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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龙成凤：一个遥远而瑰丽的梦
　　年仅9岁的女孩，为了摆脱家庭和学校所加给她的重负，竟愤然地选择了自缢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黑皮肤黑头发黑眼睛，
　　………
　　多少年来，中国人向来是以龙自诩的。在人们心目中，龙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老祖先们通过神话和传说虚构了威力无比的龙和美丽绝伦的凤凰。它们高贵、伟大、非比寻常。于是，人们便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为龙或者凤。这愿望在现在似乎更迫切，因为现在的城市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自然要比过去高上许多。家家都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教育成功，就是100%的成功；否则，就是100%的失败。
　　于是，我们听到了一些让人欲哭无泪的故事。
　　她曾经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曾经是老师和家长眼里的好学生，她的成绩在班里总是第一，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这样的孩子，应该是生活最快乐最幸福的吧？然而，你能想得到吗？就是这样可爱的一个孩子，却选择了自杀来结束她年轻的生命。而她生命的花蕾，却刚刚经历了9个春天。
　　她叫侯芳芳，是一个山区的女孩。她最大的不幸，就是被父母当成了跳出龙门的“砝码”，当成了光宗耀祖的“金牌”。
　　侯芳芳的父亲是一个国家干部，70年代末大学毕业以后，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一个边远偏僻的山区小镇工作。在那里，他与本镇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先后生下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子，女孩就是侯芳芳。农民家庭出身的父亲，深知在这山沟里干农活的艰辛和得到一份工作的不易。他知道，要想跳出“农门”，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为了让儿女实现跳出“农门”的愿望，夫妻俩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一对儿女的学习上。可惜，儿子对学习丝毫不感兴趣，认为靠读书成材希望渺茫。好在女儿还比较争气。芳芳从小就聪明，爱学习，接受能力强，在父母的辅导下，还没上学就已经把一年级的课程全部学完。在学校里，芳芳也是一个极听话、极乖的好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芳芳的成绩在班级里总是居第一，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担任了班干部、少先队中队长。除此之外，芳芳还很爱劳动，在家里，煮饭、喂猪、挑水、洗衣她样样都干。很自然的，芳芳成了父母实现自己愿望的唯一砝码。
　　为了让女儿保持不衰的学习成绩，父母给她定下了严格的家规：考试成绩必须双科100分，放学后不许在外面玩，下午4点20分以前必须回到家里，年年都得评上三好学生。如果达不到父母要求的标准，就要挨一顿棍棒。
　　尽管侯芳芳很努力，也很争气，但这个“标准”的确很难达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能每次都考满分呢？所以，尽管芳芳相当的努力，仍然免不了挨打挨骂的遭遇。和弟弟相比，侯芳芳时常觉得自己是被歧视被虐待的孩子，自己总是低人一等。在这种情况下，侯芳芳的心情总是很压抑。有一次，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这样哪怕成绩不好也不会挨打了。”
　　死亡的阴影终于罩住了侯芳芳。
　　那天早晨，侯芳芳和其他三位女孩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家长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孩子们脸上神秘的表情，更没有注意到她们的书包里已经多了一样东西。来到学校，她们聚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从书包里拿出她们从家里偷出来的东西：原来，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条5寸宽3尺长的“白孝布”。
　　“这个行吗？”一个女孩天真地问。
　　“行，怎么不行。”侯芳芳信心十足地说，“电视上不是都用白布吗？”
　　原来，最近电视上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聊斋》，几个女孩看了以后，恍然大悟：人死了以后竟然可以变成“鬼”，“鬼”生活的地方是一个鲜花盛开、绿茵满地的世界，“鬼”还能回到世间与人交谈。看了电视以后，她们很羡慕“鬼”那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她们觉得自己活得太累了，太辛苦了，不如死了好，死了可以像鬼一样得到解脱。
　　于是便有了上面的讨论。
　　几个女孩叽叽喳喳地议论了一阵死是怎么回事，死后会怎么样。这一天，她们照样上课，做作业，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一个个依然与往常一样。两节课之后，几个女孩又聚到一起，说是要先试试，看行不行。几个人就一起到学校后面的一株桃树下。这是一株很小的小树，布条拴了好一阵才拴好。可是谁也不愿先试。还是坚决的侯芳芳先上来。
　　“你们连试试都不敢，要是真吊怎么办？”侯芳芳一边说一边把脖子挂上去。谁知刚一踩空，树枝一下子就断了，侯芳芳重重地摔在地上。几个小姑娘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她们像没事一样，拉上侯芳芳收拾了东西马上又去上课。只有侯芳芳，心事重重。
　　放学了，她们4个人集中在一起刚要去找地方，又来了个女同学问她们在干什么。几个人回答说是要上吊，因为读书太难了，死了算了。新来的同学被说动了，也要上吊。可是她没有白孝布。大家答应等她回去找。过了一会，那位女同学果然找来了白布。这样，5个女同学便来到了离学校1公里以外的一条悬空自来水管下面，说这里不错。
