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永康吃空饷名单曝光：服刑犯领工资 教师请假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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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待岗、擅离职守者，乃至于服刑犯，都长期从原单位领取工资。　　　　浙江永康市5月3日发布《在编不在岗人员自查情况结果通报》时，透露了上述情况。据了解，共有7大类192名在编不在岗人员。此次永康方面自查并主动公布“吃空饷”，引来各地媒体在永康市纪委监察局“排队”采访。　　　　5日记者从浙江省编办监督检查处获悉，浙江省从去年底已开始启动全省机构编制实名制工作，“目的就是使编制和实有人员一一对应。”省编办监督检查处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在此基础上，今年2月，由省编办监督检查处牵头下发《关于开展市县机构编制检查的通知》，就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人员信息进行核查。　　　　上述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他们准备在今年底完成机构编制核查和实名制两项工作，“目前正在完整实名制信息库的”。　　　　下一步，对于这些人员还要进行进一步核查，“要把在编不在岗跟吃空饷区分开来，比如借调的，生病不具备工作能力的，这些都不能算吃空饷。”永康监察局知情者称。　　　　但中央党校教授刘素华指出，要查清变相吃空饷的情况，“长期生病不上班，明文规定是不可以拿全额工资的”...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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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泛滥在编人员吃空饷
在编人员不上班，吃空饷。
有些执法单位聘用临时工暴力执法。
　　“临时工”本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概念，而当下国人所熟知的临时工群体则多分布于公安、城管等政府部门，名曰协管员、辅警、联防队员等。北京25个部门近日在预算中公布的部分临时工数量已高达4386人，而这25个部门还不包括城管、交管、工商系统这些“临时工用人大户”。
　　与政府部门临时工“泛滥”相对应的是，各地频频被曝出的公职人员“吃空饷”现象的大量存在，这种鲜明的反差是由我国编制内外并存的双轨用工制度造成的。换言之，政府部门变相扩编、临时工把在编人员“养”起来是体制之弊。以节约成本、弥补编制人员不足为初衷的政府部门临时工膨胀，不仅给各地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
　　临时工规模膨胀惊人
　　自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以来，各地根据中编办核定的行政事业编制数量，严控超编进人；但另一方面，某些部门为了强化工作，则要求工作人员人数必须达到一定的人口比例。安徽省编办副巡视员张强告诉记者，自2003年中编办核定编制后，10多年来没有调整，“由于编制红线不能触动，编外聘用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
　　记者调查发现，编制内人员严控的结果就是编外人员不断膨胀，编制外聘用工作人员主要集中在公安、城管等部门，有的部门编外使用临时工数量甚至超过在编人员，不少地方聘用人员直接与政府或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人事科科长马磊告诉记者，宿州市现有人口649万，核定警察编制为3736人，实有警察3482人。
　　2012年，宿州市共招聘专职治安辅助人员6000余人，招聘条件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为18岁至40岁，每人每年工资为13500元（含社保），人均办公培训经费1500元，全部纳入财政预算，每年财政负担逾亿元。
　　工资靠罚款执法却违法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公安、城管等执法部门，其聘用人员的工资没有完全纳入财政保障，只得依靠罚款创收或者挤占罚没款，有的部门因人员紧张，明知聘用人员没有执法主体资格，也任由他们违法参与执法，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记者调查发现，湖口县市容执法局一线执法在编人员22人，其余57人是聘用的协管员。县市容执法局法制股长张建平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执法涉及300多部法律法规，可以说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由于工作量很大，我们只得招聘协管员，基本工资由财政保障，其余支出只得挤占渣土费等。协管员也直接参与执法，因为人员紧缺，实在没办法。”
