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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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三、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
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联大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 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联大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东西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 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 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 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 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 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 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 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 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 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 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 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 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 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 314 页）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 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 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 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 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大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 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 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1939 年 3 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 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 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 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 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 年 6 月 10 日， 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 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 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 校史》第 260 页）。好在那时的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 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旧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 常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 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 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 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治校的传统，　　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 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 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 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 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　　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 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 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 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 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 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第 66 页）。西南联大的 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 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我们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 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 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 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 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 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括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63 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 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四、校长的合作精神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中，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校长间的合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 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二位校长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 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抗战前， 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 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很不同。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 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先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 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 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 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 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 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 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 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 的反应是很见他的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 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转引自《笳吹弦诵情弥切》第 20 页）。后来张伯苓、梅贻琦两先生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 9 年，三校不 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等教 育没有间断，三个校长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一　　闲来无事，读鲁迅、郁达夫日记。鲁迅、郁达夫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的大作家，二人在现代文学的许多门类中都留下了传世之作，令人肃然起 敬。平日读书，多看他们的小说、杂文，与日记是较为疏远的，最近读了， 感到还是有话可说。把鲁迅、郁达夫的日记比较着看，可以了解两位作家性 格的差异和文风的不同，作为一种文本研究，看日记或许比看小说在某种程 度上更能见出作家的真性情。二　　鲁迅生于 1881 年，郁达夫生于 1896 年，晚鲁迅 15 年。两人同为浙江 人，同为留日学生，又同中途改行从文，而且二人私交甚好。说到早年经历， 又有许多相似处。鲁迅少年丧父，郁达夫从小失怙，家道中落，寡母抚孤， 在二人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 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1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鲁迅终身难忘为给父亲治病而在当铺前所受的白眼。