。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张宇)
原标题：揭秘：蒋介石心里最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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