　　该局40岁的协管员大邹2000年以高中学历应聘当了一名临时工。他和其他在编人员一样，穿同样的制服，一起执法。从法理上看，临时工不是合法的“执法主体”，但记者和他交谈时发现，大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不具有执法权，觉得除了工资少点，和正式工没什么不一样，每天上街执法，收取罚没款。单位要求他们支队7个人每年收取10多万元罚没款，平均每天要收400元左右的罚没款。“上交的罚款多，返还就多。”大邹说。
　　当前临时工在招聘、管理环节上存在着制度漏洞，一些临时工招聘门槛低，也缺乏专业的培训。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开玉表示：“执法部门任由不具有执法资格的临时工在一线执法，直接损害的是法律尊严和政府公信力。”
　　同工难同酬群体诉求多
　　记者采访了解到，政府部门编外聘用临时工大多工作辛苦，待遇较低，有的单位因为财力紧张，甚至没有为他们办理社保。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这些聘用人员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期盼“同工同酬”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47岁的李振庆在南昌市阳明东路执勤，去年底他从江西丰城市来南昌应聘当了一名交通协管员，月收入500元，每天从中午12点45分到下午6点30分，一直坚守在没有树阴的交通路口，夏天中午路面温度超过40℃，一次最少站立30分钟才能休息一会儿。
　　记者采访时，他正站在烈日下，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脖子上有一条条红色印子，他说因为担心中暑，每天回家都不停地刮痧。李振庆要供两个孩子念书，除了协管员一职，还兼职做搬运工，每天忙到晚上12点。
　　工作以来，除了春节，李振庆没有休息过一天，他说只要请一天假或者旷一天工就要扣50元，为了生计，他忍受酷暑寒冬坚守在一线。没有降温补贴，没有其他任何福利奖金。
　　大邹告诉记者，他2000年刚当协管员时，每个月工资只有249元，2003年涨到600元，现在每年能拿到2.5万元，尽管收入不高，他认为这是个固定的工作。他的期待是：“总有一天能变成正式工。”
　　大邹每天早晨7点30分开始上街巡逻，下午6点下班，每周只休息一天，还有一天晚班。“尽管大家做的事都一样，但正式工月收入要比我们多得多。”他一直怀揣着能成为一名正式在编人员的梦想，才一直坚持下来。
　　记者采访了解到，大多数临时工都有大邹这样的梦想。58岁的湖口县协管员老秦从1998年工作到现在，一直没解决编制。因为临近退休，他经常为解决入编问题上访。今年7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对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对此，张强表示，当前，政府聘用的编外人员队伍比较庞大，随着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这一群体“同工同酬”的诉求会越来越强烈，政府部门可能又要面临与过去的治安员、民办教师等群体要求“转正”和提高待遇等相类似的棘手问题。
　　退二线“一刀切”，在编人员“吃空饷”
　　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由于基层干部基数大，职数少，不少干部到科级职位后就很难再有发展空间，这被称作“天花板”现象――年龄大的干部没有继续上升的通道，年轻同志因为职数限制难以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地方都采取了基层干部退居二线“一刀切”的办法，为年轻人“腾位子”。一些干部在52岁左右甚至更年轻就退出了领导岗位，这导致大批未到退休年龄的干部占编不谋事，在编不在岗，形成人才浪费。
　　记者从湖口县委组织部获悉，该县规定科级干部53岁退居二线，全县现有科级干部799人，根据这一规定，目前有231名科级干部退居二线。县委组织部人才办主任蔡亮说，这些二线干部依然占据编制，待遇也不变，基本上7年时间都处于赋闲状态。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常务副县长李琦说，该县科级干部52岁退居二线，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不占领导职数，但还任科级调研员，享受科级待遇。
　　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尹作春说：“退居二线的人仍然占编，由财政供养起来，但需要代替他们做事的人又进不来，造成人才浪费和人才短缺同时并存的现象。”
　　“这种‘一刀切’现象在基层普遍存在。这些退居二线的干部很少再被安排具体的工作，基本上没事干，如同‘吃空饷’。”安徽省编办副巡视员张强说。