郁达夫有过母亲 为了满足他穿一双皮鞋的愿望，“老了面皮”“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 去”的感受。（《郁达夫文集》第 3 卷第 375 页，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版）鲁 迅由于父亲为中医误治而死，一生对中医都无好感；而郁达夫自“皮鞋”事 后，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他说：“对有钱的人， 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经过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 人的样子来，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过来。”（《郁达 夫文集》第 3 卷第 376 页，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版）　　从以上的事情可以看出，鲁迅、郁达夫都是异常敏感的人，这种性格 的特质来源于早年的经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家道中落这一条。长久的贫困 和长久的富足对人们的性格形成固然都有影响，但由贫到富或由富到贫的逆 转常常给人的刺激强烈。由贫到富易产生报复心理，把以往的苦难往富人身 上发泄；由富到贫则易体味世态之变化，人情之冷暖。由贫到富，常是得意 忘形，而由富到贫多用良知去体味贫困，二者的变化有质的不同。由贫到富， 易为物质所诱惑，由富到贫则易为情感所驱使，曾经拥有的失去和曾经无有 的得到，给人心理所留下的印迹是有很大区别的。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作 家的出身看，大体经历了由富到贫的转折，作家的出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也　　愈来愈贫穷了。（谢泳《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出身》，山西《火花》1992 年第 6 期）三　　鲁迅性格孤傲、自信、内向、含蓄。而郁达夫的性格是情感过于纤敏， 以致于显得有些柔弱，再是情感过于外露，故而气质特别真率。从二人的日 记中可以明显感到这种性格上的差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日记大概要算是完整的了，从 1912 年到他 逝世，25 年中，鲁迅几乎没有停止过记日记。但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 的日记。鲁迅的日记是完全流水账式的，奇怪的是鲁迅在日记中只记述与自 己日常生活和读书生活有关的事宜，除此之外，丝毫不涉及其他，充满了神 秘感。看鲁迅日记，能感觉到他简洁明快的文风。他的日记用字极为洗练、 简省，能用一字的，绝不用两字。所记事件往来，极其客观，少有情感的因 素在其间。鲁迅日记可做史料读，郁达夫的日记可当散文看，这是两种日记 的最大区别。鲁迅记日只写时间，不写题目。郁达夫是既有时间，而且给每 一阶段的日记都命了题。鲁迅日记极其客观，不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郁达 夫的日记时断时续，完全为情感的变化所驱使。郁达夫的日记同他的小说一 样有直率的真情，袒露的胸怀。鲁迅的日记为记事，郁达夫的日记为抒情。 鲁迅日记无情感色彩，也许是都转移到杂文和政论中去了。四　　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日记，但在 1933 年却将他和许广平的通信 发表了。郁达夫一生放荡不羁，饮酒、打牌、抽大烟、狎妓是其生活中常有 的内容，对女性的泛爱，使他一生和许多女性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但郁达 夫生前没有发表过他和王映霞的情书，倒是把自己的日记给发表了。出版日记，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大概是第一人。从 1921 年刊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芜城日记》到 1937 年的《回程日记》，光自己发表的 日记就有 20 多万字。《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记载 1932 年杭州客居生活，《避暑地日记》《故都日记》记述 1934 年青岛北平之行，后来还有《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前期的《日记九种》，曾经风靡一时，其影 响不亚于他的小说。　　郁达夫的日记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有的只是一个赤裸裸 的自我。他也记录每日的起居行踪如沐浴、吃饭、购书、写作，时间具体， 地名确切，或详或略，不厌其烦。就这一点看，与鲁迅日记有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郁达夫不仅在日记中记事，更在日记中扦情。看他的日记，有时甚至觉得不像是个著名作家的日记，倒像是一个青春勃发的孤独少年无法向世 人诉说自己的情感，才把满腹的话语倾吐在日记中。他写会友晤谈，发热受 寒，甚至酗酒，抽大烟，出入妓院等等，毫不隐晦，和盘托出，这恐怕也是 郁达夫日记发表后为人争相阅读之原因，因为从他的日记中，人们不由得会想到他小说中的人物，像于质夫、文朴等，像他们的痛哭，像他们的悲叹。郁达夫还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载自己的陋习污行，他不断忏悔，不断下决心痛改，但事过之后又依然故我，这种敢做敢为而又敢于将这一切告诉世人， 方显出郁达夫独特的个性和直率的性格。五　　鲁迅、郁达夫的日记中都有大量购书的记载。鲁迅的书账特别详细， 每月都有总账而且把书的价格都详细统计出来，每月如此。郁达夫也常记购 书事，但好像随便得多，常是遇上就买，不计价钱。鲁迅日记写购书抄书事 多，写看书事反而少。郁达夫则记看书事多，而且多为小说，尤其是外国小 说。鲁迅购中国书多，而且特别杂。郁达夫日记中写购外文书多，常是小说。 郁达夫通日、英、德语，常读原版书，自然也可以想见其受外国小说之影响，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差异，当然是个人的习惯问题。但从这种差异中， 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关于他们的性格、思想以及文学观、社会观、政治观等文化信息。 上面我说过看鲁迅日记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不仅来自于日记的过于简略单纯，而且来自于鲁迅日记中情感色彩的过于淡化，甚至隐晦。鲁 迅是一个常以超人的毅力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紧张感深埋在心底的人，看他的日记，这一印象也特别强烈。由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中，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鲁迅日记中“空白”的一日和“五日失记”问题。这是鲁迅日记 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自从胡菊人提出这一问题后，日本竹内实、渡边新 一等人曾做过详细的考证，并得出了“失记”是“有想记的事，但不能够记”。　　（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 154 页或《鲁迅研究月刊》1992 年第 2 期渡边新一文章）的结论。关于鲁迅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避难的问题，这种结论或者说推测大体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这种推测却忽视 了从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上把握鲁迅日记的特点。在我看来，“空白”与“失 记”其实是完全符合鲁迅日记的记载方式的，因为看鲁迅日记，我的一个明 确感受是鲁迅在日记中从来不记政治事件，更不会把自己对事件的评价记述出来，这是鲁迅日记的一贯风格。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以鲁迅日记中的“空白”与“失记”似乎并不一定能得出目前流行的结论，因为这种结论 似乎也不符合鲁迅的性格。我们不妨看一下鲁迅日记中关于政治事件的记 载：1919 年“五·四运动”：这天在鲁迅日记中是这样的：四日　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 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见《鲁迅全集》第14 卷第 335 页）1925 年“五卅惨案”：鲁迅日记载： 三十日晴。上午访季芾。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 来。（同上，第 548 页）1926 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睛。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 秋芳信。（同上，第 592 页）1927 年“四·一二政变”：鲁迅日记载：十二日晴。午后骤雨一阵即霁。（同上，第 651 页）1931 年“九·一八事变”：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午后得靖华信，一日发。（同上，第 894 页）1935 年“一二·九运动”：鲁迅日记载：九日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岗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 小川正夫信并赠《トトイェタキイ全集》普及本全部，先得第一及第六两册。（见《鲁迅全集》第 15 卷 258 页） 以上是就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查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如果顾及这点，那么关于鲁迅日记中“空白” 和“失记”的问题或许就不见得要做那样的推测了，因为那种推测忽视了对 鲁迅日记整体风格的把握。而郁达夫的日记则不同，以上提到的当时国内许 多重大事件，那一时期郁达夫都没有记日记，但“四·一二政变”那天，郁达夫日记是这样记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日记和鲁迅日记的区别所在：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 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　　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 者数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趁车，不意中途为戒严兵士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枪声时断时续， 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则此刻已在杭沪道上。