　　于是她们把布条拴上去，布条下面都留有一个空套套。这时，有人提议和父母老师告别，几个人齐刷刷跪在草地上向父母告别。仪式结束，正要准备上吊，一个女同学突然想起，今天要到舅舅家去“吃酒”，或许舅舅还会给她2元钱呢！不等伙伴们同意，她就拔腿跑了。其余几个人也动摇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纷纷犹豫起来。
　　侯芳芳却没有后悔。她十分坚决地说：
　　“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不死我死，但不准你们告诉任何人，如果哪个敢当叛徒，我会变鬼来找她的。”
　　说完，她写了张纸条给老师，大意是她死后一辈子也见不到老师了，但她愿意去死，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打她、骂她、批评她了。写完之后，她把纸条交给了同学，自己把细嫩的脖子套在了自来水管下面的空套上。当她在水管下面挣扎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吓得愣住了，继而各自向自己家里跑去。这些孩子回家后，的确道从侯芳芳的嘱咐，没有告诉任何人。待第二天上午侯芳芳父母找到她的时候，稚嫩的生命已经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
　　9岁，是一个多么年轻而充满希望的年龄啊！然而，在侯芳芳面前，生命还没有绽开花蕾，所有的一切还来不及开始，她就愤然地为自己的一切划上了一个残酷的句号。
　　可是，更让人痛心的是，还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侯芳芳就已经想到过死。那次，也是因为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父母要求的“标准”，被父母打了一顿以后，芳芳偷偷跑到一座山脚下哭了很长时间。一位过路的老大爷发现了她，问她干什么，她说：“老爷爷，我不想回家了，我想死，但我不知道怎样死才好，你能告诉我吗？”老汉吓了一跳，“小姑娘，花都还没有打骨朵儿哩，怎么就会想死呢？快随我回家去。”
　　侯芳芳死活不愿回家，后来老汉答应不告诉她父母，她才勉强回家了。但是，死亡的阴影却时常笼罩在她幼小的心头。有一次，侯芳芳和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算了一笔账，现在读小学三年级，如果到高中毕业，还有整整9年。天呀！9年时间要考多少试，做多少作业，挨多少打骂和批评呀！开始，她们想逃学，到处流浪，哪怕捡垃圾也比读书轻松。但又听说没有家的小孩会被坏人抓去卖了，还有可能被挖掉眼睛，那样不是更加痛苦吗？《聊斋》的播放，使她们放下了心中的负担，“英勇”赴死。
　　侯芳芳死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她再也不用为学习、为挨父母的打骂而生活了。同时，她也把沉重的思考留给了我们。
　　应当说，父母们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这本是一件好事。天底下的父母，哪一个不希望孩子能够有出息、有成就呢？
　　期望无可厚非。人的一生，不都是在追求和期望中度过的吗？如果没有期望和希望，生活将是多么的乏味和灰暗！可是，期望并不一定都能给人们成功，有时，它给人们带来的是奋进的动力，有时却是强大的心理压力。这主要是因为期望的尺度很难掌握。现实的、合理的期望可以鼓励人们进步，而过高或过低的期望却会阻碍人们的进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我们知道，儿童的成长是需要动力的。而良好的、适度的期望正是一种合理的动力，它可以促进孩子不断进步。但是，如果这期望太高，高得让孩子们无法达到，那么这种期望就很容易成为一种可怕的暗流或漩涡，它会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压榨得苍白，没有一点生机，甚至会夺去生的权利。诚然，高期望在观念上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关键要看家长对孩子未来的设计是否能帮助孩子更好地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如果这份期望不能使孩子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那么这份期望也许就变成了孩子成长的阻力。
　　侯芳芳的死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由于父母的高期望，侯芳芳原本健康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
　　在高期望这个魔棒的指挥下，演绎出来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有的父母为了让孩子将来能有成就，过早地把孩子送进了学校。也有的家长，为了自己 的孩子能够挤进人为划片、众望所归的“重点学校”，绞尽脑汁，机关算尽，要么假离婚假结婚，要么改户口，要么与亲朋好友换房子，还有的竟然让孩子认干爹干妈……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再到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父母们需要费多大心血啊！
　　据1993年第3期《新世纪》报道，为了能让孩子有一所好学校，一位母亲领着儿子到重点小学哭诉，孩子他爹惨遭车祸身亡。只好寄养姨家，虽无“片内”户口，学校又怎能忍心推出？人学以后，孩子终于忍不住泄露了天机：“我爸爸活得好好的。”这话令老师们目瞪口呆。
　　女儿考试名落孙山，父亲竟然内疚地从高层宿舍楼上飞身跳下
　　日，《湖南日报》披露了一件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报上说：“8月17日16时许，天下着大雨，省直某单位保卫科接到群众报告：该机关的高层宿舍楼下，有一具尸体。保卫科的同志火速赶往现场，发现该尸体完全变形，无法辨认。从死者口袋中掏出工作证后，在场的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怎么会是H？
　　“H今年48岁，是该单位一名正处级干部，他为人忠厚，事业心强，业务娴熟，只是，在他女儿学业选择的问题上，处理得不恰当，导致了他生命的结束。