　　除此之外，在编人员吃空饷现象也十分惊人。如河南周口市最近开展公职人员“吃空饷”专项治理，查出的“吃空饷”人员就多达5731名。江西省南昌县在治理“吃空饷”专项工作中，仅在教育、卫生系统就清理出“吃空饷”人员142人。据了解，这种“吃空饷”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岗位寻租，临时工“养”着在编的
　　最近，河南郑州汝河小区6名在编环卫工聘用临时工为自己代岗，这一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这些在编环卫工以每月几百元的工资雇用临时工代岗，自己不用上班、躺在编制里每月坐收3000元。
　　虽然此次在编职工岗位转包的事件中，6名“高龄”在编职工的抉择有无奈之情，但事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却值得思考。据郑州市城管局披露，郑州市市内五区在编一线正式环卫工有1190人，加上管理人员共有1890名，而临时的环卫工人却高达20000人左右。做着同样的工作，临时工每月工资1240元，编制内员工每月工资3000多元。如此悬殊的收入差别，给编制内员工有了当“二老板”的本钱。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单位的临时工反映，不少苦活、累活都由他们承担，而在编人员主要是监督临时工干活，很少在一线服务。
　　江西南昌市部分交通协管员告诉记者，现在正处夏日高温季节，只有他们协管员一直坚守在路口管理交通，交警大多开着车子到处巡逻，一天当中与他们一起管理交通的时间不到1个小时。
　　有关专家认为，如果悬殊的收入差别依然存在，岗位寻租会不断玩出更多的花样。体制内部与劳动力市场一样需要呼唤同工同酬，需要打破固有的二元结构，把“双轨”的编制标签去除，理顺用人体制。
　　加强编外人员管理，打破用工双轨制
　　记者采访编制管理部门时，相关研究人员表示，要刺破不断膨胀的政府临时工“气球”，需要加快编制内外用工的并轨，建立干部岗位能上能下、单位能进能出的人事制度，并在权责一致的基础上，实现同工同酬，彻底消除“编制”带来的寻租空间。
　　目前，有的部门为了加强工作，要求各地增加人员配备，必须配合一定的人口比例，导致临时用工人员数量过多。有的部门招聘门槛低，一些文化程度低的人成为政府编外人员。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部门私招乱聘，将自己的关系人员招进了临时工队伍，滋生腐败。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地方已经着手清理和规范临时工管理。最近，南京市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市级机关和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管理的意见》，要求严格控制使用编外人员。不论市级机关，还是事业单位，使用编外人员必须向市编制办报批，人员经费由市财政纳入预算，统一划拨，行政机关编外人员员额总数原则上不得超出该机关行政编制的10%，所有编外人员公开选聘。同时将严格编外人员员额管理，建立健全编外人员实名制管理信息库，制定相对统一的薪酬标准等。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认为，政府必须加快职能转变，切实简政放权，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控制需要财政供养人员的增长，减少相关部门对于编制外临时用工的巨大需求。
　　据《半月谈》报道　　（原标题：临时工泛滥在编人员吃空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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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空饷!永康市教育局技管中心原主任不上班领工资
　　5月8日，由永康市纪委、教育局等组成的调查组核查发现，永康市教育局信息技术装备管理中心原主任颜某有不上班领工资现象。
　　5月3日，永康公布192个在编不在岗名单中，涉及刑事处罚类别的共7人，颜某是其中之一。公示中，颜某&不在岗原因及时间&一栏写的是：&2003年8月受刑事处罚，缓刑。&&是否发工资&一栏填&是&；&是否自己交养老金&一栏为&否&；&是否财政还拨款&一栏填&是&。
　　经查实，颜某因犯受贿罪，2003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前天，永康市教育局人事科副主任等到这家单位调查，从财务办公室提供的工资账本上看，2003年7月至2007年9月服刑期间，颜某每月的生活费为300多元；2007年10月颜某恢复发工资，工资定级为13级，每月实发工资1000多元。
　　账本上显示，从2012年1月起，颜某每月工资涨到3000多元。如1月，扣除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共计498.4元后，实发工资为3329.1元。
