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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标题:江西高安市哪里有卖小比特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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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农网农业百科：优质套袋苹果园中后期综合管理技术
　　众所周知，科学的田间管理是确保套袋红富士果园绿色、优质、丰产的前提和基础。2013年胶东半岛由于7月份出现了罕见的连续多雨和寡光照的极端恶劣气候，导致多数果园根系生长极度衰弱，同时低洼、排水不良果园因为涝害因素加之盲目用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死树现象，给部分果农造成巨大损失。上述各种不利于果树生长发育的客观因素致使多数果园树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因此2014年胶东半岛多数果园花芽质量较差，坐果偏低，减产在3-5成以上，同时花叶病毒病普遍发生，树体耐药力弱、嘎啦等品种叶果药害偏重。为了快速实现沃土养根、养根壮树，优质高效的管理目的，针对优质套袋苹果园中后期管理提出如下综合管理建议。
　　一、套袋苹果园中后期肥水管理技术措施
　　为防患于未然，提醒广大果农汛期一定要做好排涝措施，并提倡果园自然生草，保持好果园相对稳定的湿度。切记注意观看山东一周内天气预报，在降中到大雨前慎用高浓度硝态氮复合肥料，避免出现闷根现象再次发生。
　　1、套袋后及时追施花芽分化和膨果肥
　　针对面上果树根系生长发育较弱的现状，结合果树根系二次生长高峰契机，适当控水基础上，以中氮中磷中钾为主，重视地下有机营养补充。建议采用朝日666有机液肥（氮、磷、钾=6、6、6有机质75%）20斤/亩+20斤丸壮（氮：磷：钾=14:18:12）/亩+200毫升绿核金（天然生长素）/亩，兑水800-1000斤用施肥抢均匀打在树冠中部、外围区域。朝日666有利于提高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透气性、提高保肥水能力；丸壮内含8%柠檬酸磷酐有利于改善果树根系周围酸碱度，促进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的吸收以及毛细根的生长发育；绿核金生长素调剂树体内源激素平衡，利于花芽分化和果实第一次膨大。
　　2、8月份适时追施水溶肥和富力邦硅钙钾
　　考虑到今年坐果少，果个相对偏大，进入果实二次膨大期，适时浇水基础上，追施诺泰克高钾型水溶肥或嘉施利高钾型水溶肥，1-2斤/株，同时重视地下撒施、补充富力邦硅钙钾，2-3斤/株，富力邦硅钙钾高温煅烧，钙、钾、镁活性更高，调酸、补钙预防苦痘、痘斑病的发生效果突出。诺泰克水溶肥内含硝化抑制酶（DNPP）控制氮肥流失、避免土壤酸化、肥效期更长；嘉施利硝酸钾水溶肥，天脊硝基复合肥钾肥吸收更快，更利于果实膨大和糖分积累，利于后期上色。
　　3、重视早施基肥
　　9月份是果树根系第三次生长高峰期，改变传统施肥观念，9月中旬前后建议广大果农早施基肥，利于根系吸收全面营养和树体营养贮备，促进花芽充分分化，促进采收前果实膨大和快速上色，提高套袋果品质。建议以日本有机肥：大地之粮（或益菌一族）以及美意农科微生物菌肥为主，20-30斤/株，配施嘉施利高氮中磷高钾硝硫基复合肥8-10斤/株和富力邦硅钙钾3-5斤/株，均匀混合后放射状沟施即可。
　　二、套袋苹果园中后期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
　　套袋后富士系病害以预防、治疗苹果褐斑落叶病为主，兼防好轮纹烂果病；嘎啦、乔纳金、新世界等以预防、治疗炭疽菌叶枯病为主；各种瓶中虫害以防治红、白蜘蛛，卷叶虫、潜叶蛾、绵蚜为主，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红富士为主的园片病虫害综合管理措施
　　套袋后（6月中下旬）建议及时喷清水药剂清园，杀菌剂以倍七州43%戊唑醇悬浮剂与2000倍35%、50%海正喹啉铜或800倍陶氏绿大生混用为主；杀螨剂以汤普森20%三唑锡WP为主；杀虫剂以利尔48%独功EC或涛尽为主；叶面肥配施微量元素肥培尔微动力或极量钙促进叶片光合作用以及叶果钙含量，提高树体综合抗病能力；7月上中旬集中降雨之前及时喷施：1:2-3:200倍波尔多液；8-9月份15-20天及时喷施：2000被海正喹啉铜或800倍绿大生+3000倍七州43%戊唑醇或12.5%氟环唑2-3次，保叶保果。
　　2、嘎啦为主的园片炭疽菌叶枯病综合防控措施
　　近二三年来，嘎啦、乔纳金等品种炭疽菌叶枯病在北方果区呈爆发性蔓延趋势，通过本人的试验摸索，如下措施行之有效。（1）6月中下旬炭疽菌叶枯病的预防：800倍绿大生或3000倍海正喹啉铜+43%戊唑醇，半个月一次。（2）7月中下旬炭疽菌叶枯病的治疗措施：800倍绿大生+浙江宇龙10%戊菌唑或2000倍海正喹啉铜+2000倍40%精炭（苯/脒鲜胺）间隔7-8天交替使用2-3次可很好控制住炭疽菌叶枯病的为害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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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热门搞笑《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真相
栏目：出版界新闻&&记者：余向丽&& 08:00&
　　揭示美国为何决定投掷原子弹，对投掷原子弹“决不后悔”：纠正视听，将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这段历史的原貌呈现给当今和后世之人，不让那些偏失之见充斥于当今的出版物，不让日本任意地歪曲或掩埋事实真相。
【内容介绍】&&& 《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是美国控诉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备忘录。该书以充分、翔实、可信的资料、图片和数据，切实陈述了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屠杀以及对待盟军战俘的种种暴行；美国为何决定投掷原子弹，为何美国对投掷原子弹“决不后悔”；日本战犯是如何在麦克阿瑟的操纵下逃过法庭审判的……在战后，日本政府一边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进行控诉，一边悄悄用各种手段掩盖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该书作者同时也是二战亲历者的雷蒙德·戴维斯将军和丹·温法官，无法忍受修正主义者的诋毁，将二战中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这段历史的原貌呈现给当今和后世之人，不让那些偏失之见充斥于当今的出版物，也不让日本任意地歪曲或掩埋事实的真相。正如广岛原子弹的投掷者蒂贝茨在此书中所言：“读过此书，你就会了解到，为尽快阻止日本人行动而投下原子弹，正是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必然的选择。”实际上，投掷原子弹这一决定不仅挽救了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甚而还挽救了日本人民的生命。该书也提醒人们：“假如我们对（修正主义者）这种谬论不加反驳，假如我们继续等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和投掷原子弹的当事人都离开人世，而只让日本人继续扭曲二战和原子弹的真相以及日本的历史，所有的‘历史’真相就会全由日本人垄断解说了。”
【作者介绍】
雷蒙德·戴维斯将军（日—日）曾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司令。1938年毕业于佐治亚理工学院，不久后即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少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贝里琉岛等地区的战役，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获勋章数最多的人之一。
丹·温法官（日—）曾任佐治亚州律师协会主席、州高等法院理事会主席以及州宪法修正委员会成员和世界司法协会荣誉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队，曾获“卓越飞行十字勋章”和“空军奖章”。
译者：臧英年教授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数十年来长期致力于促进中美交流、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和大陆控制烟害等公益活动。曾在国内外数所大专院校任教，现任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国际频道时事评论员，并为海外多家报纸撰写时评专论。
【原文摘选】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超级大屠杀
为了了解对日战争前后的全部历史，我们必须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帝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50多年，日本不但占领了朝鲜半岛，强迫男人为日军服役，视朝鲜人为奴隶，并以极端的暴行施虐于他们，其中包括对朝鲜人的虐待、强奸和屠杀，甚而是几乎全盘摧毁了朝鲜的文化。他们收掳了朝鲜、中国、马来西亚和所占领的其他国家的妇女，让她们沦为远征各地执行军事任务的日军的性奴隶，名之为“慰安妇”。他们入侵中国，将中国作为试验战场，并于1931年制造了“奉天事件”“奉天事件”，又称“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日本军人失踪，向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进行攻击。其后，日军扩大战争，占领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先前，日军在掌控的南满铁路线上埋藏了炸弹，将乘车北上的张作霖大帅炸死，制造了东北局势的混乱，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做好了准备。，以其为借口扩大了对华的侵略。
他们用活生生的中国人在试验室进行非人道的试验，如毒气测试、医学试验、细菌和生化战争实验及瘟疫感染传播试验等等。（见第十五章，731部队）