　　“他的女儿文静内向，聪明好学，在一所省重点中学里读书，成绩一直在前几名。1993年下学期开始，该中学对高中毕业班学生进行文、理分科。根据H女儿的情况，各方都认为，如果她选学文科的话，毕业时考大学准是瓮中捉鳖――十拿九稳的事。然而，自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H，却认为女孩子还是学理科的好，于是，便帮女儿选择了理科班。好在H的女儿聪明，学得也不比人家差。根据H女儿的情况，学校决定保送她到省外某重点大学深造。可H觉得那里的专业不理想，便要女儿放弃了保送的机会，要她凭实力考进理想的文科学校。
　　“在1994年‘黑色的七月’里，H的女儿带着紧张的心理进了考场，由于有着‘中途转科’的阴影，她发挥得并不理想。揭榜时，她只得了480多分，这意味着不仅名牌大学与她无缘，而且还得让家里花一笔钱才能进个一般大学。高考成绩一公布，心情最沉重者要算H本人了。他觉得是自己耽误了女儿的前途。在这种自责的深渊中，他变得异常怪诞，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据H的哥哥事后回忆，H在17日午饭后显得异常烦躁，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但他没想到H会出事。”
　　报纸上关于H的事就讲了这么多，但一位成年人生命的逝去，给我们留下的思考却和侯芳芳之死一样令人沉重。
　　家长们在爱孩子的时候，总要情不自禁陷人一个误区，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自己把孩子辛辛苦苦养大，孩子就应该听自己的话。一句话，家长们很容易陷人自私、狭隘的爱子漩涡中，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会认为，孩子不仅仅是自已生命的延续，也应该是自己事业的延续，或者说，孩子更应该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变成现实。望子成龙的表现有许多种，除了逼迫孩子往更高的目标奔以外，一些家长还把自己的喜好当成孩子们的喜好，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强接在孩子们的头上，希望通过孩子的努力来实现家长们当年没有实现的大学梦。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便有了H的不幸命运。
　　也有的家长，在判断孩子是龙是虫时，往往只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能否考上大学，而根本不管不顾孩子的兴趣爱好。这无形之中给孩子造成了痛苦。
　　一位女中学生给《人民日报》写信说：
　　“我是一个中学生，今年16岁。16岁的女孩子本该无忧无虑、欢欢乐乐的，可我整天愁眉不展，痛苦不堪。因为我遭受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就教育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考大学。可我最喜欢的是唱歌和跳舞，对音乐入迷。我还经常学着电视里的演员演小品。也许我天生就适合搞文艺，学这些东西我比一般人学得都快。所以我下决心要当一名好演员。可我爸爸却始终不同意我学表演。
　　“小学的时候，老师看我爱跳舞，就让我去少年舞蹈班，但爸爸就是不让我去。上中学后，我曾给许多艺术学校写信，希望他们能同意我去报考。不久前，一所省戏曲学校回信，说欢迎我去他们学校报考。当我看了信后，高兴得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拿着信给全家人看，大家都不反对，只有爸爸不同意。我失望了，那天夜里，我失眠了，哭红了眼。”
　　我们常说，兴趣是成功的基石，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孩子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家长们如果硬要孩子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生活道路，只能导致两种结果：要么产生逆反心理，公开对抗；要么勉强顺从，消极应付。在这种情况下，激情和创造力就会受到一定的抑制，从而影响他们成材。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百年来一直是家长们最强烈的愿望。相比较而言，独生子女家庭对成龙成凤的要求就尤为强烈。这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独”使子女们在无形之中放大了自身的价值，从而强化了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使家长把所有的宝都押在这一个独苗苗身上。这种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自然不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体育馆内，一群孩子在教练的指导下接受着训练。馆外，家长们毫无怨言地坐着，或在便道上踱步
　　在望子成龙心态的驱使下，社会上出现了种种培训班，例如“少儿模特班”、“舞蹈班”、“书法班”、“绘画班”、“游泳班”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班都是为了满足家长们的望子成龙心理而办的。家长们在希望孩子成绩好之外，还有意把孩子们当成各种各样的“明星”来培养，希望孩子们能有一些专长、特长。“望子成龙”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望子成星”。于是，一场浩浩荡荡的“家庭育星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过去，每个家庭几乎都不止一个孩子，父母们抚养孩子也大多只是让孩子们吃饱了，穿暖了，能够上学就心满意足了。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孩子爱学点什么就学点什么。可现在，随着社会渐渐发展，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了，对家长们的要求也比以前高了许多。父母们不仅要管孩子吃饭穿衣，还要管孩子将来能读上重点学校，培养孩子有一些适应社会需要的特长。孩子过了两岁之后，家长就要考虑让孩子学点什么了。