　　颜某今年工资为什么上涨？财务人员说，从今年1月份起，永康教育系统实行绩效工资，颜某每月工资3000多元，发的是65%的基础绩效工资，没有其他奖金。
　　经核实，这家单位事业在编人员7人(包括颜某在内)，另有3个临时工，他们每人月工资1800元。
　　昨天，核查组没见到颜某。工作人员说，从2007年10月起，在单位很少见到颜某，偶尔遇到，颜某也不是回来上班，而是办其他事情的。
　　技管中心主任陈发起证实，颜某自缓刑期满后，一直没来单位上班，但领工资。至于为什么他不来上班也发工资，他称在外出差，不便多说。
　　颜某刑满后，长期不回单位上班，为何还一直有工资领？
　　永康市教育局负责人证实，教育系统教职工工资都委托市会计核算教育分中心发放。市会计核算中心办公室主任周侠杰说，他们只管代发工资，至于这些教师在不在岗，他们并不知情。
　　周侠杰介绍，核算中心发放在编教师工资的基本流程为：一是各学校根据人事劳动部门的工资方案批准造册；二是各学校将经人事劳动部门同意的最终工资报表送交核算中心；三是根据工资报表，核算中心直接将工资打入教师个人银行账户。
　　纪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颜某是否存在违规行为，他们仍在进一步核查中，有结果后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据都市快报 记者 应巧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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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州部分干部被动吃空饷 返岗之后没事做
坐在堆满杂书的木桌前，陈景云递来了一张手写的“吃空饷”具体人员名单，共33人。此时，距他举报自己吃空饷已过去3个多月。
陈景云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早已是新闻人物。2014年6月，这名正科级干部发帖举报自己吃空饷7年、诈骗国家20多万元，随即引起舆论聚焦。
“我希望上级能针对我的问题，依法依纪先从我查起，处理零陵区100多个单位、770多人的‘吃空饷’问题。”他在网帖中称。
中国青年报记者抽取陈景云所写名单中的17人进行核实，最终，6人承认曾经没上班而领取了工资或补助，另有1人虽名义上在岗，但至今仍在开店。
不过，被证实曾吃空饷的干部均表示，这绝非其本意，而是达到某一年龄或工龄后，根据当地的土政策，或者退养，或者外出打工、经商，或者由领导职务改成非领导职务，“是上级叫我们休息”。
今年以来，湖南整治“吃空饷”风暴正劲，在编不在岗的干部陆续返回单位。但多名受访干部反映，由于没有安排具体工作，有的人返岗只是“上午报个到，下午在家打牌”。
“不上班没有道理，但请回来，还是不好安排工作。”永州市一名熟悉人事政策的政府官员坦言。
三类人被举报吃空饷
陈景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单单是其供职的零陵区七里店街道办事处，包括他在内就有至少33人曾经吃过空饷。
他列举的吃空饷人员主要分为3类。前两类分别是改非人员、退养人员。
这两类人员的产生，与一道年龄线有关。在一些地方，超过这条线仍担任某级别领导职务的干部，通常要改为非领导职务(简称“改非”)。有的人员超过这条线，则会保留工资、离岗退养。陈景云称，这一年龄线在零陵区曾是45岁。
记者看到，在陈景云所写的吃空饷人员名单中，他把自己划入了“改非干部吃空饷”类，共3人，而被指吃空饷的退养人员共9人。
永州一名官员用“土政策”评价这一做法。“按道理不能这么弄，可为了解决超编、领导超职数的问题，一些地方就把到年龄的干部‘一刀切’了。”
第三类是外出人员。陈景云解释，有关部门在过去曾鼓励分流、下海，员工给单位交一些钱即可在外自主谋生，有的还可继续领取工资或补助。这类人员有7人。
记者注意到，上述三类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当年均因土政策而离岗，如今年龄大多50岁以上，级别相当于正科或副科。
2003年，陈景云第一次向上级反映吃空饷问题。“当时是匿名给纪检、组织、人事部门写信。”陈景云说，他并未针对具体单位，只是描述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同时，有些地方明明一个职位可以做的事情，却要五六个人去做，增加了干部编制”。
3年后，有一次，区里召开加强干部管理的座谈会，已是七里店街道办副书记的陈景云再次提出这个观点。
这些情况反映没有回音。直到今年4月，陈景云发帖“自首式举报”，零陵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引起关注。
2011年，零陵区已被曝光一起百余名教师吃空饷的事件。
陈景云发帖举报的时候，湖南省各地整治“吃空饷”、“在编不在岗”的行动开展已久。全国范围内，针对“吃空饷”的大规模治理也屡见报端。
永州对此项整治颇为重视。永州市委书记陈文浩曾在一次调研中强调，机构编制部门要利用“三超两乱”专项治理的契机，着力解决好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建章立制，在制度上做文章。