那时中国的装备很差，难以抵御日军的入侵和屠杀，而且超乎想象的是，中国人伤亡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德国纳粹所导致的伤亡数。（在此后的章节里对此一超级大屠杀有进一步的叙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人对他们数十年来的暴行都是轻描淡写，敷衍而过，偶尔对他们在“亚洲的行为”提出“广泛的道歉”，但从未提及在南京的大屠杀以及在全中国的暴行，或是战争早期在菲律宾的屠杀行径。最初的屠杀发生在巴丹半岛，日军将虏获的7万菲律宾军人全部灭绝；其后的暴行则更进一步，在战争时期，他们在失守菲律宾之前屠杀了15万菲律宾人。
对在巴丹半岛恐怖的“死亡行军”行动里杀害数千美国人的事实他们也从未谈起或承认，尤其是，他们对在杀害这些美国人之前的虐待行为更是绝口不提。（在本书的另一节里指出，这一批野蛮的军人后来居然被祀奉成贵为神灵的日本和平卫士，并获得认可和荣誉而供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从来没有专门指出，日军以反对其他国家的“殖民”政策为名而屠杀无辜达千百万之众。
日本宣称，其占领亚洲和太平洋诸国是要对抗西方的殖民行动，任何人若有兴趣要明其究竟，可以去访问朝鲜、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及一些被日本占领过的大小岛屿上的幸存者。
在日本占领下度日的那些人可以向历史学家们提供占领期间最发人深省的事实真相，即日本的行为和西方帝国主义丝毫无关。日本占领那些国家唯一的目的是要满足他们极端残暴的领土扩张的野心。
日本人扭曲历史已达到令人震撼的地步，他们拒绝承认在以往可怕的军事行动里自己曾经是许多国家、岛屿和人民的残暴征服者。在他们的历史书和时下在日本流传的记录里，他们都不承认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或巴丹半岛“死亡行军”过程中犯有任何暴行。
特别是，他们也自然要忘记和抹杀珍珠港的真相——他们曾经对珍珠港进行了欺骗性的偷袭，使美国成为受难者，导致数千美国人死亡和大部分的海军受损。
让我们不断感到震撼的是，由于那些主要出自日本为实现预定目标的宣传，一些“聪明人”会带着一些歪曲过的历史观念去了解现代历史，无论是这段战争史，还是其他一些史实。
除以后我会在书里指出的极少数书籍对日本人在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扩张的历史有正确的叙述外，就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其他书籍是如此如实地讲述有关的历史。对日本人而言，那段历史被全盘抹杀了。
如今，在所有的百科全书、参考书和历史书里已找不到日军残暴行为的记载。我有一本书是谈论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其中却没有片文只字论及日军在那一时代的恶劣行径。此时此刻，当历史真相不仅是被曲解，更是被全盘掩盖时，那些掌握正确历史观的史学家身在何方呢？
大多数日本人也许要求真相，可是狂妄的武士道和穷兵黩武的极端分子，却和少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们都认为“大屠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许多人心里思索的问题是，何以犹太人一直积极地推动有关“大屠杀”的各种展览宣传，并建立相关的博物馆进行各种展示。
但是一旦看到对其他历史的扭曲，我们便易于了解在少数极端分子极力操控这些时代的历史的情况下，“大屠杀”不但是能够被曲解，并已是被完全曲解了。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犹太人总是念念不忘地专注于提醒世人：“大屠杀”不容忘却。、
同一原则也适用于日本历史。我们一再陈述现在我们和日本人是朋友，要继续和日本人相处，但是我们却不能坐视不顾，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历史、日本霸占绝大部分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历史，以及“超级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都一并被抹杀，而让一些扭曲史实的偏见得逞，对原子弹的投掷和其正当性加以诋毁。
批驳对历史不断的曲解
面对许多扭曲史实的陈述，退役的空军准将保罗·蒂贝茨要为自己，为杜鲁门总统，为投掷原子弹的“埃诺拉·盖伊”号的机组人员进行辩护，他需要并理当获得全美人民的支持。
有许多美国人正受到被扭曲的历史的蒙骗，而对原子弹的投掷产生偏见和过度分析。出于义愤，本书作者挺身而出，针对1996年5月27日公共电视台播放的广岛纪录片所展示的观点及其他类似偏见加以纠正，此书其他部分将会说明上述播放节目引用的一些研究资料是粗制滥造的。
这一谬误对许多人构成污辱，其中包括二战时在亚太地区所有的军队战斗人员和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及其家属。这些军人在欧洲恐怖的战役中完成任务后又转往只有一半存活率的亚洲的屠杀战场。况且，登陆战里先头部队牺牲比率又将大大超过50%。
对广岛的死伤者既有哀歌又有悼词。一些编年刊物指出，美国人对广岛感到忐忑不安，我们身陷于对原子弹的疑虑，而对原子弹的使用产生了推拒和否认，于是我们需要从原子弹的围困下解脱出来。
显然，这是错误的，正是那些修正主义者不断尝试让我们对原子弹的投掷产生罪恶感。一位名为塞莱斯特·霍姆（Celeste Holm）的美国人在节目里发表了一篇尖酸演说，她引用了可怜的受难者的陈述，展示了无数受难者的照片。这一节目最后的出人意料的结论来自广岛市市长平冈敬（Hiraoka），他用谴责申斥的口吻说：我们要“等待历史的审判”去断定原子弹是否应该投掷。
我们不需要等待历史，真实的战争历史已被一些人透过牵强、狡辩的理论而彻底面目全非，霸占中国和亚洲数十年之久的日军所犯下的暴行也一并因被掩盖而消失了。
美国人不应质疑杜鲁门总统和原子弹的投掷，而应回答以下所有的问题：谁制作了那个公共电视节目？是日本外务省，还是蜂拥朝拜靖国神社的那一批人？
公共电视应该制作另一套节目，让一些头脑清醒的美国人对投掷原子弹进行适当的陈述，并说明为什么我们没有理由感到“忐忑不安”，或者感到坠入“原子弹的围困”，脱身不得。
自1945年8月以后，杜鲁门总统下令投掷原子弹的明智决定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了质疑，当然主要是来自日本人，也来自一些持有偏见的人。他们无意去了解和审视围绕原子弹使用的有关事实。对杜鲁门总统和对美国的批评（于此我要强调，美国使用原子弹是代表了美国的），在许多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节目和活动里似乎变本加厉了。并且，在美国也有许多人攻击使用原子弹此一决定的必要性和道德性。许多日本的高官趁日本庆祝二战结束50周年的活动之机，努力将美国定位为“野蛮之邦”。
野蛮！针对日本人的一个难忘的统计数字：日本集中营里美军战俘的死亡率是45%，而德国集中营里的死亡率是2%到3%，谁更野蛮？？日本军方是刻意折磨和杀戮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太讽刺了：发表此一言论的这个国家，在偷袭珍珠港前50年就奴役了朝鲜，其后又践踏了中国，在中国和东南亚杀戮了3000万人，并在占领菲律宾之后的巴丹岛“死亡行军”里虐待和杀害了许多美国军人，其暴行的理由除了极端野蛮，别无其他。
正如我接下来将要细述的，日本军队在当时曾经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军队。我也要重复说，日军在二战前和二战中的数十年里几乎是毫无约束地对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进行“超级大屠杀”，这是有史以来对待人的生命最无人性、最野蛮和最具毁灭性的残暴劣行。是旷古绝今吗？是的。德国纳粹在二战时集体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是人类历史里为消灭一个种族所采取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既残暴又不人道的行动。
日本人没有资格和立场去质疑投掷原子弹的道德性或残忍性。
总之，本法官决不要日本人在原子弹使用上代表“我的良心”，同时他们也不配在每年8月前往广岛的和平公园，在使用原子弹方面去充当美国或世界的良心。
南京大屠杀
从1937年12月13日起，在那举世皆知的六到八周里，日本军队在南京以俘虏的男人、妇女、儿童为野蛮残杀对象的暴行，充分展示了日本数十年来持久的“抢光、杀光、烧光”的对华军事政策。其残暴行径包括刺刀杀人、剖腹残杀、开腔取心、砍断四肢、溺水酷刑、挖出眼球等等，成千上万的平民被活埋或烧死，或被用为刺刀演练对象，以及幼儿被投入长江。日本士兵还进行“杀人竞赛”，并将杀人数目传送给日本报纸进行大肆宣传（更详细的说明见本章最后部分）。
解除武装的南京警察被押解到汉西门外遭到集体屠杀。1937年12月23日，千余老人、妇女和幼儿被驱往沙滩，被集体活埋在一个大坑里。另一情节是，六七千人被驱赶至沙滩，被浇以汽油，活活烧死，而一旁的日军在受难者恐怖的悲号里欢声大作。
在南京鸡蛋加工厂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日本人发现以后，将他们屠杀殆尽。日军还强迫数千伤病战俘和老幼难民进入河道，浇以汽油，所有人都被活活焚烧致死。
张纯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详细描述了死难者遭受的可怕的厄运。她在旧金山“南京大屠杀索赔委员会”集会现场发表演说，对日军暴行作了深入简要的说明。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索赔联盟模拟审判”张纯如讲演词
（2003年10月24日于旧金山市立学院）
今天我站在各位面前感到十分荣幸。我要感谢你们今天下午来到这里听我报告。你们其中许多人可能是初次听到二战中这段非常丑恶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集体屠杀的恐怖史实。我们也都知道原子弹被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的事件，以及随后进入了危险的新生的原子时代。这些事件在我们集体的良心上留下了烙印，并留下了伤痕，成为如今我们公认的世界历史。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二战期间日本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大屠杀所造成的伤害是懵然无知的。我这样讲，是直指日本人对中国人、东南亚人、朝鲜人，甚而是对我们美国公民所横施的暴行。
我要举出“南京大屠杀”（这是我所著第二本书的书名）一例来说明日本人在他们征服的大多数地区的所作所为。