　　于是，孩子们便没有了星期天，没有了休息和游戏的时间。每逢节假日，社会上的各类幼儿艺术培训班就更加活跃起来，家长们也忙得不亦乐乎。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家长背着乐器，手拉手“上班”的镜头几乎随处可见。而当华灯初上，我们又可以看到人们用自行车驮着孩子“下班”的情景。
　　北京宣武区和平门实验幼儿园的舞蹈厅内，每天晚上，都有一群不足6岁的孩子在舞蹈学院华烨老师的指导下，随着音乐，1，2，3，4，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学习舞蹈。而孩子们的家长则静悄悄地乖乖地坐在一边，他们看着各自的孩子，比较着，欣赏着，目光中充满了欣喜与企盼。在他们的眼里，似乎那些正在舞着的小孩子已经成了光环四绕的“明星”。这是因为，这所学校所教出来的孩子大多数可以通过由北京舞蹈学院专家组成的“中国舞分级考试委员会”的严格考试。
　　即使是假休日，孩子们也没有休息时间。在北京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体育馆内，也有一群在教练指导下接受训练的孩子。在场外，孩子的家长们毫无怨言地坐着，或在便道上踱步。这所学校也是非常有名的，他们每年都要培养数千名学生，孩子的家长们指望着自己的独生子女在这里能够被培养出点名堂来。
　　暑假期间，家长们仍然不肯让孩子赋“闲”在家。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学习到更多的技能，甚至同时给孩子报名参加了几个培训班。小小的孩子失去了游戏玩乐的时间，只能东学一家，西学一家。上海市宝山区有所艺校，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同时进行着两门艺术课的学习，还有近1/3的学生同时学习三门课程。
　　另外，目前学艺的少儿年龄也越来越小。上海市杨浦区一所艺校少儿书法、绘画班共招收64名学生，其中，4岁至5岁的孩子有49人，最小的还不满4周岁。这些年龄很小的孩子，只能疲于应付各种各样的课程，他们没有休息日，上午学书法，下午学打字或绘画，一个个苦不堪言，根本没有时间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一位上海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对目前家庭的业余艺术教育现状很担忧。他认为，一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对孩子提出了超过他们年龄承受力的要求，压抑了儿童的天性，损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无异于拔苗助长。有的家长只注意孩子早期智力开发而忽视了孩子的性格、独立能力和思想品质的培养，更是贻害无穷。
　　据一份调查表明，大约有近20%的家长渴望孩子将来当“明星”，40%的家长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孩子从小接受艺术熏陶，另外40%的家长则是随孩子的兴趣因势利导。我们应该看到，家长们的种种希望与梦想对孩子的成长存在着一定的正面作用，为社会带来了一些正面的结果。也许大家还记得，刚刚恢复高考制度的几年里，一些艺术院校经常为没有生源而发愁，而现在，各校具有特长的学生几乎数不胜数。北京市的中学、高中，尤其是重点中学，“特长生”已不足为奇。中学生乐队、合唱团、舞蹈队、体操团等文艺体育团体，水平已相当高。一些需要提前招生的艺术学校类院校，现在却在发愁不知录取取谁好。北京某大学招20名编导专业学生，仅北京市报名的“特长考生”就达三百多人。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升级考试，尽管考试严格，但在近两年内，符合水平获得证书的少年儿童就高达一千多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更科学地去培养孩子们的才能，挖掘孩子们的天赋。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漠视孩子的爱好兴趣、一厢情愿的希望与梦想显然对孩子的成长是很不利的。如果剥夺了儿童们对自由自在乐趣的向往，让孩子走成年人设计的“成材”、“成星”之路，最后只能适得其反。
　　在记者面前，他悲痛欲绝，忏悔不已。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亲手断送了儿子年幼的生命
　　世界充满了矛盾。无论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值有多高，但最终还是需要孩子们自己去实现那份美好的愿望。这就很容易引发出矛盾来。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有自己的需要和渴望，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很想实现父母们所要求的目标，但是有时候却力不从心。而在父母那方面，这目标又是一定要达到的。于是，父母和孩子便成了一对天然的矛盾。
　　矛盾的双方是要不断斗争的。可很不幸的是，这矛盾的双方力量并不均衡。在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培养起来的父母，几乎个个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自己有权对孩子做一切事情。他们可以不管孩子是否喜欢是否接受，就去尽情地爱他们，即使把孩子爱得几乎窒息也不肯放手。他们还可以在孩子令自己失望的时候打骂孩子，“严格”管教孩子，对孩子的某些错误决不“姑息”。而相比之下，矛盾的另一方面就实在是太弱小了。无论父母对自己做了什么事，他们都必须认为这是父母为自己好。不爱吃父母买来的营养品，不行；学习累了，想出去玩一会儿，不行；不爱学习音乐美术，不行；吃了父母的营养品，却没有考出好成绩，不行；没有实现父母的期望，也不行。总之，他们什么都可以有，惟独不可以有自由。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武汉市第一面粉厂夏礼汉为管教孩子，竟将亲生儿子夏辉捆绑致死。夏辉的母亲因此精神恍惚，痛不欲生；夏礼汉也悲痛欲绝，忏悔不已。夏礼汉的同事吴振辉说，夏礼汉很爱他的孩子，他总是按时接送夏辉上学，有时同事们邀他一起到外面吃饭，他总不肯，说是要去接孩子。夏辉的爷爷也对记者说：不是我袒护儿子，要说待夏辉，他没有一点亏待。夏礼汉自己也说：辉辉长得很可爱，又是独生子，我特别喜欢他。家里条件不好，但夏辉上学要花的钱，我借钱都要交，宁愿自己不吃不穿。但夏辉好动、贪玩，我很恼火，他挨了不少打。夏礼汉确实很爱他的孩子，也望子成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孩子恰恰断送在他自己的手里！