整治无疑取得了一定成果，据《永州日报》日报道，截至6月底，永州市共自查出机关事业单位各类“吃空饷”人员498人，已纠正处理401人，追缴资金276.35万元。
报道披露，永州市祁阳县、零陵区的工作力度较大，在追缴的276.35万元资金中，这两个区县占了95%以上。
《永州日报》开始公示部分区县、单位的“在编不在岗”人员名单。陈景云统计发现，单在今年4月，零陵区9家单位就公示了184人。
陈景云有些疑惑：零陵区9家单位184人在编不在岗，那么，全区所有单位会有多少人吃空饷？永州11区县的数量，是否会超过官方公布的498人？
“零陵区吃空饷人员共有770多人。”陈景云称，这个数据是一名基层干部告诉他的，来源是一次会议。后来，“770人吃空饷”的说法被多家媒体引用。
对该数据的真实性，官方此前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不予回应。
领导叫我们不要上班
“我们不想退，45岁就退了，讲出去好难听啊。”时至今日，回忆起被说服退养的那一幕，七里店街道办工作人员刘明仍然心有不甘。
退养人员，正是陈景云“吃空饷”人员名单中的一个类别。其实，退养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出现，绝非零陵区“专利”。
2003年，刘明45岁，距退休还有15年。一天，街道办领导告诉他可以不上班了，让年轻人来上，“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叫我不要干了”。
七里店街道办另有两名工作人员称，他们退养是在48岁。所有受访退养人员均证实，当时不用写任何申请，领导主动找他们谈话，“领导说行就行了”。
“我们不可能硬要上班，肯定要服从安排。我们不可能赖在单位说：‘我要上班，领导为什么不叫我上班？’当时我们也没这么说。”七里店街道办一名退养人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如果我们这么说了，单位领导肯定对我们有看法。”
他们加入了退养人员的队伍。每天，他们不用去上班，但银行卡仍可收到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只是少了下乡补贴等补助。一些人则在当地做起了生意。
当时他们难以想到，在后来全国不少地方治理吃空饷的行动中，离岗退养人员均被列入治理范围。而今年，作为“在编不在岗”人员，他们全部被通知回单位上班。
刘明退养前后，2003年，恰逢陈景云调入七里店街道办任职。4年后，“改非”的命运落在了正科级干部陈景云的身上。陈景云也成为日后自己举报“吃空饷”群体中的一员。
那年，陈景云45岁。“改非”次日，他依旧早上8点来到街道办，但感觉已经不一样，“大家对我很客气，就像对客人一样。”
他回忆，有人来单位办事，不知情的同事说“这事要找陈书记”，一旁马上有人说“他已经‘改非’了”。于是，陈景云的事情渐渐少了起来。
如果列席一些会议，陈景云也不太敢发表意见了。他隐约意识到，自己不是领导，能够被通知来开会，已经是现任领导对自己的一种礼貌。
从心态边缘化，到逐渐不来上班，这被认为是官场的一种潜规则。永州市多名受访“改非”干部、人社系统官员均向记者证实，干部“改非”后，很少有领导专门通知其不用上班，但大多不会分配具体的工作。
前述官员表示，事实上，一些现任领导未必希望在单位看到“改非”干部，“去上班了，现任领导会认为你有意见；不去上班，某种意义上，还被看作是对领导的支持。”
“我打破不了这个潜规则，这是一个组织。”陈景云有些无奈，官场“设计”的流程，把他推向了曾经举报的“吃空饷”的大军之中。2007年以来，虽没有上班，但他每月依然可以收到两三千元工资、补助。
相比较而言，永州市另一区县的干部张德更幸运一些。“改非”后，这位副职领导级别提了一级，由副科变为正科，成为主任科员，工资是每月3000多元。
这样的待遇不算最好的。张德告诉记者，在一些地方，干部“改非”后，还可能会被安排到国企担任老总，领原单位、国企的双份工资。
被分流而外出打工经商
作为外出人员，七里店街道办工作人员李飞离开单位之后的道路，稍微辛苦一些。
李飞大约在2012年前后“外出”。李的亲属李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年，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很多，“是单位要他们出去的，要分流。”
在李芗看来，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有100多人，但感觉其实有二三十人就足够了，其余大都没有太多工作，有的人在单位玩一玩、出去逛一逛，之后就回家了。
“李飞没办法，看单位人这么多，这么受压制，年轻也没事干，就出来了。”李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年单位要他们自己出去，“自己出去的，交5000元给单位；不愿意出去的，要交8000元。”
所谓“出去”，指的就是离开单位打工。李飞到了南方某省，曾经销售过楼盘，也曾经每月800元工资帮人卖内衣，“做了很多事，吃了很多苦。”
“我个人认为外出不是件坏事，他们在外面工作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李芗称。