大约是65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侵占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其后数周内，日本人不仅抢劫和焚烧了这座完全失去抵抗力的都市，而且行之若素地掠夺、摧残并屠杀了30多万中国的平民。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我们便会知道30万人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广岛和长崎两地在原子弹袭击下丧生的总人数还不如南京受难的人数多。在整个二战中，欧洲几个国家死难的平民总数也比不上南京的受难者，换言之，把二战中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平民的伤亡数加在一起，也还是赶不上南京死者的人数——这发生在六至八周内中国的一个城市里。
然而数字本身还不能令人窥其全貌。南京大屠杀所呈现的残暴和惨烈的程度已达到令人费解的顶峰。一位目击惨状的美国传教士说，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妇女被强奸后再被钉在墙上，或加以刺穿，或钉在木板上并让坦克车碾过。男人则被用铁钩穿舌，然后挂起来，或是下半身被埋在土里，让上身被德国狼犬撕碎。婴儿也不能幸免，或是被抛上去，下面用刺刀迎个正着，或是被丢入滚热的水锅。日军各种暴行的残忍程度让城内的德国纳粹都极为震惊。
如今一些日本人宣称，根据一个日本官员的说法，是由于中国士兵或是“中国社会秘密组织”的反抗，日军奋战之余才掀起了大屠杀。然而事实绝非如此。这是一场冷血的、有组织的针对中国无辜百姓和解甲战俘的大屠杀，而屠杀指令由日本最高层权威人士直接下达。
那时日军颁布了“杀尽俘虏”的指令，因此，尽管大多数的中国战俘已缴械投降，对日军已毫无威胁，但日本军人仍然照令执行。
为了追杀中国士兵，以斩草除根，日本人将人力车夫、警察、工人和其他男人都视为可疑的军人而一律杀光。在展开大屠杀的最初几天，日本人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男人，或用机枪扫射，或是把他们活埋，或是对他们实施枪刺和刀砍，进行竞赛，然后将他们浇上汽油，付之一炬。有些屠杀迅速有效，但有些中国人则是受尽折磨后才含恨死去——有的是被活活地剥皮，有的是被针刺遍全身而死，有的甚至被活活吃掉。
在城市里的大多数男人被屠杀之后，日本人的注意力转向中国妇女。毫无疑问，南京大屠杀里的集体强奸暴行是二战历史之最，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中高居第二位的一宗暴行。他们强奸的既有年逾八十的老祖母也有不到八岁的女童；他们把不能直接承受强奸的小女孩的下体割开，甚至轮奸怀孕妇女，然后再剖腹取出未生的胎儿。
如今我不准备再深谈细述这一血腥暴行的细节了，但我必须要指出，当时在南京的日本军官不但认可了强奸的暴行，而且还加以鼓励。有许多证据说明，日本军官对士兵指示说，只要他们事后把强奸暴行加以灭迹，强奸行为便毫无不可——这便是说，一切方便行事，只要事后善加处理。日本军官也加入了强奸中国妇女的行列——日军的高级军官之一谷寿夫（Tani Hisao）在南京城强暴了二十多个中国妇女。
总体来说，日本人在南京至少强奸了2万名妇女和女童，也有其他的估计说，遇暴妇女的人数超过了8万人。然而，这种强暴的全面影响是不能只看人数的统计的。许多妇女在数周集体强奸的暴行下劫后余生，事后却发现已身怀“鬼”胎，她们的惨痛处境又将如何呢？也许，这些因此而怀孕的妇女面临的选择便是，或是以后杀死出生的婴儿，或是养育这个自己永难垂爱的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婴儿。诚然，许多妇女是难以抉择的。一位德国的外交官注意到，在南京大屠杀过后几个月，有“难以数计”的妇女投身长江，自杀送命。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南京大屠杀不仅摧毁了南京的中国妇女的生命，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军用慰安妇这一非法组织的产生，从而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其他亚洲妇女成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奴隶。据说日军在南京集体强奸妇女的暴行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公开指责，于是日本政府为了让日军宣泄有道，就开始自设他们的慰安所。结果，有约20万的妇女——大多数来自朝鲜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被强迫加入日本政府所谓的“慰安所”，以防止日军在中国的其他被占领地区向妇女施暴。1938年，在南京大屠杀后不久，日本人就在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地区开设了首批慰安所。数十年后，日本人辩称，这些慰安所是私人经营的企业，不受日本战时政府的管辖。但是，日本中央大学的一位教授，吉见义明（Yoshimi Yoshiaki）博士，在日本政府档案里找到证据，证明了慰安妇体系的设立是出自日本高层指挥官的授意。
如今说来，许多慰安妇——一些仅十多岁或是更年幼的女子——在战时经年累月地每晚要被二三十个甚至多到50个日军轮奸。这些妇女中不知其数的一些人（日本人藐称她们是“公共厕所”），在获知她们要被征集入所时，便以自杀方式寻求解脱，还有不少人死于疾病和谋杀，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得以生还。这些慰安妇的悲惨遭遇真是令人发指，罄竹难书。有些妇女在受到强奸前，日军先插入高热的铁棍，这是进行“消毒”，以防止日军被传染性病。有些妇女抗议她们的遭遇，就被大卸八块，或是被推滚于满布铁钉的木板，再将她们的尸肉强迫其他慰安妇食用，以警告任何人不得违反日军的指令。
我很希望我能说，这些惨绝人寰的情况只是极少数日军的发狂之举，并不重复出现在其他地区的日军中。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南京大屠杀是政策，它也只构成日本人在亚洲地区通盘暴行的一小部分。在八年战争中，日军杀死了估计1900万到3500万的中国民众，此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邻近各国丧生。日军杀人不眨眼，祸及菲律宾人、东南亚人、印度人、英国人和沦为战俘的美军——其中有些人死状甚惨，苦不堪言。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暗设了731部队，在美国和中国战俘身上进行残暴的医学试验，例如不使用任何麻醉剂就在活人身上进行解剖。
谈到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暴行，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这些杀人者和强奸犯都是普通人。这说明了一些原本正常的、守法的男人是如何轻易地被训练成有效的杀人机器的。
基于日本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的问题可以通过征服亚洲便迎刃而解这样一种信念，军国主义在日本盛行无阻——在日本的学业教育里和日本军人的军事训练里，他们都一再被灌输了一些成见，这使他们相信中国人低人一等，甚至是非我族类。
在战场上，年轻的日本人受到指令，即不把中国人当人，而且，借用一个日军中尉的话，中国人是“猪狗不如”。为使日本军人练就铁石心肠，断绝同情心，视一切人类的痛苦于不顾，日军在强制性的命令之下进行杀人演练，例如用枪刺或砍头方式将活生生的战俘处死，从而使谋杀成为家常便饭，轻而易举。
事实上，在日本军人文化里对非人性化的定位，和其对人类生命的贬低，也包括了日本人的生命在内。一位日本退役军人说，经过训练，他相信天皇是凌驾于上帝之上的，在天皇面前，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他也相信，对天皇效忠重若泰山，而他自己的生命则轻似鸿毛，一个日本战士的最高荣誉便是马革裹尸，遗体还乡。
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写《南京大屠杀》一书。当我是幼儿时，父母便告诉我，在二战期间日本使南京血流成河，而我的祖父母也仅以身免。我嗜爱读书，便开始在本地的图书馆寻找有关此一主题的书籍，结果是一无所获。数年之后，我已成年，由于参加了一个在亚洲由“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主办的展览，我便又开始了认真的检索。展览中的照片令我震惊，我知道我一定要写好此书，即便是需要自费出版，也是势在必行。于是我便采访了在美国和中国的二战幸存者，也仔细查看了相关的档案记录，我发现，南京大屠杀真的是世界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暴行。在1937年，它曾是世界新闻，但后来却被遗忘了。
你们知道吗？南京大屠杀实际是双重强暴的史实。第一次强暴发生在60年前，而第二次正是当前日本对历史和正义进行的歪曲和强暴。
至今，日本人仍不对这些强暴负担责任，尽管日本的战时政府正是发号施令、实施强暴的主宰者。有些日本政客早已公开表态，全然否认日军暴行的发生。然而，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在二战中的其他暴行都是不乏确证并难以抵赖的。如今，在南京还有数百位劫后余生的见证人，他们可以确切指认大屠杀的暴行。而且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个人也发现了许多未经发表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文件——其中包括日记、目击报告、信件、政府电文等——都产生在同一时期，用四种语言对南京事件加以论述。《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美联社、《读者文摘》和《生活》杂志都曾使用大量篇幅披露了大屠杀的新闻，而且此一恐怖事件的新闻短片也仍然存在。
然而，令人甚感惊异的是，与日本相对的德国一再面对其在二战时所施的暴行，负起了道德和经济的责任，但日本人却安然脱身了。德国人已经向受难者付出了相当于600亿美金的赔款，到2005年止，他们还要继续支付数十亿美金。相对来说，日本人几乎是一毛不拔——对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家属是分文不付。德国人一再地向受难者表示忏悔和谢罪，而日本则从未对南京大屠杀中幸存者的家属诚心致过歉。事实上，有些日本官员甚至公开声称大屠杀从未发生，或者说这只是渲染过分的小事一桩。更令人恼怒的是德、日两国在公共教育方面对有关事件处置的差距。在德国，依据法律，他们要在学校里向儿童讲述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而日本则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极力压制研习二战时日本侵略的史实，一方面公开抑止教科书作者从事的宣扬史实的努力，甚至从学校教科书里删除了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战时暴行的细节。