　　“夏辉事件”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似乎已经平息下来。但和夏辉一样遭受不幸命运的少年儿童却在增加。
　　…………
　　我们平时常常把今天的少年儿童称为“小皇帝”、“小太阳”、“小祖宗”。无疑，言外之意是说当今的独生子女在成年人眼中是至高无上的。而事实是这样吗?我们只能说，在孩子乖顺、学习好、成龙成凤有望的情况下他们是“小皇帝”。反之，如果他们不驯顺，学习不好，达不到家长们的期望，他们就很有可能从“小皇帝”的地位一落千丈，变成“小奴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胡克英先生分析说：“其实两者具有共通的本质：即把子女看作是家庭和家簇的隶属品。”“‘小奴才’或‘小祖宗’被赋予的共同希望都是‘望子成龙’、‘光宗耀祖’、‘子继父业’……在‘小祖宗’和‘小奴才’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是因为在中国过去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孩子视为自己的私有物，由家长来支配孩子的一切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古语“天下无不是父母”，便是其代表性的思想。直至今日，在许多家长们的潜意识里依然认为，自己对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想怎么教养就怎么教养，想把他培养成什么人就应该什么人。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现实生活中两种互相矛盾的现象：要么把孩子当成“小祖宗”，要什么给什么；要么把孩子当成“小奴隶”，任由自己打骂。“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棍棒底下出孝子”，“树不修不成料，儿不打不成材”，“舍不得重打，上房揭瓦；锤锤打打，出匹良马”，就是许多家庭世代相袭的教子经验。
　　在改变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方面，许多人已经做了努力。北京市青少年研究所的张弘平同志和她的同事们不久前在北京市做过一个随机调查，并运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对此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提出了具有说服力、令人深思的见解。她的文章发表在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为《善待孩子》。
　　该文如下：
　　在许多有识之士担心孩子被定坏时，笔者提出要善待孩子，或许显得很不合时宜。然而，最近，当我们在北京市随机调查了350个中小学生以及他们的母亲之后发现，孩子们承载着父母太多的期望，一旦这些期望由于种种因素制约不能实现时，孩子们的处境就会急转直下。
　　这些母亲大多期望孩子学习成绩优秀，进入重点中学，至少接受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在为孩子选择未来职业时，他们倾向于那些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如医生、翻译、公司职员等。然而，调查表明，不少母亲的期望完全是一厢情愿。
　　当一位母亲梦想孩子将来投身仕途时，她的孩子却期望自己“将来练出一手好书法，住在郊外……过着没有烦恼的生活”。另一位母亲期望孩子从军，孩子则期望在未来“背上干粮和水壶，骑着骆驼，在广阔的丝绸之路上寻找历史与古人的足迹”。这些孩子对于自身的期望与母亲的期望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反差，又怎么会自觉自愿地去国母亲的“望子成龙”之梦呢。退一步说，即使孩子认同母亲的期望并为之努力，也不见得就能水到渠成，还要看孩子在这方面有无潜力。
　　现实生活中，母亲们经常有意无意之间高估孩子的潜力。例如，当问及“您的孩子在班中的能力属于哪一类”时，母亲们的评价集中“最强”、较强”，极少有选择“较差”和“最差”的。而恰恰是这些孩子中，有一部分确实属于班中能力较差的。在这种对孩子能力偏高估计的基础上做出的期望，总是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
　　对于许多父母而言，孩子能否顺利升入重点中学和理想大学几乎成了两块“心病”。但是，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执行着人才筛选的功能，升入重点中学和理想大学的机会相对较少。在我们调查的8所中小学中，区重点小学毕业生，最多有1/3能升入重点中学，普通小学毕业生升入重点中学的比例仅为1/10。进入初中以后，即便像北师大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仍有1/3的毕业生不得不进入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在这种淘汰和筛选过程中，有多少孩子能够实现他们父母的梦想呢？
　　从社会的角度看，在现阶段，尽管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选择职业，但既存的职业结构却在无声无息地制约着这些选择。例如，北京市医务人员（包括护士）在全部劳动者中所占比例不足5%，但在调查中，却有21.7%的母亲期望孩子成为医生；普通工人约占全部劳动者的30%，但仅有1.6%的母亲期望孩子成为普通工人……期望和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巨大反差，注定了相当部分母亲的期望会落空。
　　随之而来的是，期望落空的母亲，很少能冷静地分析孩子“失败”背后的社会因素。她们往往把责任完全归结到孩子身上，认为孩子学习不主动、懒惰。她们很难想象“不努力”的孩子所承受的是何等的压力。这些压力既包括有形的学习压力，也有无形的心理压力。