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 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大学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上床后，因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来邀我打牌，就入局打 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六郁达夫本人对日记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手法。他曾写过《有目的的日记》《日记九种·序》《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等文专门论述日记 的价值。郁达夫从他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叙传”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日记、日记体和书简体是散文中最便当、最富真实感情的体裁。他说： “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 在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而鲁迅对郁达夫的这一观点却不 同意，他在《怎么写》中曾顺便对郁达夫做了回答。鲁迅觉得，就文学的真实性来说，“体裁似乎不关重要”，“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是真实。”倘若仅仅为了追求体裁和形式的真，以至“牺牲了抒写的自由”， 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鲁迅更注重“真实性”。所谓读者的幻灭，“多不 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一说，郁达夫后来也承认“此论极是”。　　然而郁达夫对书简体、日记体的偏爱，同他注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 艺术态度有很大关系。郁达夫的自叙形式，自白口吻，事实上也确实增强了 作品的亲切感、自然、真实感。鲁迅也说过：“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 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可见鲁迅虽然与郁达夫对日记的观点有区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话 虽然对自己的日记不一定适用，但对郁达夫的日记，却是非常适合的。1933 年，郁达夫在《有目的的日记》中曾说过：“我因为我自己曾出过一本日记， 被人家攻击得体无完肤，就是到了七八年后的现在，这册日记也还在作各种 小报及什么文坛消息等取笑的材料，所以平时一见到日记之类，就非常注 意。”郁达夫偏爱日记远甚于鲁迅，比较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除了史料价 值的意义之外，对于了解这两位作家的文体风格，也是一个极好的途径。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世局虽艰，著述有成 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映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 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这“自由之研究精神” 可以说是学术繁荣的命脉。言学术，自然离不开大学，言大学自然离不开教 授。西南联大是在抗战中由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为我们分析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 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使当时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第一流人才汇聚一处，人才的聚集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自然形成的大体一致的学风，构成这个群体的学术传统。 我们今日研究西南联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研究这种传统的形成，研究这种 传统何以在战争环境下能够艰难生长，而最终成为这个学术群体彼此共同遵 循的标准。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主要由她的教授和学生体现。在当时，教授可 以说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学生则是传统的延续者。西南联大在其消失 50 年 后，依然让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即因为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是有生 命力的。这个传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和独立 之精神”。陈寅恪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相与天壤而日 久，共三光而永光。”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学术贡献，都是这种学术精神 的体现，舍此，学术必是荒芜的旷野。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学术精神的缩影。按照常规，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中国的学术界在战争中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就是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影响，但 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何以会出现如此的意外情况呢？我以为从大的方面 说，要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小的方面说，就是生活在这个时 期的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是完全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 的。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一文中说：“我们不要以为这七年来的 抗战，又把中国哲学的进展阻碍了。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 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哲 学是进步了。　　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贺麟《当代中国哲学》 附录，第 143 页，1947 年胜利出版公司）谢幼伟举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 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还有沈有鼎关于“意指 分析”的两篇论文。另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于当时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 完成于昆明宜良。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爆发前， 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生命力主要由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深情地回忆过战前，他在北京大学和陈垣、马叔平、吴承仕、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肇祖、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学者共论学术的情景，钱穆说：“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 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 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貌出现。”（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 159 页，1983 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 曾提到钱穆“承认 30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的惋惜。二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它的发展和延 续，即是后来的西南联大。余英时说过，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重庆，而思想和 文化重心则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在思想 上继续“五四”的传统。那时在属于北大、清华一系的教授群中，思想的主调还是“民主”与“科学”。群贤毕至，少长成集 抗战前中国学术界的精英，战争爆发以后，基本上都集中于西南联大。在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内，30 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继。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当时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教授的阵容（据《清华大学 史料选编》（三）下，第 289－313 页，1994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朱自清　罗常培　罗　庸　魏建功 杨振声　陈寅恪　刘文典　闻一多王　力　浦江清　唐　兰　游国恩外国语文学系：叶公超　柳无忌　莫泮芹　陈福田 燕卜荪　黄国聪　潘家洵　吴　宓 陈　铨　吴达元　钱钟书　杨业治 傅恩龄　刘泽荣　朱光潜　吴可读陈　嘉　冯承植　谢文通　李宝堂林文铮　洪　谦　赵诏熊　闻家驷 陈家民　温　德　黄炯华　胡　毅 历史学系：刘崇鋐　雷海宗　姚从吾　毛　准 郑天挺　陈寅恪　傅斯年　钱　穆 王信忠　邵循正　皮名举　向　达 张荫麟　蔡维藩　葛邦福　吴　晗 哲学心理学系：汤用彤　冯友兰　金岳霖　沈有鼎 孙国华　周先庚　张荫麟　冯文潜 贺　麟　郑　昕　容肇祖　王维诚 王宪钧　陈　康　敦福堂 熊十力（专任讲师）法商学院—— 政治学系：张奚若　张纯明　崔书琴　邵循恪 吴之椿　浦薛凤　王赣愚　张佛泉钱端井　罗隆基　王化成　沈乃正赵凤喈 经济学系：陈盛孙　赵乃抟　周作仁　秦　瓒伍启元　周炳琳　李云鹏　张德昌 徐毓丹　杨西孟　载世光　萧　蘧 周覃绂法律学系：燕树棠　戴修瓒　蔡枢衡　罗文干 张企泰　李士彤　费　青　芮　沐 马质夫　章　剑商学系：丁　信　李卓敏　陈序经　陈公孙 林维英　李云鹏　周覃绂 社会学系：陈　达　潘光旦　李景汉　李树青陈序经　吴泽霖　陶云逵　费孝通（讲师） 学术传统的延续，首先要靠相对稳定的教授群体的形成。当时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个教授群体从 年龄结构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现象。