令我最感到愤怒的事实是，日本人继续去靖国神社拜祭他们的甲级战犯。正是这些战犯把日本“高尚”民族的军国主义推上巅峰，从而促使日本军人视人命如草芥，并将其他民族的感情视为微不足道和不关痛痒。祭拜这些人不但在道德方面无以立足，也激起了全亚洲在日军暴行下的受难者们的极度愤慨。类似的行为若发生在欧洲是绝不会受到容忍的。日本人祭拜这些战犯之举，在许多人看来，就道德和政治方面来说，其荒诞无稽的程度正如把希特勒和他的死党们的塑像搬进柏林最宏伟的大教堂里而奉为天神一样。
有人相信，谈历史是危险的，甚至是有碍和平与和解的，因为这可能是重揭伤疤，再掀旧恨。
但我认为，忘记历史更为可怕。对人性施暴的罪行永远不能遗忘，也不容否认，以免危及人类文化的延续。
除非日本肯以事实——全部事实和唯一的战争侵略的事实而不是其他的——去教育它的青年，否则这个国家便会驻足不前。而其起点，便是南京大屠杀。假如一个国家拒绝向其国民揭示基本的历史真相，假如一个国家要向其国民杜撰历史，那么此一国家便也断送了走向民主的未来，并且会让历史再演，重蹈覆辙。
历史已经给我们显示，对以往暴行的遗忘会导致又一暴行。当年，土耳其人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而国际社会对此暴行只是袖手旁观，这也鼓动了希特勒在1939年全力上马他的“最终答案”，并最终让600万犹太人死于非命。事实上，否认和遗忘正是灭族谋杀最后阶段的一部分——首先是消灭受害者，然后是消灭屠杀的记忆。
在我今天的讨论当中，假如你只将一事牢记在心的话，请记住：人类有道德的责任去促使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面对他们的罪恶，并让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永不重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将见证的这个模拟审判是极其重要的。
感谢各位来此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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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感言：
张纯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杀索赔联盟模拟审判”演讲词值得大家仔细阅读，明其究竟。这篇演讲词注入了她的心血。这样的热情和真知灼见，可让读者体会到日军当年是如何的兽性大发和无比猖狂。她的报告的主旨便是：“人类有道德的责任去促使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面对他们的罪恶，并让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永不重演。”
当今社会需要更多像张纯如女士这样的智者勇士，用扎实的研究做后盾，出版高超的作品，去宣扬历史真相，去纠正谎言误导，去激发爱国情操。再有，诚如她所言：“假如一个国家拒绝向其国民揭示基本的历史真相，假如一个国家要向其国民杜撰历史，那么此一国家便也断送了走向民主的未来，并且会让历史再演，重蹈覆辙。
马尼拉大屠杀
尽管“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队残杀暴行里最为恶名昭著、举世皆知的，读者们也还应该知道在马尼拉发生的类似的暴行。为了解发生在菲律宾的日军暴行的有关细节和情况，我联系了我的朋友，菲律宾的副检察总长劳尔·高柯（Raul Goco）。
他的回复和材料值得另辟一章，用以参照说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灭绝人性的暴行的深入性和真实性。日军在马尼拉的暴行于1945年2月3日至3月3日达到高潮和巅峰，虽不及南京大屠杀持续两月之久，然而，整体上看，日本军队在马尼拉施虐所造成的残暴、非人性的野蛮屠杀和毁灭是同样的罄竹难书和令人发指。
假如你阅览中国、东南亚和其他被日军征服地区的地图，并知道日军于1931年到1945年占据着中国和朝鲜，再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占据着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你便会了解，我们以“超级大屠杀”命名，估计日军屠杀的人数约3000万人是言之有据的。
菲律宾副检察总长劳尔·高柯致丹·温法官函
1996年5月28日自马尼拉
尊敬的丹·温
佐治亚州最高法院资深法官
北马歇尔街735号
佐治亚州雪松镇30125
传真号（404）749-2117
亲爱的丹：
我接到你1996年4月1日的来信，要求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横施暴行的有关信息。
现附上《菲律宾自由新闻》杂志86卷第6期，即1995年2月11日登载的两篇文章，其中细述了马尼拉的劫难和解放。
希望此二文可提供你所需的参考资料和数据。
真诚向您致意问好！
您最真诚的，
劳尔·高柯
副检察总长
《菲律宾自由新闻》
1995年2月11日
马尼拉陷落
这并不是一个军团的疯狂行为，而是日本最高统帅部预谋的目的。
根据日本暴行受难者和目击者公证的陈述，我们得到以下马尼拉和其居民遭到全面摧毁的事实。解放马尼拉的美军收集了这些证词，然后集合成一份报告由美国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送交国防部。为了简化，原有证词的用言大多都加以压缩，但其在发誓之下提供的证词的重要事实均保持不变；为了安全考虑，许多举证者的身份也秘而不宣。
马尼拉被摧毁了，远东以往的骄傲之城已毁于一旦。爆炸和大火已使教堂、修道院和学校沦为废墟，难以辨认。平民遭到掠夺、火焚、饥饿和屠杀，女人被肢解，婴儿在刺刀下送命。
屠城指令来自东京，举凡战俘、军人、菲律宾官员和人民的证词，以及日本的文件都证实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洗劫马尼拉的种种暴行不是出自一批日军的背水一战或自卫反击，而是来自日本最高指挥部的精心策划。
在1945年2月的最初三周里，从圣托马斯战俘营被美军解放开始，日军按照计划，在市中市这座古老的“围城”里逐步破坏了教堂、修道院和慈善机构，将所有最神圣和最具历史性的文物建筑悉数摧毁。
古老的圣托马斯主教大学，是东方天主教第一学府，也是美国首创的天主教学府，最终化为碎石一摊。远东最美的马尼拉大教堂也只剩下残垣断壁。主教的殿堂、医院、修道院和图书馆一律遭到轰炸和焚毁。曾赢得“小罗马”美誉的市中市的一切文物都荡然无存。
在市中市城外，日本人也精心筹划了同样的破坏，将西班牙修女慈善机构予以摧毁。日本人在卢本修道院成立的收容所纵火，使上千的难民丧生，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肯考迪亚大学里躲藏了两千多难民，其中有孤儿、弃婴、病人和从圣乔斯医院转来的精神病患者。日本人有没有对这批无助者心存怜悯，将他们痛快地枪杀致死呢？处决这些妇女、儿童、病人和精神病患者时，他们居然不费一枪一弹，而用铁链拴住大门，用机枪在四周围着以防有人生还脱逃，再纵火烧房，不留活口。
1945年2月10日，一小队日军进入红十字会的建筑，将其内的医生、病人、婴儿、护士和难民全部枪决和刺死。护士们哀求日军放过新生的婴儿和产妇，饶他们一命，结果是她们全部丧命于刺刀之下。然后这批杀手把住处的食物和补给洗劫一空。只有菲律宾红十字会代理负责人莫特斯托·法诺兰（Modesto Farolan）死里逃生，他后来在法庭作证，陈述了这幕惨剧。
2月12日，一名日本军官率领20名士兵闯入拉萨尔大学，其中住有70个人，包括30名妇女和年轻女孩、15名修道士、1名神父和4个家庭的成年男子。他们都遭到枪击、刀砍和穿刺。有的当场丧命，有的后来流血过多身亡。日军还试图强奸受枪击和刀刺后生命垂危的女孩。教室纵火后只有10位受难者生还。逃过一劫的修道院院长出庭作证，描述了屠杀过程。
2月23日，在圣地亚哥城堡长达15英尺（约4.6米）、宽12英尺（约3.7米）的屋子里发现了50具尸体，双手被绑，中弹累累，尸体萎缩，营养奇缺。这些尸体层层堆列，高达数尺。在另一房间里有6具尸体，同一惨象。
同一天里，在一座15平方英尺（约1.4平方米）的小石楼里，又发现了30具烧焦的尸体。一个在日军枪刺下幸运逃生的菲律宾人引导美军发现了这一存尸处，他是从医院转移到这里的58个结核病人之一。他们无粮缺水。只要饥渴难熬的病人提出要水和食物，就会被刺死，抛入这一尸体屋。
2月24日，在一个15英尺（约4.6米）宽、18英尺（约5.5米）长的地牢里又发现了250到300具堆起的尸体，地牢的钢门紧闭。所有迹象都说明他们是饥饿毙命。从尸体的姿态看来，他们曾努力逃生。据打开钢门的美军讲，当时是恶臭迎面扑来。
尽管西班牙国旗还醒目地悬挂在西班牙领事馆前，日本人还是焚烧了领事馆，并将50多人活活烧死或在花园里用刺刀扎死。娱乐场和图书馆都被付之一炬。两所有名的建筑（The house of the Auxilio Social and the Patronato Escobar Espanol）全部遭到焚毁。据估计有90%的西班牙建筑被彻底摧毁。
其他省份也同样遭殃。1945年2月1日，日军炸毁了多明我会在卡拉马的糖业中心。当地有5000多名男女老幼死于非命，而整个城市沦为火海。5名死里逃生的神父出面作证，陈述了这一可怕的经历。
在市中市，大量西班牙神父和修道士被日本宪兵赶进大教堂前的两个避难所里。日军向他们扔手榴弹，用汽油桶和泥土将洞口密封，要致他们于死地。13名奥古斯丁会神父里只有两名生还。用同一手法，日军还杀死了圣方济各和嘉布遣等修道会的神父。市中市之外，还有15位保禄会神父和3位嘉布遣会的神父被杀。
55岁的瓦特·富兰克尔（Walter K. Frankel）是一位外科医生、泌尿学家，也是菲律宾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史教授。他和其他19个人，其中包括男人、妇女、儿童，都被送进一个房间，日本人将其四周浇上汽油，引火焚烧，要逃生的人都被枪击致死。只有富兰克尔、他妹妹和另一人侥幸逃生。富兰克尔作证陈述了这一惨剧。
2月7日，人们在胡安卢纳和莫里尼街口的东南角发现了大约50具尸体，散布在草地上、街道上和充水的地沟里，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婴儿和幼童，三分之一是妇女，大多的尸体都是双手被倒绑。同一天，又有115具男人、妇女、儿童的尸体在火车站附近迪派木材公司的场地被发现。日本人把那些人枪击刀刺后推入阴沟。多数成人和年龄较大的儿童是双手被绑，小孩们被直接杀害，其年龄为两到七岁，还有部分死难妇女是孕妇。
在包括一本日记在内的敌方文件里陈述了1000名平民遭受集体屠杀的事实，军方营部的命令是，将战场上日本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格杀勿论，再火焚灭尸。