　　在被调查的中小学生中，一半以上的孩子认为母亲总是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不满意。近40%的学生诉说自己处在一种“一直不断努力，但却总是达不到目标”的状态。为此，他们心中产生强烈的内疚感和焦虑感。近一半的孩子“常常感到对不起父母”，并且“一想到考不上重点中学，心里就害怕”。有的孩子甚至出现做恶梦、难以集中精力等病理反应。小小年纪（最大的不足15岁），竟有21%的人声称：“我感到活得很累！”相当一部分孩子的未来理想仅仅是“过上没有烦恼，没有束缚，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固然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天真的幻想，但也反映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忧虑和烦恼吧！
　　可是，当这些因学业不良而遭遇心理困惑的孩子最需要父母关怀和帮助时，他们父母的行为往往是给孩子雪上加霜。调查表明，学业不良孩子的母亲更倾向于采用惩罚性教育方式，如训斥、打骂等。这样做反而加重了孩子的心理压力，恶化了母子关系，使孩子逐渐与家庭疏远。在一些孩子的心目中，父母已不是值得信任的权威。当这些孩子在一些问题上拿不定主意时，他们首先征询的不是父母而是好朋友的意见。有的孩子回家后根本不对父母谈学校的情况。遗憾的是：这些被调查的母亲却把自己对孩子的影响力高估了10个百分点，而把孩子的好朋友的影响力低估了17个百分点。
　　在我们得到这些让人无法轻松的后果后，我想向经受期望失落折磨的父母们说几句肺腑之言：请善待孩子，尤其是善待那些为了获得父母的爱而不断努力，却又不能一下子甚至始终不能圆父母“望子成龙”之梦的孩子。善待，不是纵容，而是宽容、理解和尊重；是承认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没有必要去实现那些连父母自身也未必能实现的梦想。善待，是正视那些孩子无法驾驭但又始终影响着孩子成败的社会因素，理解孩子自身已经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善待，是精神上给予爱和支持，而不是一味指责。善待，是还给孩子平凡人过平凡生活的权利。
　　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那些“焦虑的小大人”才会再现童真，才不会可怜巴巴地梦想长大以后“过上没有烦恼，没有束缚，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更多的更为健康的新一代。
　　张弘平同志的分析是深刻的。天底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母，请好好地善待自己的孩子吧。无论他们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他们的生命都是父母所创造出来的，他们都有生活的自由和权利。也许他们不能按着父母们的意愿去走路、生活，不能使父母在同事和亲朋好友面前荣耀，但只要他们尽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就是好孩子，就值得父母尊重和爱护。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张伯源同志也认为，当前家庭教育的失误之一是家长的期望值过高，管教过严，从而扼杀了孩子自由发展的良机。这样苛求孩子，往往会出现两种极端的不良后果。不良后果之一是造就了性格软弱、畏缩和自卑的孩子，他们的性格特点是过分认真、谨小慎微、求全求美、刻板保守、缺乏自信、犹豫不决、敏感多疑、心胸不开朗等，变态心理学称之为“强迫性性格”。这种孩子由于缺乏人际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较差，很容易罹患心理疾病，尤其易患强迫性、恐惧性和抑郁性神经症。不良后果之二是造就了性格叛逆、蛮不讲理的孩子。他们蔑视父母。虽然他们还处在青春发育期，各方面都没有成熟，缺乏自立能力，还必须依靠父母，但又敌视父母，与父母对立、对抗，严重的发展到殴打父母甚至杀害父母。
　　也有的家长说，自己本不打算打孩子的，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承认，即使是像夏辉的父亲那样打骂孩子乃至造成严重后果的，都不是父母们的本意。父母之所以面对那嫩生生的骨肉下得了拳脚，实在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能而已。打了孩子的家长，过后没有不后悔的。但每到下一次，又忍无可忍地把手伸向孩子。
　　那么，怎样才能不打孩子呢？日《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了张文彦的文章《不打孩子行不行），该文作者写道：
　　100%的家长不主张打骂孩子，但生活实践中打骂似乎又咸为不可避免的措施，笔者认为有必要为这些可怜、愚蠢、粗暴的家长们想着点，开个处方。
　　第一，你不妨先写一部回忆录，历数你做孩子时家长的各种暴行，以及你如今成龙成凤和当年爹妈那些拳脚有哪些必然联系，也就是说，你最好用自己的实践回答：我是被打出来的孝子吗？我是被打成的天才吗？我是被爹妈打骂才变得聪明的吗？这本回忆录最好像《邓小平文选》一样经常带在身边……
　　第二，如果你使用了第一个“处方”，仍不见效，那么我教你另一个“伸张正义”的办法：一些有经验的家长说，打孩子别打头，打屁股。好，那么你不妨先在自己身上下手，打他个不亦乐乎。如果你在自己的身上下不了毒手，你就问问自已，光会打孩子，我还配做家长吗？也许你的对手就伸不出来了。
　　第三，调查的事实告诉我们，经常采用打骂孩子的方式教育孩子的家长大多文化程度欠点儿，有的是贫穷或动乱的产物，有的则纯粹是自己吃自己的亏。到了这一辈儿，总想让自家门庭里出个“高层次人物”，不想看见孩子身上有任何闪失。我的办法是每当这会儿，你不妨哭天丧地地羞辱自己一番，你当崽儿的时候就没打碎过东西？你的功课门门都是90分以上？踢球你没弄脏过衣服？老师没罚站过你？不信你试试，羞辱过了自己，你对孩子过高的期望值就会降下来，因为你可能会想通一个问题：谁小的时候没蠢过？说不定越打越聪明不了了。
　　也许该文嘻笑怒骂的语气听起来有些让当爹当妈的接受不了，可是，事实上却是为了孩子和父母们都能有一个快乐和美满的生活。我们家长所承担的是教育孩子的责任，而不是带给孩子不幸与痛苦。