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恰好是由 30 年代前完成中西两面教育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那一批人，以陈寅恪、 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是二十世纪初出生的 那一代人，以 1900 年前后为代表，如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 超等；第三代则以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 1910 年前后出生的人为代表。这三代学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抗战前基本上都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如钱钟书、费孝通等人已经是留学归来了。这三代学人的年龄结构恰好是 50 岁、40 岁、30 岁。这个年龄结 构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它可以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 成互补。在西南联大，当钱钟书刚刚学成归来时，当时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和 教授吴宓都力邀他回清华执教，对他的才能，陈寅恪也认为钱种书“人才难 得”。这种前辈学人宽广的学术胸怀，对后辈学人的成长极为有利。西南联 大时期，这种前辈学人对后辈学人的鼓励和帮助，也构成西南联大学术传统 的一部分。如陈寅恪对周一良、杨联升的爱护，闻一多对陈梦家的提携，都 堪称学林佳话。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丰富的内涵，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 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 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 由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由于这个传统成为大家公认的价 值标准，在西南联大，尽管生活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在精神上， 当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舒展的。我们可以从当时一封简短的信函中，看出当 时大学教授的心态。1946 年 1 月 29 日，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 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半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 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 道安闻一多上　卅五·一·廿九 计开：一、王瑶论文题《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 二、初试范围：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三、考试人员，除中国文学系教授外，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 吴辰伯四位先生。这封短简，可见闻一多当时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是当时西南联大学术传统的体现。首先，作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对学术有极严格的要求，这 也是西南联大的规矩。闻一多的这封公函，是给校长和教务长的，但从“乞 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对王瑶的初 试，完全由闻一多一人做主，只是照例呈报。从闻一多外聘的四位教授看，都是与王瑶论文所涉专业有研究的，可见要求之严格。梅贻琦在闻一多的这封公函上所做的批示只有两个字：“照办琦一·卅。”闻一多的函是廿九日写 的，梅贻琦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见教授的地位。同年 4 月，梅贻琦在朱自 清关于王瑶毕业论文考试聘请教授的公函上的批示是：“照聘。仍备晚饭。” 这是西南联大诸多学术活动中的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却给我们许多联想，一个时代学术传统的高扬，带给人精神上的决乐是学术发展的基本保证，王瑶后来痛苦地放弃了他喜爱的中古文学，而改治中国现代文学，但他 毕竟用自己的努力，延续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40 年代中期后，梅贻琦对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曾有担忧，他在日记中 写到：“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视西南 联大的学术传统为自己的生命，他曾说过：“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 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 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 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当时的西南联大虽是三校 联合，但实际负责人是梅贻琦，他的这种信念，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保持 了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视的精神遗产。大学的理念　　傅斯年 1945 年曾被任命为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接替离职的蒋梦麟。 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曾写过一篇名为《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他 在文章一开始即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 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 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做为人挤入的工具。” 如果傅斯年在西南联大待下去，他也会继续保护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1946 年西南联大返回北方，重建北大、清华、南开。她的学术传统也随着教授重 归自己原来所在的大学而继续发展，但后来这个学术传统被阻割了。随着1952 年的院系调整和以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在慢慢 地消亡。关于这个学术传统的消亡，我们可以做出许多解释。我想简单通过 冯友兰和贺麟的经历来略述一二。　　冯友兰在《南渡集》中曾写过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他是 极赞成学术独立的，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 干涉。冯友兰做了八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正是靠 他和他的同事们保持和延续的，抗战八年，加上后来的五年时间，他始终保 持着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但后来丢失了。贺麟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虽然当年他和冯友兰都曾被蒋介石请去给中央政治学校的干部讲过课，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说过迎合蒋氏的话，但贺麟本人对西南联大的传统还是有极清 醒的认识的。1941 年他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他在文章一开始 就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 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 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 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的这一番话，讲得真好。但后来贺麟也放弃了他的学术 尊严，说了许多违心话。一种学术传统，在它的代表人物身上的消失，为我 们留下了许多启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一、西南联大的设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 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 1937 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 年11 月 1 日－1945 年 7 月 31 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 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 118 人，占学部委员总数 473 人的 24.9％。 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科学与研究》第 8 卷第 2 期，第 22 页，北京，1990 年 6 月 19 日，黄志洵：《西南联大与中国自然科学家》，《百科知识》1986 年第 7 期）。