在塔伏特大街的絷营地发现了45具妇女尸体，她们都遭到残暴处死并显而易见地被强暴过，也有几个儿童被刺刀扎死。
幸存者们口述的个别残杀事件可谓不计其数，极端残忍。妇女们被日军开膛破腹，割去乳房，刀刺阴部；儿童们则被他们用匕首和刺刀砍刺致死；男人们想从大火焚烧的住屋里抢救财物，在喷火器的攻击下退回住屋，被活活烧死。极少人得以逃生。军医约翰·阿尼斯（John H. Amnese）作证时说，十多岁的女孩们乳头被割下，胸部和腹部受到刀刺，一个10岁女孩和一个两岁小男孩被砍去双臂，5岁以下孩子都受到严重的火焚和刀刺。在此地区任何民营医院里都可以找到其他残杀情况的证明。
拉萨尔大学集体屠杀
修道院院长的简要证词
我是一个22岁的护士，我至少有两次目睹到约有75到100名平民遭受屠杀。
——卡洛琳娜·科伦娜（Carolina Coruna）
每一次，约百名日军组成的枪决队让平民在维多利亚和素兰诺大街交会处排成一列，然后用机枪扫射，在近距离内把他们全部枪杀。受害人中的妇女们冲向日军恳求饶命，在到达士兵身前时已被冷血屠杀。
我正在墙中城市（the Walled City）安达街和维路兹一家人同住。一天晚上一个日本卫兵来到家里,他向我们试图藏身的避难所大吼一声：“里面有男人吗？”我会说一点日语，来到门口告诉他：“里面只有妇女和一个两岁男婴。”他命令说：“不要让婴儿出声。”我一回身他就开枪把我打倒，击中我的双腿，让我下半身全部无法动弹。我假装送命，但睁着双眼，看着卫兵。他进入避难所，直接奔向正抱着男婴、手掩其口、不让婴儿出声的维路兹太太。日本士兵挺步上前，用刺刀直穿男婴头部。维路兹太太怒极大吼，日本士兵先迎面开枪，将她击毙，随后又枪杀了她的妹妹。其后我就神志不清，不知道以后还发生了什么……
受害者被刺刀穿透后被抛入死亡间。一个幸存者展示了他背后的刺刀伤，这仅仅是他要求喝水而招致的灾难。部队的军医巡视了现场，但由于被火烧后的尸体难以辨识，死亡原因无法确认，但在部分尸体上可看到胸部和腹部的创伤。
后来又有第三组尸体被发现了。就实况而言，他们是被蓄意残杀的牺牲者，遭受到比其他受难者更凶暴和残忍的处置。是腐尸的恶臭才吸引人们找到这组尸体。搜寻者在有地下室的地区进行搜索时，发现了两扇禁闭的铁门。将两门费劲地撬开后，一股极端的恶臭向搜寻者迎面冲来。地下室的墙厚达5英尺（约1.5米），一扇高处的窗子也紧紧关牢，在铁门后两英尺处有一个锁住的铁杆门，门里是一间不透风的长18英尺和宽15英尺的密室，里面有一些铁杆隔间，积存了大约250到300具尸体，全部溃烂不堪，难以辨认。他们饿死的可能性很大。
估计有400具尸体在圣地亚哥堡内三处被发现。他们是在枪击、刀刺和绝食等各种情况下送命的。
——步兵第129团的报告
第一组约50具尸体是双手倒绑。尸体堆积起来，面朝下，每人身上有3到6个子弹孔。他们的位置显示出，一排人面墙而立，然后从背后开枪。而后第二行、三行、四行的受难者依样处置，陆续倒在前一波死尸上。尸体都萎缩了，有遭受饥饿虐待的迹象。
第二组的30具尸体是在一间15平方英尺（约1.4平方米）的石屋里被发现的。最初被发现时，因临近处大火高温，而无法接近此处。后来从一个逃生的菲律宾人处得知，有58位肺结核病人从一家医院转移到这里，断水断粮长达两周。只要有人讨水讨食，就将其用刺刀穿身，掷进死亡间。
我不想窒息而亡。
——一位神父
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分开后，被驱入大教堂前的避难所。在我那间避难所里有80多人，其中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是神父身份。约半小时之后，日军在透气孔处投下手榴弹，我们都严重受伤。当我们冲向门口，日军狂笑着以子弹相迎。然后他们用石头、汽油桶和泥土封门，要将我们活埋。那天晚上，我透过泥土层挖出了一个通气孔。早晨一个日本士兵发现了这个孔，朝下开枪多次，再次填塞了通气孔。过了一阵，我又把通气孔掘开。我躺在已腐坏的一堆同伴的尸体之上——他们身上已经生了蛆——许多苍蝇到处飞窜。到第四天晚上，我把洞穴掘大，和另一同伴脱身逃出。
我身体一侧因手榴弹而伤痕累累，我同伴的伤势更加严重。在逃亡中我们大多是滚爬前进，忍受着铁丝网和尖锐石头的折磨，寻找饮水、食物和藏身之处。我们没有找到食物，但我在司法部大楼的厕所便桶里找到水。次日晨我听到有脚步声接近我的藏身处，有一个美国士兵呼唤说：“好了，出来吧！”
我相信我们是那批人里仅有的逃生者。后来我得知，和我们分离的数千菲律宾人都被浇以汽油，焚烧送命。
我，莫特斯托·法诺兰（Modesto Farolan），45岁，是菲律宾公民，我目睹了2月10日在红十字会大楼的集体屠杀情景。
——莫特斯托·法诺兰，菲律宾红十字会代理主任
红十字会人员为陷落的城市马尼拉人民服务的真实事迹是用其医生和护士的鲜血写成的。1945年2月10日傍晚6时，他们都丧命于日军的子弹和刺刀下，一并牺牲的还有他们的病人，以及主要是妇女和小孩的许多难民，他们的家园毁于战火，而拥入红十字会寻求保护，这些人全部在日军冷血的屠杀下丧生。
从2月4日星期日到2月10日止，我属下的医生和护士们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毫不间歇地工作着。从星期二开始整个社区都被日军团团围住了。
星期六下午，一股日军突然冲入红十字会，见人就杀，见人就刺。德·温尼沙（de Venecia）医生，一位外科手术医生志愿者，正和一位助手准备进行两场手术。罗萨里奥·安达娅（Rosario Andaya）护士小姐也正担任义务工作，在主走廊里维持秩序，这时已有大批群众进入大楼，人满为患。当我们听到枪声在大楼内四处响起的时候，安达娅小姐为保护她身旁的母子两人而大声哀求日军枪下留人。我们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一个手持刺枪的日本士兵撞入了这间临时安置的办公室和手术室两用房，我们都在现场，温尼沙医生刚走到我所在的角落，罗弗瑞加（Loveriza）和德·帕兹（de Paz）两位护士小姐及一助手都躲进屋子的角落里以策安全。首先，温尼沙医生在房屋一角身挨两枪。士兵又转而向他身旁的助手开枪，没有命中，于是她奔向屋角的那两个护士的藏身之处，她们都已藏身在我书桌旁的两张床垫之下，垫下还躲了两个病患。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了两个患者，另一刀刺向先前逃过一枪的助手，而且同时刺中床垫下躲藏的帕兹小姐。士兵看我躲在书桌下，便直放两枪，但都和我擦身而过，只碰到我所戴红十字钢盔的边缘。然后他枪杀了一个年轻母亲和她出生十天的婴儿，又解决了照料此母子的祖母。至此，他认为已经把屋内所有的人都杀光了。
更多的屠杀在建筑大楼的其他部分进行着，我们可以听到受难者面临死亡的哀嚎、儿童们的惨叫，和垂死的母亲、女孩们的呜咽……
2月3日清晨7时，作为美军先头部队的第一批菲律宾侦察队员到达了红十字会地区，他们提醒我们要撤离此一地区，以便进行巷战。我招呼了几个幸存者离开现场。在我们开始奔跑时，日军以机枪向我们滥射。有多少人在集体屠杀中丧生，我无法断言。
战争和记忆
第尼西欧(Dionisio)在逃跑时，看到一个日本士兵抓住一个婴儿，抛向天空，再用刺刀迎上一刺。
——证人：纳蒂·纽桂（Nati Nugui）
50年前，在马尼拉于日军占领下取得解放的战役里首先捐躯的曼努埃尔·科雷柯(Manuel C.Colayco)，在本月里获得追念和哀荣。在他小传的第一节里写道：
“1945年2月3日，科雷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在巴丹服役，任职中尉，后晋升为上尉）会合了美军第一骑兵师44坦克营B连。他们的任务是解放马拉坎南和当地受拘的平民（其中有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被日军拘押在圣托马斯大学内设置的拘留营里。他进入圣托马斯大学大门时，在日军狙击手投掷的手榴弹爆炸下身受重伤。一周后，2月10日，他死于美国陆军第29野战医院。”
就科雷柯而言，他已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曾在巴丹陷落时经历“死亡行军”的艰险，在卡帕斯城的欧唐路拘留营获释后加入了抗日的地下组织。
马尼拉之战将持续一个月，其间在日军残暴的摧毁下有10万平民丧生。日本统帅山下奉文大将（Yamashita Tomoyoki）对部属下令“杀人灭绝，建筑全焚”。许多妇女被刺刀杀害之前都遭到强奸。日本人已弹药绝援，用刺刀是更简易的办法。
在帕斯格城以北地区，人员伤亡较少。2月3日，战争爆发时，在菲律宾大学教育学院就读的一位学生卡门·阿拉布罗（Carmen Arabulo），从三巴乐城伊沙培路街家中住宅的窗口向外望，看到满载日军的卡车噪声大震地驶过。由驾车的菲律宾司机传出的说法是，日军撤退了。卡车是朝向蒙塔班高地驶去。
最后一辆卡车过后，静寂到来，而阿拉布罗仍放心不下，以后要发生什么呢？当天下午5点，全家人开始听到远处有持续的噪声传来，声音逐渐变大，越传越近。美国人！“美国人来了！”
一群幸存者联合起来，成立了“记忆1945年马尼拉”组织，其任务是尽量收集日本人在马尼拉一个月战役里犯下的种种暴行，妥加收藏，以备未来。
在战争中家人全被杀害的派瑞兹-鲁毕欧（Perez?Rubio，菲律宾科拉松·阿其诺\[Corazon Aquino\]前总统的礼仪官）说：“在马尼拉发生的一切要说出来，传下去。在亚洲我们不是战争下唯一的受难者。儿时我曾听到南京大屠杀,但我太年轻，不能理解，直到菲律宾面临类似浩劫。然而大屠杀离我们太遥远了。因而极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挺身作证，以免在历史里我们只成为一星半点。日本的后代也要知道他们的先人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其作用是‘避免惨剧重演’。”
派瑞兹-鲁毕欧得以存活是因为他成为日本宪兵队在碧瑶的战俘，该处是由日本式的纳粹特种部队和盖世太保的组织兼管。假如他身处马尼拉，他就会遭遇到和他所有家人一样的死亡结局。他是游击队员，受命前往碧瑶，和反抗组织的另一队友同行，其人为强尼·伊斯梅路（Johnny Ysmael），他是在日军占领区侯塞·劳瑞路（Jose P.Laurel）政府编制下外交部长瑞克图(Claro M.Recto)的女婿。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曼努埃尔·若克萨斯(Manuel Roxas)逃脱到北部，然后去澳大利亚加入麦克阿瑟的部队。然而他们遭到逮捕，被判为死刑。但由于劳瑞路的干预，死刑被改为终身监禁。他们避人耳目地服刑于伯纳姆公园的菲律宾冷藏库，此时它已由日军改为监狱。直到马尼拉解放后不久，派瑞兹?鲁毕欧才返回马尼拉，并从原家中一仆人口中得知他全家人的血腥遭遇。
在马拉特城维罗·库兹（Vilo Cuz）街他家的住宅里，有一个无声的庆祝，据说美国士兵已出现在哈里森公园，那里是如今的哈里森大厦。一个家仆和米格尔的兄弟已看到士兵的头盔和日本兵的不同，他们认为这些是美国军人。那是2月12日，同一天在德拉沙路学院（De la Salle College）躲藏的16名传教士和平民遭到日军屠杀。