　　打骂和体罚孩子的现象，不仅我们国家存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存在。根据西班牙青年委员会的统计，约150万少年儿童的父母具有应受到指责的体罚倾向，约50万儿童经常受到虐待，约2.5万儿童因父母无力抚养或因父母对他们施以暴力而依靠国家的保护生活。但是，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法律来保护少年儿童的权益。《参考消息》日报道，德国政府的一项法案在下院通过，在教育孩子时，打屁股则被规定为最高限度，而打耳光或打头部就会被送进监狱。这项法律提案试图以大量惩罚或处以3个月至5年的徒刑来杜绝对儿童的身心虐待。在英国，保守党极力向该党成员宣传，解决青少年和国家的问题在于传统和纪律。在西班牙，无论是传统的私立学校、教会学校，还是公立学校，都有它们自己的教育规定，但是这些学校一致认为，不能使用体罚，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是纪律。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也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是对中小学生最根本的保护。当然，我们更希望父母们能够真正地给孩子以爱和关怀，因为教育的本质是爱。
　　考试成绩出来了，他又一次落榜。　　饭桌上，妈妈阴沉着脸：“你把吃的营养品都给我吐出来。”
　　其实，打骂孩子只是强权教育的一种较为明显的形式，它对孩子所造成的伤害有肉体上的，也有心灵上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心灵施暴。有些家长不顾孩子的人格和尊严，经常在孩子面前说一些伤害他们幼小心灵的话语，使他们稚嫩的心灵被践踏，而这种虐待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将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影响。
　　笔者有一位朋友，夫妻双方都是成长在动乱年代，他们时常感慨自己失去了最好的时光，没能光宗耀祖，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最有出息的人，幻想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人上人。由于对孩子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夫妻俩简直把孩子捧成了家中的“小皇帝”，他们给孩子买最好的营养品，买名牌的衣服和文化用品，不用儿子干一点家务活，妈妈甚至给宝贝儿子洗脚洗脸。当然，他们的劳动也是需要回报的，他们对儿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儿子能考上重点中学。可是，儿子没有实现他们的心愿，只是勉勉强强可以读一个普通高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气馁，也没有同意让儿子上普通高中，他们鼓励儿子再复读一年，争取考上重点高中。
　　于是，儿子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战斗。夫妻俩也为儿子更加卖命地服务了。他们给儿子吃更多的营养品，给他更多更周全自照顾。
　　天复一天，年复一年，揭榜的时间又到了。考试成绩出来了，他又一次落榜。饭桌上，妈妈阴沉着脸：“你把吃的营养品都给我吐出来。”儿子目瞪口呆地看着母亲，嘴里的饭咽也不是，吐也不是。
　　对孩子进行心理上的惩罚，在国外也是存在的。据西班牙《改革十六》周刊估计，有9%的西班牙人从心理上惩罚他们的孩子。一位13岁的少年说：“我宁愿挨一个耳光，也不愿父亲以另外一种形式――不让我玩电子游戏机来惩罚我。”
　　家长们的高期望，自然要带来高投入。一切无怨无悔、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父母们，都对在孩子身上的投入颇为大方。他们的心态就和赌徒一样，一心想着要发大财，一步登天。可是，一旦失败，他们就会要么打骂，要么采用心灵歧视的办法来打击孩子，以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孩子也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他们也需要自尊，需要被爱。如果因为孩子没有达到父母的预期目标；就常常给孩子“白眼”、“冷脸”，甚至骂孩子“笨蛋”、“废物”、“蠢猪”、“没用的东西”，无疑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巨大的阴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过度地贬低孩子、打击孩子，会使孩子的自尊完全被毁灭，从而塑造出一些自卑、自闭、冷漠、残忍的畸形人。
　　于是，专家们提醒：注意孩子性格的塑造。言外之意，“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虽然是每一个家长的心愿，但家长不应急功近利，只把眼光聚焦在孩子的学业和成绩上，而应从大处着眼，从培养孩子的性格和心理品质着手。
　　前不久，笔者看了原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女士的回忆录《我与乔冠华》，书中那份美丽的、令人魂牵梦绕的感情让人落泪。她在书中曾写了这样一句话：性格即命运。我们认为这句话很值得思考。也有人说：命运的悲剧毋宁说是性格的悲剧。可见，性格在一个人的成材中是极其重要的。
　　家长们盼着孩子成绩优良，盼着孩子出人头地，但好成绩、好分数并不意味着孩子的心智健全、心理品质优良，更不意味着孩子将来能在社会上生活幸福，事业成功，人际关系融洽。而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急切地盼着孩子成龙成凤，只能把孩子培养成“病梅”，培养成性格有缺陷的人，而无法使孩子长成挺拔的青松，更不能保证孩子生活快乐，自由地发挥所长。
　　一位中学生在给笔者的信中苦恼地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我已经上过一次初三了，没考上高中。今年是第二次上初三，我们是毕业班，是紧张的一年，各种矛盾都有。我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脾气也犟，见了不平的事总想管一管。以前，我就想在报纸上讲一讲我们中学生的苦恼，但后来仔细想一想，又觉得自己是个孩子，说出话来也没有分量，人家不会采纳的。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每天上课10小时，睡眠8小时，其余的时间除了吃饭以外，都用在做作业上。每天有大量作业，有许多练习题，如“每日三题”、“每日五题”等等，还有练习册、试题精编，要随讲随做，政治、生理卫生全书背诵，其余各科中的概念、公式、单词、课文也要背。教室晚上10点半前根本没有熄过灯。脑力劳动是最需要休息的了，而同学们的睡眠时间却一直得不到保障，生活怎么能算是多彩呢？更可怕的是，每天回到家里，还得不到休息，爸妈还要给我布置无数的课外作业。爸妈根本不关心我的身体，只关心“他们”的学习成绩。我也知道，我们是毕业班，当然要比其他班辛苦点，但这样的效果并不好。老师规定，作业必须当天完成。爸妈也规定，他们留下的任务必须当天完成。于是，我只好在课堂上做作业，老师在上面讲语文，我就在下面做数学。结果，作业也没做好，课也没听好，反而耽误学习。