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 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谠、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 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 分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 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 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 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张起钧：《西南 联大纪要》，见《当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 13 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 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 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 年 1 月 2 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 “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 年 5 月）七·七事变前夕，蒋 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土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 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 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 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 21 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 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 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 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 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 料选编》〖三〗上，第 2－3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 4 月）7 月 17 日 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同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 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 月148，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同上）8 月 28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 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 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 会秘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 会编：《简讯》第 11 期，第 9 页，北京，1882 年 4 月）梅贻琦接信后，立 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 年 12 月13 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 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 年 4 月 2 日，教育部以命令 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7 月 1 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1946 年 7 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 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 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 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 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 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 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
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 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 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张申府：一个呼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 515 页，重庆出版社，1992 年 1 月）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 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 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 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 谓关系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年 1 月 20 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 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 1945 年 10 月 19 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 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另外钱 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钟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院还聘请 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 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概括是在抽象 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我们 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八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八年 的成功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中国现代意义上 大学的出现，从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算起在抗战到来时 已存在了近 40 年时间，这期间 1904 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 47 人留学生， 其中 31 人留日，16 人留西洋（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第 23 页，上 海教育出版社，1981 年 10 月）。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经完成，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 1909 年，比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晚 15 年，但 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则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 1928 年国 立清华大学的出现，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 夕，不到 40 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 义的大学教育体制。　　南开大学从 1904 年建立中学到 1919 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 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间，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 大学起步于二十世纪初，而在三十年以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世 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参阅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 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 年第 3 期，第 26 页，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 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 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 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姓名　　　生卒年　　早年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　联大时年龄 蒋梦麟　　上海南洋公学　美国　　　　　51梅贻琦　　南开学堂　　　美国　　　　　54 张伯苓　　北洋水师学堂　考察日本教育　61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是十九世纪末出生的人，他们出生 的年代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 15 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 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 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大体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群体同样存在， 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 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 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 1909 年首次制度性派赴美国留学生，到抗战爆发，这期间实际上比较活跃的是两代知识分子，即十九世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适为代表）和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钟书为代表）。 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 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于他们生存，这批知识分子中除少数人进入政府做官 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是在 50岁左右，更有像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他们的年龄不过 30 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这意味着它 的美国化程度。以