派瑞兹·鲁毕欧说：“我父亲认为快要解放了，于是要家人进餐，因为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将他们撤离。然而，并非是美国军人到来，尽管他们的确已在附近，闯入住宅的竟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所有人都被命令走出去站成一排，那时屋里有30多人，其中包括4个小孩，最年幼的是6个月，另一个为一岁半。除派瑞兹的家人外，还有麦米金一家人，其中有海伦，她是派瑞兹家中长子卡路斯（Carlos）的媳妇，也是约瑟夫·麦米金（Joseph McMicking）上校的妹妹。麦米金上校的母亲，两个姐妹——海伦和康索罗，还有一个曾在巴丹服役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都一并丧生。
派瑞兹·鲁毕欧说：“阿尔弗雷德和另一个兄弟是被砍头的。麦米金一家其余的人被枪杀或刀砍。还有其他一些人躲在这个房子里。一个操一口流利英语的日本军官告诉他们要一言不发。一个年轻孩子讲了话，那军官立即近距离向他射击，他当即身亡。那时其他的人都知道自己已面临危境。日军下令，让他们回到家里去。”
“我的家人被分配在楼下两间卧室里，然后房门被关上。他们听到搬家具的声音，以为这些家具是顶住房门，阻止他们逃跑。”
他们不知道日本人准备点燃房间，要将他们活活烧死。他们从窗口向外看，发现日本人正严加防范，以确保无人逃脱。
派瑞兹?鲁毕欧说：“我17岁的妹妹鲁普和一些人得以逃出房屋。她从面对维罗·库兹大街的前门溜出。关于她最终如何被杀害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是腿上受到枪刺，流血过多而死。另一是，她先被强奸，再刀刺毙命。如今当我想到这一情况时，我希望她是在第一种说法下丧生的——这让我略减悲伤。”
派瑞兹·鲁毕欧58岁的父亲卡路斯，23岁的弟弟加卫尔和两个家仆约瑟和第尼西欧都逃出了焚烧的房屋，奔向巴拉加斯大街。“我父亲立即头部中弹。加卫尔背部受到刀刺。第尼西欧得以越墙逃跑后躲入巴拉加斯大街的草丛里逃过一劫。次日美国人到达，解救了他。”
派瑞兹·鲁毕欧说，第尼西欧在逃跑时，看到一个日本兵抓着一个婴儿，抛向天空，再用刺刀迎上一刺。
一对叔父和婶母年事已长，无法脱逃，他们在祷念经文中葬身火海。
第二天，在房前的一个低凹处发现了七八具尸体。其中之一是派瑞兹?鲁毕欧58岁的母亲，另一人为其52岁的姨母萝西。
派瑞兹?鲁毕欧说：“仆人们的住所也被付之一炬。他们或遭受枪杀，或火焚毙命，其中包括视我如己出的护士塔瑞莎。”
我曾认为日本人是要进行集体自杀，先杀了菲律宾平民，再自杀如仪。在他们眼里菲律宾人多死一个，帮助美军反攻的人就少了一个。也难以确定他们进行屠杀是各自的行为还是集体行动，是一时兴起，还是执行命令。后来的证据说明是后者。日军进行大屠杀是按计划进行的。我们在发现的日记里看到有关的指令，记载了要如何杀死菲律宾人——在射杀时尽量节省子弹，或者用刺刀行凶。
（作者感言：在马尼拉和南京的大屠杀都证明了日本军队是奉命执行任务，由上级批准，将屠杀施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占领的中国地区、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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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感言：
日军在马尼拉的大屠杀，和先前在南京的大屠杀一样，是他们狰狞面貌的真实写照。这也一再验证了包括日本裕仁天皇在内的日本军事狂热分子是如何用心险恶地发号施令，下达军部，要求以最残暴手段施虐于他们的“征服者”，以打击对方士气，犒赏“英勇皇军”，求得速战速决的效果。再者，在撤防返日前，日本军队要尽可能多地杀伤菲律宾人，这既是宣泄，也是报复。菲律宾人记录了这段史实，这是弥足珍贵和发人深省的。
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
（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朝鲜、东南亚和针对战俘的种种暴行）
为了能更正确地理解为什么应将日军的暴行称为“超级大屠杀”，我们要看看他们在中国施暴的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大多数都是日本人拍摄的。
不论日本人是有意拍摄，存为记录，用以在日本本土展示，或是以此作为培训资料，鼓励日军进行更多的屠杀，这些照片都充分说明了日军暴行的野蛮疯狂是多么惊心动魄，举世无双。
我将日本人的暴行描述为“超级大屠杀”，其行径是一言难尽，一书难载的，更无法在本书的一章里细述。
但我要提供足够的事实让你了解为什么日本人，包括许多重头人物，其中有重光葵外务大臣、森岛公使（驻葡）、加濑公使（驻瑞士）和冈本公使（驻瑞典），都一致展开宣传，反对原子弹的投掷，将我们视为野蛮，并让全世界忽略举世无双的日军杀人放火、非人运作的极端暴行。
1931年之前日本已开始侵华，1931年9月18日之后愈演愈烈。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对其进行有计划和任意的虐待和屠杀。
在日本天皇的组织和授权之下，日本陆军的731部队、100部队和1644部队等都一一设立，其任务是开发、生产、试验各种用于大屠杀的生化武器。（《死亡工厂》Sheldon H.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Routledge,1995.，106页）
这些部队制造了霍乱、鼠疫、炭疽病、伤寒和鼻疽病等各种传染疾病，其病源体用细菌、蛇毒、鱼毒、氰化物和砒霜等配制出来。
他们用各种细菌和病毒在中国男人、女人、小孩、婴儿和美中两国战俘身上进行实验。谢尔登·哈里斯（Sheldon Harris）教授所著《死亡工厂》一书令人震惊地描述了日本731部队、100部队和1644部队的残酷暴行。
哈里斯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说他难以细述731部队的暴行，这些暴行比“科幻小说”的内容更令人难以置信。
石井四郎（Ishii Shiro）大佐在日本裕仁天皇的指示下设立了731部队、100部队和1644部队，拥有5000多名医生、科学家和供应人员，用以发展化学和生物传染武器。
这些单位聚集了中国的男人、妇女、儿童，以及中国和盟国的战俘，他们被称为“木材”，被用于各种不可想象的最惨无人道的实验。
《死亡工厂》一书（77页）写道，在哈尔滨当地和附近的许多中国人都被用于无数残酷、虐狂和致死的实验。在1939年和1940年有1000多口井遭到鼠疫菌的投放，这种毁灭性的疫病被传布到许多村庄。40个13岁到15岁的中国年轻人被迫吞饮了含有鼠疫菌的柠檬水，感染鼠疫而死亡。而且，日军假装要防范霍乱，给无辜的长春人民注射了霍乱病菌，造成霍乱的扩散流传。1942年7月，石井大佐输送了130公斤的甲型副伤寒病菌、炭疽病菌和数量不详的霍乱病菌到南京去，制造了各种瘟疫，这让石井大佐和其研究人员喜出望外。石井大佐此行将含有炭疽菌的巧克力糖送给当地的儿童，产生了致命的效果。他又在饺子里注射了鼠疫菌，送给释放的3 000名囚犯，让他们回乡散布疾病和死亡。
1940年7月，在一场生化战的攻击下，宁波市和附近的5个乡镇流行了5个月的霍乱、伤寒等瘟疫。该瘟疫其后数年绵延不断，死亡人数极高。
1947年11月到12月，石井大佐获得了战犯审判的赦免权，他曾接受采访，说明他工作的目的是如何使人患染肉毒中毒病、布氏杆菌病、气性坏疽、鼻疽、流行性感染、脑膜炎球菌病、瘟疫、天花、破伤风和土伦杆菌病等。（《死亡工厂》，65页）
许多在石井大佐主持的单位里工作过的军方人员，后来都对用活人进行可怕实验的情形供认不讳。例如：“我犯下了违反人道的罪行。我承认在我工作的731部队里，我曾参与在活人身上进行生化武器的实验，为他们注射具有严重感染性的病菌，而且，我还参加了用致命细菌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实验，这是既野蛮又犯罪的。”
川岛清（Kauashima Kiyoski）日本731部队少将指挥官。在苏联接受审判时的供词（《死亡工厂》，58页）：
二战时在中国一个日军单位的医学助手回忆说：“这家伙知道他要完了，因此他没有挣扎。但当我拿起解剖刀时，他开始大声喊叫了。我一刀切开他的胸部和腹部，他发出可怕的吼声，面部在痛苦中变了形。他惨叫的声音难以想象，恐怖至极。而最后他停止挣扎了。”
做此陈述的前日军医学助理坚持不透露其姓名，他解释了要进行活人解剖的原因——作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战俘被刻意注射传染病菌，然而，这只是极端恐怖的开端而已。使战俘感染后，研究人员再将其切开，以了解这种病症对其身体内部所造成的损害。而且剖体时并不使用麻醉，以免影响实验的结果。
日军将731部队的总部设立在哈尔滨附近，目的是开发在二战里投掷的瘟疫炸弹。这些研究计划是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最保密的运作之一。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生化战项目，要培制瘟疫菌、炭疽病、霍乱和十多种其他感染性疾病的病菌。战时在中国工作的一个日本医生汤浅谦（Yuasa Ken）说：“活人解剖也经常作为各种外科手术的练习。先割盲肠，再割去一只手，最后割开气管。一切实验完毕，再注射将其杀死。”
这些单位做医学试验时，也会将患病的囚犯和健康者关在一起，以了解各种病患扩散的情形。医生也把一些人关入压力舱，以测试人体能承受多少压力，直到眼球爆出眼眶。为确定如何处理冻伤，囚犯在冰冻的天气里被拖到外面，暴露双臂，时时浇以冷水，直到双臂冻结，打击时可以发出敲击木板的声音。
医生们甚至用一个仅出生三天的婴儿做实验，用一根大针穿刺婴儿的中指，量其温度，并防止婴儿握拳。受难者也常常被拖往一个名为“安达”（Anda）的射击试验场，被日本人捆在柱子上，供他们进行实弹射击，用以鉴定各种创新技术的有效性。此外，日本人还用飞机向这个区域喷射瘟疫菌或空投带瘟疫菌的跳蚤，以了解可以杀死多少人。
日本陆军经常举行“战地演习”，曾用飞机将带有瘟疫菌的跳蚤投到中国东部的宁波和中北部的常德。同时，日本军人还将霍乱菌和伤寒菌投入中国的水井和池沼。
哈里斯教授所著《死亡工厂》一书用了标题是“军事，掩盖，与魔鬼交易”的整个第15章来说明，战后对日本（生化战）的研究加以保密的部分原因是，美国为取得日本医生的实验数据，给予了他们赦免权，让他们不在战犯法庭上受审。由麦克阿瑟总部首先提出建议，不将石井大佐和其他人送往战争罪行审判庭接受审判。（《死亡工厂》，215页）
葛瑞哥·罗瑞革兹（Gregory Rodriguez）曾发言谴责，麦克阿瑟将军为了从石井大佐处取得731部队的记录文件，对其加以承诺，只要石井交出文件，便可以豁免受审。 “假国家安全之名，远东地区的美军战俘在731部队沦为试验品的事实被掩盖了。”（《死亡工厂》，118页）葛瑞哥·罗瑞革兹曾在沈阳沦为战俘，他告诉儿子，他是日本细菌战试验下的受害者。
弗兰克·詹姆斯（Frank James）从1942年11月11日直到1945年获得解放为止，曾在沈阳沦为战俘。他讲述了战俘们如何被当作试验品的事实，他也被差遣去协助埋葬数百具在试验下丧命的人的尸体。弗兰克·詹姆斯也透露了一桩恶劣的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便是美军当局要他签下保证，绝不泄露这些暴行，否则他将遭受军事审判。（《死亡工厂》，120页）