2004年，作为七里店街道办班子成员，陈景云参与过一次关于“外出”政策的会议。他表示，当时的结果是，外出人员工资照发，但每年要给街道办交1万元。
记者在七里店街道办2007年岗位责任制文件中看到，文件规定，主动外出的每年交3500元，竞争落聘外出的每年交5200元。
出台外出人员规定的，不止是七里店街道办。零陵区富家桥镇2007年镇干部岗位责任制也提及，外出办实体人员(主动申请)每人交镇财政3000元，按财政局统一口径的打卡工资百分之百发放。分流人员则每人交4000元，工资同样百分百发放。
2009年，这一岗位责任制文件的表述有所变化。文件称，对45岁以上人员，实行“自愿上岗”优惠政策，一般工作人员能在外自谋职业者，按照区委2002年(15号)文件精神可以外出，但需交每年8000元的待岗费。
外出人员的待遇并不差。2007年的岗位责任制文件显示，外出人员享受财政打卡发放的全部待遇，享受工资改革后由区财政补贴发放的有关补助，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
但李芗称，李飞每月只收到单位打来的生活费四五百元。
当年的文件，多少透露出鼓励人员外出的色彩。2007年的前述文件还规定，符合竞争上岗条件，既不主动申请外出又拒不参与竞争上岗的，停发工资，并不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福利。
记者注意到，一份印制于2013年前后的七里店街道办通讯录显示，“外出”一栏的工作人员，已有7人。
在陈景云看来，在当年，人员外出无疑对单位、个人都是双赢的。对于单位来说，可以分流一部分人员，而工作人员个人，可以获得另一部分收入。
“唯一没好处的，就是老百姓。”他坦言，这些工作人员外出自谋职业，离开了公职岗位，但是，其工资、补助等依然要由纳税人负担。
与退养、改非人员一样，“在编不在岗”的外出人员今年也被要求限期返回原单位上班。李飞已于今年6月返岗。
部分返岗干部称“回来没事做”
今年4月，陈景云听说，街道办的其他两名“改非”干部都接到通知“要去单位报个到”。原来，当时，零陵区下发通知，要求在编不在岗人员限期返岗。
陈景云至今仍然没有接到重新上班的通知。他猜测，这或与他举报吃空饷有关，“给领导带来了麻烦。”
但在七里店街道办一名知情人士看来，返岗的意义并不大。“全部陆续回来了，但是回来干什么呢？办事处人多，现在100多个人，回来之后有些人没有事干，每天要去打卡，下午很多人不去。”
刘明已是第二次被要求返岗了。2008年前后，他按要求返岗，但上班不到半年，又没有人管了。直到后来，“来个政策又要上班，上班上几个月又没事。”
对于这些当年“被动”离岗的工作人员来说，原先的岗位工作已经有人承担。而如果说当年请其“改非”、退养的原因是年龄，此时返岗的他们，已更不具备年龄优势。
“我已经10多年没有上班了，单位不可能拿很大的事情给你搞。已经到了50多岁了，也快退休了。”一名退养人员向记者坦言。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发现，在部分单位，打卡签到成为部分返岗干部到岗的一种形式。零陵区一名干部打完卡后就回到经营的服装店。店铺位于该区商业城，其自称是“老板娘”，店内招聘营业员的广告中，留下的也是她本人的电话。
记者在一天不同时段前往该服装店，发现她均在店内忙碌。
“他们不回来上班，不对，但也是对的。”在今年4月前后，张德也按要求回单位上班。他准时上下班了一个月，后来发现，返岗的“改非”干部中只剩他一人坚持了。
张德告诉记者，包括他在内的返岗“改非”干部，都没有被安排具体工作，“怪不得人家没来上班。”
对于屡次举报“吃空饷”现象的陈景云来说，如果仅是把返岗当成一种形式，没有真正分配工作，那实际上，无疑相当于“吃空饷由公开转入了地下”。
事实上，在陈景云提供的33人“吃空饷”具体名单中，“改非”、退养、外出等原因大多是地方土政策等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但是，由这些问题带来的反思，此刻正在发酵。
“严格意义来说，我觉得我不算吃空饷。”张德说，因为，他并非典型的吃空饷：在一个单位挂名领工资，但实际上自己有另一份差事。
在张德看来，类似的现象不止出现在七里店街道办，也不止出现在永州。放任回家，算在编不在岗；但按要求回来，却又没有事情安排，“这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写照。这说明，机构该裁的还是要裁，要精简人员，控制准入关，不然太多人了。”
张德记得一件荒唐事儿：在永州市一些地方的学校，40岁出头的老师就被要求“退二线”，不上课了，反而招聘了不少代课老师。
他说，如果返岗人员真的全部返回原单位，单位总人数肯定比他们离开时更多。如果这些老员工没事干，不仅浪费资源，还容易在单位生一些是非。一窝蜂地把人家赶回来，解决不了问题。
“没有配套的制度，回来又不给安排事做，返岗只是走一个形式。”夕阳西下，在办公室里翻着杂志，张德又度过了与公务无关的一天。
而陈景云，此刻还在家中，继续等待请他返岗上班的通知。(卢义杰 实习生 王海萍 杨妥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除陈景云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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