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每一年度的 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 年梅贻琦，1910 年胡适、赵元任，1914 年金岳霖，1915 年袁复礼，1916 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 年查良 钊、汤用彤，1918 年刘祟鋐、叶企孙，1919 年钱端升，1920 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 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 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 雷海宗，1923 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 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 鼎、刘晋年，1926 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 年柳无忌、丁佶，1928 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 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第 636－646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 4 月）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除初期 、1913三个年度中没人进入西南联大外，在近 20 年的时间内每个年度都有留美的 学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大致 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一流学者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见下表：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特点　　从年龄结构上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下限为 1920 年前后出生的人， 也就是说 1920 年前后出生的人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这个年龄段大 致可以将 1945 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内。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我在本文中主要分 析教授群体，学生群体另有专文论述。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钟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 1910 年前后出生的人。 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中的多数人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钟书这 一代知识分子多数也受完了传统教育，但其传统的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但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加上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他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陈 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治传统的中国学问，虽然已经使用了西方的 方法，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 从钱钟书、李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学科也是在 1910 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西南联大成 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1945 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 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 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 179 位教授中，97 位留美，38 位留欧陆，18 位留英，3 位留日，23 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 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 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 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联大八年》，昆明，1946 年）这个统计充分说明 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 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 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 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就是说如果有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西方 文化至少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是可以生根的。1947 年马歇尔在国共调停失 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予厚望，在他离华 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 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 力量。”（《大公报》1947 年 1 月 10 日 3 版）马歇尔的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 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这种期望是极富远见的。费正清也 说：“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 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闻、 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311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 月）1942 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 对这里的教授做出如下评价：“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 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 美国在华权益。”（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 223 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 年 5 月）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能对 “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华的一种 投资和财富”。　　（同上，第 225 页）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 12 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 中间的精英。”（同上，第 226 页）费正清虽然是从美国的在华利益方面着眼 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南 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 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他们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 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 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首先，战 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 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 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 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任之恭：《一 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第 101 页，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 1992 年 4 月） 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 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 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 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 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 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联大档案，转引自清华 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第 314 页，中华书局，1981 年 2 月）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 响。王浩说：“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 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 日子》，《清华校友通讯》复 18 册，第 66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 年）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生存空间　　1949 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 活空间。