假如这些暴行还不够令人震惊的话，请看下文：“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曾拥有大量731部队运作的资料，是二战后取自获得赦免的日军石井大佐和其他一些人。这些资料，不但没有加以翻译或是为了在该部队受难的战俘而作为历史资料保存下来，反而都归还给日本政府了。不错！是原样归还给日本政府了。这使我们成为帮助日本否认他们的暴行的同谋，让他们更加抱怨我们原子弹的投掷。”（《死亡工厂》，122页）
在731部队、100部队和1644部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不难预测：“在战争结束前夕，关东军最高统帅部发令，将长春微生物战试验室和它的附属设施全部摧毁。在平房基地的全部建筑物都用强力炸药彻底爆破。一些贵重设备，或是太重难以运输的，都一并打碎。其他设备和许多研究数据和资料，只要能加以保存的，都运回了日本。”（《死亡工厂》，99页）
100部队在撤离长春之前处死了所有的战俘，无论是带菌者还是健康者都无一生还。在营地工作的中国工人们也统统惨遭杀害。战俘和平民雇员们被注射氰化钾毒液，意在一个不漏，但仍有极少数的人幸免于难，存活了下来。
也有几位十分幸运没有遭到毒液注射的人活着讲出了他们的经历。
（作者感言：你同意哈里斯教授所说的吗？他说的这些日本人的暴行已经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了。）
《死亡工厂》详细描述了日本人实行的一些最残忍恶毒的试验和杀戮，但这还只是日军杀人放火的一小部分。我已经告诉过你，日军是人类历史上最不人道、最残暴、最野蛮的杀人队伍。
新西兰作者詹姆斯·麦卡（James Mackay）所著《高层的背叛》一书为证明日军全部的所作所为而提供了最佳的资料来源。野蛮的日军约有400万人之众，他们从1931年到1945年施虐中国，其暴行例如南京大屠杀，以及1941年12月到投下原子弹期间在菲律宾、香港、新加坡、印尼和所有其他占领区的残暴行径。《高层的背叛》描述了新西兰的詹姆斯·高文（James Gowing）上尉的经历，他曾沦为日军战俘，在被俘期间，他学会了流利的日语，日本投降后，担任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下属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战争罪行调查员。
高文写道：
……我决心要让那些懦弱的混蛋们全都受到正义的制裁，他们肆无忌惮地暴打老人和妇女。我亲眼目睹了被俘者遭受的摧残。我尽量忍耐，但在很多情况下我已绝望。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我多次遭受暴打。我看到勇敢的盟军军人们被砍头，也看到一个残病交加的老人被活活打死。在日本的15D战俘营，我几乎饿死，并看见许多战俘在强迫劳动、医疗疏忽和营养缺乏的情况下惨然送命。我将竭尽全力为所有这些遭受苦难和牺牲的人作证，尽管他们的遭遇似乎无人怜悯。命运赐我以良机，让我担任这份最难得和最神圣的工作，让我代表在日本人野蛮行为下的受害者发言。我要为所有牺牲在日军之手的死难者仗义执言，全力以赴。（1947年6月30日）（《高层的背叛》，101页）
高文指证了日本在投降之前和之后屠杀了无数战俘的事实经过。
我将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日本人两次用残暴的报复手段杀害了近1000名战俘。即使违反特定的指令我也要公布以下的事实：在北婆罗州的山打根市，由日军战地指挥官寺内寿一（Terauchi Hisaichi）下令，有560名战俘被迅速恐怖地处决，那时他知道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执行这场集体屠杀的战犯还仍然逍遥法外，首犯寺内寿一据说是在马来亚的柔佛巴鲁的任盖一地病故，而免于绞刑。另一谋杀暴行发生在佐渡岛的相川战俘营，有387名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丹麦奴役劳工被蓄意活埋在400英尺（121.9米）深的矿井下，上面用强力炸药爆炸封顶。这场屠杀发生在1945年8月2日，无人生还。日军这些有预谋的屠杀，除了报复不会是别的。（1945年月15日）（《高层的背叛》，220页）
高文审讯了津田吉郎（Tsuda Yoshiro）中尉，他是日本佐渡岛相川109号战俘营的副指挥官。
津田说，在1945年8月2日那天，他下令将385名盟军战俘下遣到400英尺深的矿井的最深处，之后，卫兵撤回，并引爆了预先埋藏在矿井里的炸药。
看到爆炸完成，津田说：“我知道矿井下有三处爆炸后塌方，所有战俘都被活埋。我返回战俘营，立即向主管少校报告，矿井已被摧毁，有387名战俘被埋在井下。”（《高层的背叛》，251页）
为湮没他们的战争罪行，日本人采取了一贯的做法。津田说，他们将战俘营留存的全部证据都加以毁灭，又将战俘营服役的日本官兵全部遣散返乡。然而，日军部队则伪造记录（在国防部知情之下）该战俘营的军事人员都被转移到了广东日军军部。（《高层的背叛》，252页）
对吉崎三郎（Yoshizaki Saburo）进行审讯时，他承认目击了1942年2月9日在安汶岛拉哈机场的屠杀。吉崎三郎是一个平民身份的译员，他说，他把自己的长军刀借给一个日本陆战队士兵，该士兵随后和其他陆战队士兵一起站在“B”坑附近。他还说，是佐佐木觉太郎（Sasaki Kakutaro）上尉执刀在坟地“A”处砍下了一个澳大利亚战俘的脑袋。然后其他士兵急不可待地陆续上阵，连着砍杀了4个盟军战俘（杀人者的职称和姓名不详），行刑前还用手电一一照亮了战俘的颈部的后面。在坟地“A”处砍杀七八个澳大利亚战俘之后，借刀的士兵将武器还给了他，还一面说，他刚杀死了一个大块头战俘，刀锋已钝，刀面已弯。
吉崎三郎声称，那一晚除了30名左右的丹麦战俘遇害，还有55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斩首。
有关第二次屠杀事件，吉崎三郎说，2月23日他回到安邦城（此前他去了帕索城，暂离了翻译工作），他听到，并也相信，一等伍长山下田次（Yamashita Tasuki）说，在1942年2月15日到20日之间，所有在拉哈机场的剩下的大约80名澳大利亚战俘全部被斩首。并且，他确认说，行刑者是一艘日本扫雷艇上的水兵，该艇触敌雷沉没，他们是为惩罚和报复而进行第二次集体屠杀。
高文的审讯，已证实哈里斯教授的信息是完全正确的。这包括在中国东北地区生化细菌战中心基地的种种暴行（731部队、100部队、1644部队等）。（《高层的背叛》，145—146页）
高文也证实了，正如《死亡工厂》一书所说，这些恐怖部队的成员都获得了不被起诉的待遇。麦克阿瑟总部颁布了令人作呕的指令，既不讨论也不调查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生化和细菌实验设施，这些都没有列入“战争罪行档案”。（《高层的背叛》，180页）
透过个别调查的原字原义，读者可以窥见日军整个非人道的暴行。以下是审查日本佐佐木刚（Sasaki Takeshi）中尉的对话内容：
高文：英勇是武士道精神的一部分吗？
佐佐木：是的。无畏和勇敢来自武士道。
高文：你认为处死手无寸铁的平民或者战俘是对的吗？
佐佐木：是对的，假如这有助于实现军事目的。
高文：你能对军事目的下一定义吗？
佐佐木：是的。平息占领地区和处置战俘。
高文：处置战俘？这是什么意思？
佐佐木：强迫奴役，或是处决。
高文：你了解生命的可贵和死亡的永恒吗？
佐佐木：我认为，受辱重于死亡。死即空，到此为止。处死敌人是让他们从战败和投降的羞耻里解脱。
高文：我发现这很矛盾。日本投降了，你们却负战败之辱而偷生。你们是双重标准吗？
佐佐木：天皇要我们忍人之不可忍。
高文：身为人类，持有武士道精神，你更重视自己的生命，还是更重视数百名战俘的生命？
佐佐木：遵守命令比我自己的生命或战俘的生命都更重要。我只是遵从命令。
高文：谁下令要你处决澳大利亚战俘？
佐佐木：我自己的决定。敌人武力对抗天皇给我添了麻烦，处决战俘是情势所迫。
高文：什么情势？
佐佐木：要长期监守战俘，这份无益的工作由我负担。我们的巡逻队离开我们值班的临时阵地，前去侦查搜索敌人登岸的侦察员。而且对当地的土著也要加以防范，他们有一部分人有武器，对我们不友善。
高文：你是说你一个人留下来监守战俘？
佐佐木：是的。
高文：你没有战刀，从哪儿找到一把？
佐佐木：我们的班长把他的刀留在阵地了。我借用了。
高文：他叫什么名字？
佐佐木：我不记得了。
高文：你知不知道有两个当地农民看到你对战俘行刑？
佐佐木：那无所谓。大多数的土著害怕我们。
高文：你为什么要砍断战俘的脚？
佐佐木：那他就逃不了啦！
高文：我们得到的证词是，你先绑好了战俘，再逼他跪下，然后又把他的腿绑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佐佐木：我怒火中烧，一心要惩罚这个引发战争的白种人战俘。那时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分享一份光荣。
高文：你原先说，你要防止战俘逃跑。你难道不知道砍了他的脚可能是致命的？
佐佐木：他早晚要死。我决定砍他一刀。
高文：你这么做，是有意要先折磨他，让他身受痛苦吧？
佐佐木：他武力对抗天皇，我这样做，是惩罚他。
高文：据当地农民们说，你砍了他的脚，再等了半小时，才处决他。这是故意延迟，好让战俘受到最大痛苦，是吗？
佐佐木：不。我必须要等，因为他失去知觉，趴地不醒有20分钟。我要他保持跪姿，再告诉他性命难保。
高文：你达到目的了？
佐佐木：是的。他略略有些知觉，便挣扎着恢复跪姿。看到他面无血色，血流遍地，我就知道他活不长了。于是，我朝他颈后挥刀，一刀致命。
高文：这种处决，你不认为是野蛮的吗？
佐佐木：日本士兵不抱这种温情思想。
高文：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不感到后悔吗？
佐佐木：我尽到了日本士兵的职责。
高文：你必须知道，你的这种战争罪行要受到审判。
佐佐木：我已为天皇和我的国家尽忠尽职。战争就是战争。（《高层的背叛》，174—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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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感言：
从高文审讯佐佐木的记录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日本人“效忠天皇”和滥用“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和恐怖性。日军为了“效忠天皇”，可以任意屠杀外国军民，手段残忍，为所欲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势在必行”，而“发扬武士道精神”更可以方便行事，先让战俘受到最大痛苦，再将他斩首处决，且还自狂自满地说：“我怒火中烧，一心要惩罚这个引发战争的白种人战俘。”他显然忘记了，是日本先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才引发了美国对日宣战。再有，高文问及“日本投降了，你们却负战败之辱而偷生，你们是双重标准吗？”佐佐木的巧妙答复是：“天皇要我们忍人之不可忍。”这正是“进退自如，两面通吃”。“杀人放火”在先，“忍辱偷生”在后，而且这还都是遵从天皇旨意。显然，有这种天皇存在，有这些效忠天皇的日本臣民存在，天下是不会安宁的。如今日本又走向修改和平宪法和整军经武之路，并要恢复尊日本天皇为日本法定元首之地位，这岂是亚洲之幸，人间之福？要知道，任何“军国思想”、“个人崇拜”和“群众运动”都是世间祸水，势在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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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政信大佐