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生 活的几个基本条件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 由，学术自由。虽然有较为严格的新闻审查条例，但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 注册出版报刊，这是新闻自由的第一要义，政府可以查封甚至迫害，但从理 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学教授享有自 由流动的权利。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主 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 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　　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 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 1949 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 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个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 有，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基本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 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价值的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 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刊物、自 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 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就具有相对的多变性，他们比 其它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必然 成为他们生存的基本保证。如果失去这个，对大学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 可以设想，当一个大学教授既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 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那么他们的才华不但得不到充分展示， 而且会日益枯萎。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以为大学教授不宜于合作，但这只 是基本的道德评价，对大学教授来说以道德评价一切显然是不够的，这个群 体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他们更追求志趣、见识、水平的大体一致，所 以选择性也就较强，这种要求当然比一般随意混碗饭吃的谋生要多一点矛 盾。但由于自由流动的权利存在，所以大学教授往往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 下才做选择而是感觉不适即主动回避。1926 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 改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长。但第二年 3 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 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的第一个决定是和许寿裳迁 居校外，一个月后鲁迅就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10 月底便和许广平到了上 海。以鲁迅的性格。如果他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而不 能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由于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 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 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此类情况在当年大学教授中是常见的，那时大学 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的例子极少。　　自由流动本是宪法中迁徒自由的具体化，它的实现与大学教授的经济 地位直接相关，自由流动的存在必须以经常性的运作来体现，否则单说有这 个权利，而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活动的实例，那自由流动也就是一句空话，1949 年以前，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是较高的，我们从清华梅贻琦就任校长后的一项规定就可看出。当时教授的收入为 300－400 元，最高可达到 500 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 120－200 元，助教为 80－140 元，一般职员 30－100 元，工人 9－25 元。（转引自刘克选：《三 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 年第 3 期，第 29 页）很显然教授工资（以最高为限）是工人的 20 倍，我们如果不以阶级的 观点来评价这种差别，而从管理本身来看，这种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经济地位的确立使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因为它使每一位大学教授总能在不断的流动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一 旦不适，便又重新选择，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从精神到物质，他们总能较 长时间地保持最佳状态，多数人自觉固定下的大学，总是最心满意足的。闻 一多在
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 1931 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内也由杭州一师、扬州第 11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季镇淮编著：《闻朱年谱》，第 117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8 月）自由流 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机制，在这过程中，以趋同为基 本特征，只育学术水平、爱好兴趣、道德水准都基本协调的人最终才会聚在 一起，1949 年前同一学科中水平接近的大学教授基本上都有过曾经同事或 共处一校的经历，这对学术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对大学来说，自由流动的 结果总是能将磨擦和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间的平 静与和谐，而自由流动又不断打破这平静与和谐，在流动中始终保持活力。 对大学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最终都要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 学术成果能否进入传播，在三十年代，传播的意义主要在于能否变成铅字，即能否以出版的形式流传。 西南联大时期，集中体现教授这种权利的是教授的任何学术活动政府没有干涉，在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 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　　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享受了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 的壁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在整个抗战期 间，西南联大做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强加给学校的 思想控制。这种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直到今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依然能见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活动的身影。殷海光晚年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主要“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 南联大的薰育。”（《殷海光遗札》，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第 310 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 8 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 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同 上）王浩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 的感觉，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作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王浩：《谁也不怕 谁的日子》，第 66 页）余英时论钱穆时曾说：“他承认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 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 15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 12 月）实际上在 西南联大时期，这个“客观的标准”还是存在的，真正的消失是 1949 年以后。五、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精神状态　　（略，参见本书第五辑《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 神状态》一文）六、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衰落 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从 1949 年后开始衰落。虽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的多数人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留在了大 陆，但他们的选择与他们曾经拥有的价值观念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这是困扰许多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问题。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陆普遍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 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五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 被送去“革命大学”洗脑筋。如果说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还仅是新政权试图 以学习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的话，那么 1952 年进行 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却从结构和体制上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根本打散 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主体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但在这次院系调整 中，清华受的打击最大，这所有自由精神和独特学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被 强行改成工科大学，使原有的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只剩下半壁江山，这个群 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大学而进入了受政府控制的社科院系统。随着自 由流动权利的逐步丧失，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固定在单位中。　　同人报刊的很快消失使知识分子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完全被纳入固定 的意识形志中。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1947 年《观察》 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过论战，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不 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 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　　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他写到：“我敢说在三 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 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 渺茫。”（朱光潜；《自由与民主政治》，《观察》第 3 卷第 19 期，第 8 页）正 是这位朱光潜，在 1949 年后，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主任，很快就发现自 己不适于作领导工作，多次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辞职。但这也逃不出很 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朱光潜依然成为北京大学的重 点批判对象。后来朱光潜认真研究过马列，并在 1951 年翻译出版了一本用 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黄河》文学双月刊 1994 年第！期，第 163 页）按说 朱光潜该是一个被人改造过的人了，但在 1980 年以后，朱光潜率先著文为 沈从文鸣不平（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 379 页，花城出版 社，1991 年 1 月），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表 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我的顾虑，胆怯，不诚实。”（《朱光潜全集》第 2 卷，第 210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年）由朱光潜的经历中，我们 或许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心态。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 相当一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经历。五十年代初，他们都曾努力否 定自己的过去，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最终都未能逃出被批判的命运。晚年又 都对当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省。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 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 呢??”（参阅王中江：《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哲学》，第 48 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 156— 161 页， 三联书店，1984 年 12 月。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第 74－75 页，三联书店，1993 年 10 月）话虽婉转，但不难感到对自我否 定的反省。　　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前者的明显用 意有否定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意味，因为陶是留美的学生。而后再将矛头指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规模的批判胡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试图将西方的影响扫除干净，同时构造知识分 子“原罪”论的神话，让知识分子从灵魂深处否定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1957 年反右运动的到来，终于导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彻底衰落。1957 年的 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而民 盟又与西南联大有较密切的关系。1942 年底，民盟宣传部长罗隆基到昆明 建立地方组织，罗隆基和周新民等人将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吸收入盟，如闻一 多、吴晗、潘光旦、费孝通等。这样到了 1957 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自然 也就在劫难逃。毛泽东曾说过：“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 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1957 年以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很高，从此作为二十世纪 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缩影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再也未能恢复元气。．太原《观察》的前身《客观》周刊　　四十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 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都成了《观察》周 刊的特约撰稿人。《观察》是由重庆《客观》周刊而来的。储安平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偿 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 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 6 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 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1]。 　　[1]《观察》第 1 卷第 24 期第 3 页。　　《客观》周刊一共出了 17 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 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 戛然放手了”[2]。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 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封《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 储安平以支持”[3]。 　　[2]《观察》第 1 卷第 24 期第 3 页。　　[3]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山西《黄河》杂志 1994 年第 2 期第 74 页。储安平是 1946 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十二期《客观》周刊，从第十三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 栏，从 13 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 观》原定在重庆出版十二期。当时他们以为 1946 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 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十二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十二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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