按照高文的评估，辻政信大佐是恶毒的日本人里最拔尖的一人。（《高层的背叛》，124页）
辻政信大佐隶属日本国防部战略计划局。他良心丧尽，罪行累累，主宰了在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的大屠杀和对新加坡华人的集体屠杀。
美国和菲律宾部队与日军作战因寡不敌众而全盘溃败，辻政信大佐率军进驻马尼拉时主导实施了以下暴行。300名美国陆战队员被包围在一个空旷的山谷里，弹药耗尽，已待投降。但日军又发起了一阵攻击，美军也只好负隅顽抗。这一进攻是别有打算的。辻政信大佐看到美军弹尽粮绝，日军胜券在握，就下令要置美军于死地。他说：“若美军投降，先俘虏他们，再全部处决。”
在附近山头高处隐身下望的当地农民目睹了这场悲剧的发生——280名弹尽投降的美国陆战队士兵被日军捆绑后排列成行，或刀刺，或枪杀，或砍头，在两小时内全部死亡。远观的农民和妇女祈祷上苍，泪流满面，但无法阻止这一残杀的上演。
辻政信大佐也是“巴丹死亡行军”的指挥官，他使用一切借口尽量杀死更多的战俘。为贯彻他杀人的毒愿，他宣布说：“日本正在进行一场种族战争，为天皇的光荣而战，要让战胜的士兵转移到其他战场，而战俘们要一律处决。”（《高层的背叛》，122页）
在巴丹半岛上，近400名筋疲力尽、弹尽粮绝的美国陆战队员在奋斗突围之后，被迫向人数众多的日军投降。其后，作为囚徒的他们被严密看守，日军指派由台湾来的一小队高山族志愿军将他们全体屠杀。辻政信大佐抵达现场，因大量战俘将被残暴处死而感到心花怒放。他下令说：“杀个精光，全部砍头。”然后近400名白人战士集体遭受最残忍血腥的屠杀，其情其景震撼绝伦，难以想象。（《高层的背叛》，124页）
再举辻政信大佐的一例罪行就足够了。1944年9月26日，美国第14航空大队下属第25战斗机中队第51战斗机组的中尉飞行员本杰明·帕克（Benjamin A. Parker），在执行F1027次任务护航盟军轰炸机群时，被地面高射炮击中。那时，盟军正向缅甸北部的日军阵地进行反攻。虽然有其他飞行员看到帕克跳伞逃生，但其后就毫无音信，下落不明了。
帕克落地后很快就被日军巡逻兵擒获，随即被押送至日军前进指挥所。他在劫难逃，因为该所的指挥官正是辻政信大佐。当时是由辻政信大佐主持审问，他对帕克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但帕克只肯吐露他的姓名、军衔和军籍编号。
其后发生的事，得知于在新加坡接受审讯的日本嫌疑犯之口。当时辻政信怒火中烧，耐心不再，用一炸弹碎片横切了孤单无助的美国空军战俘的脸颊。帕克受到重创，血流如注，之后，辻政信下令用一把不锋利的缅甸刀将帕克砍头处决。一刀砍下，帕克前扑，头颈依然相连，大量热血从颈伤深处喷出，日本士兵紧握他的双臂，将他恢复到跪姿，接着，再用这把钝刀连砍两次，方才头颅落地。然后，辻政信下令，把帕克的尸体“大卸八块，下锅煮熟，一同吃掉”这进一步证实了日本人吃人肉的罪行。。（《高层的背叛》，124页）
关于吃人肉的罪行除了高文的证词，詹姆斯·布拉得利所著《飞行员》一书和其他作者都有类似陈述。
在布卡和布干维尔的战争罪行
125F档案年第13军团 “吃人肉”事件
一、吉田幸男（Yoshida Yukio）在接受审讯时拒绝承认自己是吃人肉的参与者，他说他只是目击人。他承认，吃人肉已经发展到“常规行事”，凡是在丛林里刚刚被杀死的士兵都可带回煮熟食用。他无法确认，澳大利亚士兵是死于战斗，还是被有意杀害。
二、原岩寿夫（Haraiwa Masuo）在受审讯时说，他知道吃人肉的事发生过。他又承认说，日本军医会当场对尸体进行切割，将臂膀和肝脏等人体器官取出。有时，死亡过久的尸体会被丢弃。有腐味和生蛆的尸体都被留在战场的原地。
三、这一证词推翻了前周在125E档案的报告记录，那份记录相信澳大利亚士兵战死疆场后未遭受到被煮食的处置。
四、原岩寿夫的供词也证明，在贾巴河附近，日军第13团下属第2营士兵犯下了吃人肉的残暴罪行，在其他一些他无法详述的地方也有类似罪行发生。（《高层的背叛》，223、224页）
1943年7月在努马-努马一地，有8名美国飞行员和另一位随军牧师被证实遭受杀害。
日本第45团第3营前指挥官汤田光臣（Yuda Mitsuomi）为上述暴行提供了线索。他勉强地提供了协助，指出受害者葬身的坟地何在。9具尸体获得指认后，再重葬于合适的墓地。受害者的头颅都有刀砍的创伤，并且是身首异处。肯定的结论是，所有死难者都遭受了斩首之刑。（《高层的背叛》，222页）
档案158D 荷属新几内亚
现已证实，澳大利亚的一位飞行员和一位飞行护士（克雷格修女）于1945年9月初在巴布一地遭到斩首。虽然，这时世界恢复和平已有三周之久，而且此处还是一个荒远之地。（《高层的背叛》，224页）
档案151G1942年巴力士隆集体屠杀战俘事件
前日本少佐日隈冲（Hinokuma Fukashi）接受了审讯。他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这是前供需处参谋官森冈荣作（Morioka Eisaku）少佐在餐桌上亲自细述给日隈冲少佐听的。森冈荣作受到军方的指令，留在巴力士隆，指挥集体屠杀。以下是他讲述的事件经过：
他们尽力用谎言诱引印第安和澳大利亚战俘来到指定的屠杀地点，声称那里有医疗设备、水和食物。在这家废弃工厂后面的屋子里有三小队行凶手蓄谋以待，并在三脚架上安置了重机枪。当所有的战俘进入集合地点，根据伤势轻重而或坐或趴，随后重机枪就立即展开扫射。森冈荣作向日隈冲说，在集中火力的机枪扫射下仍有7个战俘存活，于是他们又再用刺刀一一解决了他们。行凶手们用大炮和手榴弹将6家废弃的工厂炸毁，迅速造好了丧命战俘的简易坟场。最后，161具尸首被陆续堆集在干燥木材的碎片上，再点起一把火，就十分有效地毁尸灭迹了。（《高层的背叛》，240页）
澳大利亚官方下令要找到日军少将西村（Nishimura），他曾残忍地杀害了澳大利亚战俘。当时在新加坡的英国人已经将西村判刑，但在“浮士德式交易”的安排下，西村却被送返东京（高文和哈里斯教授对此一情况有所论述）。
1950年5月21日，西村搭船返日时途经香港暂停，澳大利亚军方命令把西村转移到“千悌轮”（SS Changte），从香港运往马努斯岛。按照程序，他接受了澳大利亚军事法庭的审判，罪名是1942年1月在巴力士隆下令集体屠杀了澳大利亚和盟军的战俘。法庭判他有罪，于1951年6月11日将他绞刑处死。（你不能不爱澳大利亚佬。——丹·温）
高文上尉从东京盟军最统帅部秘密地取出了一些资料，其中包括“日本人屠杀场”（The Japanese Killing Fields）的统计表。詹姆斯·麦克在他著书的附录里引用了这一震撼人心但数据不全的统计表。高文上尉对此作出了一个正面完整的评述。（《高层的背叛》，257—259页）
日本“盖世太保”将盟军战俘投海喂鲨鱼
数百名荷兰、美国和英国战俘于1942年在东爪哇岛受到了虏获他们的日本人的“惩罚”，由声名狼藉的日本秘密警察执行（他们是宪兵身份，相当于德国的“盖世太保”），方式是把战俘们装进竹制猪笼，投入爪哇岛附近鲨鱼满布的海里。这是对人类施暴最为残忍的一例，其详情经后来一个偶发事件暴露出来——一位87岁高龄的荷兰退伍军人大卫·葛瑞哥（David Kriek）于1992年坚持要求将有关事实公之于众。经查阅存放在海牙城的荷兰政府档案馆东印度分部的第5284号档案，证实有60多份目击者的报告，主题就是所谓的“猪笼事件”（Pig Baskets Affair）。
保罗·蒂贝茨（广岛原子弹投掷者）
【编辑推荐】&&& 1. 二战亲历者及原子弹投掷者控诉日本罪行的备忘录：揭示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屠杀3500万人的累累暴行，以及日本战犯如何在麦克阿瑟的操纵下逃过法庭审判的……
&&& 2. 揭示美国为何决定投掷原子弹，为何美国对投掷原子弹“决不后悔”：纠正视听，将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这段历史的原貌呈现给当今和后世之人，不让那些偏失之见充斥于当今的出版物，也不让日本任意地歪曲或掩埋事实的真相。
【目录】前言　空军准将保罗·蒂贝茨的声明　大事年表　导　言　楔　子　第一章　 　 　 进攻日本本土之日　第二章　 　 　 正确的决定　 第三章　 　 　 日本宣传的动机　 第四章　 　 　 对日战争简述第五章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超级大屠杀第六章　 　 　 批驳对历史不断的曲解第七章　 　 　 超级大屠杀第八章　 　 　 史密森尼博物馆筹办“ 埃诺拉·盖伊” 展览是举国之羞第九章　 　 　 杜鲁门的决策第十章　 　 　 修正主义者对阵杜鲁门和事实第十一章　 　& 南京大屠杀第十二章　 　& 马尼拉大屠杀第十三章　 　& 极端的暴行第十四章　 　& “地狱船” 第十五章　 　& 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　第十六章　 　& 日本领导掩盖真相第十七章　& 　 不应重现的十大最可怕的事件第十八章　& 　 麦克阿瑟将军　第十九章　& 　 被歪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二十章　& 　 德国纳粹对比日本“皇军”　第二十一章& 　 顽固的日本人　第二十二章　&& 靖国神社第二十三章　&& 提早投降论( 罗勃特·纽曼教授加以辩正) 　第二十四章　&& 原子弹拯救了美国人的生命　第二十五章　&& 论著是可信还是“ 违事实”第二十六章　&& 修正主义者第二十七章　&& 修正主义者：著作和文章　第二十八章　&& 有信誉的作者附录　62号文件　 雅尔塔协议 　 波茨坦公告 　日本乞降照会　中苏美英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文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诏书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日本天皇9月2日诏书　感谢声明　
附《时代杂志》“原子弹投放广岛60周年专刊”　广岛忆往　对原子弹投掷日本的深思译者后记　
【图书信息】书名：《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ISBN：978-7-作者：[美]雷蒙德·戴维斯 [美]丹·温 译者：臧英年时间：2014年9月第1版定价：40.00元开本：32开装帧：精装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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