　　更烦恼的是精神上的压力。现在，班上同学都感到前途渺茫，不知这一年过去后，自己的命运会怎样。我们班都是复读生，有的上了两年，甚至三年、四年，精神压力更大。在我们当中，有的离家出走，有的想到过死……去年我读初三时，我班有个复读生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而心理变态。他从不和人说话，走路时，头低着，眼睛看着脚尖，双手很生硬地夹在两边……后来，他也离家出走了。我也是如此。在家人面前我从没有大声笑过，出入非常小心。父母专横，不讲理。我回来晚了，他们就问：“你是不是出去玩了？”我越是解释，他们越是怀疑。我只好闭口不谈。父母现在虽然很少打我，但骂我还是很平常的。他们骂我时，我不敢吭声，因为吭声就意味着不服气，而他们为了让你服气，就要费更长的时间来骂你。所以，不管他们说什么，不管是对还是错，我都是不吭声。
　　我爱好看书、写字、画画、篆刻、下棋等，可父母对这些都反对。有时见到一本极好的书，想让父母给买一本，但父母却先要问一问：“是不是你们学习用的书？”不是就不给买。我价过家里的钱去买书，我一直认为这不算错。
　　《辞海》中说：性格是“表现在人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性格是在其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是和父母的教育分不开的。家长们只有在关注孩子学业的同时，更好地注重对孩子性格和心理品质的培养，他们才能真正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
　　国务院副总理说，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只占同龄人的5%。　　然而，95%的独生子女父母希望孩子考上大学，19%的父母希望孩子读博士　　
　　看了这个标题，也许读者会感到惊讶，而实际上这是多项＃调查中常见的事实。几乎每个父母都会讲出一段让人动心的故事。
　　1995年2月，为了了解机关干部对子女的期望状况，我们在北京某机关发放了100份问卷，回收率100%。统计的结果令人惊讶：
　　在学历方面，有75%的机关干部希望子女具有大学学历，23%的干部希望孩子能获得硕士、博士文凭，希望子女读职业高中的仅一人。
　　在职业方面，机关干部大多数不希望子女从事机关工作。在100名机关干部中，希望子女从事技术工作的占25%；希望子女从事经济工作的占17%，并列第三的是医生和“如愿”；第四位是干部和公务员，其中一个希望子女将来成为国家主席。另有5%的人希望子女当教师。
　　看了这些数据，我们不能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光芒四射的明星，成为光宗耀祖的“龙凤”。那么，在未来社会，到底谁来当农民？谁来当工人？谁来当教师？又有谁来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呢？
　　也许有的家长会说，当然是那些做不了科学家、技术人员，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人，去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扫马路的环卫工人了，至于保卫祖国，也应该是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人“去了。
　　许多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为人父母者，他们几乎个个饱尝了农村生活的落后和艰辛，他们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供孩子读书，目的大多只有一个：跳出农门。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必然是唯一的，无可替代的。他们评价孩子的标准也只能是以是否跳出农门为标志。
　　成年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也深深地影响了孩子们的价值观。甚至一些从小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少年，也变得开始厌恶农村生活，一心想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们不愿再侍弄黄泥巴，不愿再过“早晨两眼一睁，忙到晚上点灯”的生活，不愿再像父母那样“早担太阳过山头，晚挑月亮过河湾”？他们宁愿在城市里忍气吞声地给人有当保姆，起早贪黑地做建筑小工，也不想再去握父辈传下来的的犁耙。
　　不久前，《法制日报》向人们披露了一组数字：在对6所农村中小学的三百多名学生进行“你长大了干什么？”的问卷调查后发现，其中回答当官、做老板、上大学的各占1/3，却没有一个人在答卷中表示自己愿意长大了当农民。四十多名不守纪律、考试经常不及格的差生也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考不上大学或中专，宁愿到城市里看厕所扫垃圾，也不愿在家种田做农民。目标只有一个，非跳出这山旮旯不可！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单从农民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农业对农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广袤而肥沃的土地所需要的不再是只会面朝黄土背朝天出大力干死活的农民，而是需要一些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来操作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进行现代化的大生产。如果家家都把孩子送到城市里，都盼望着孩子能成龙成凤，而不是成为一个生存在黄土地上、勤勤恳恳的农民，那么，我国的农业还能发展吗？还能追得上世界上其他先进的国家吗？没有人来生产粮食，谁来供养那些“龙”和“凤”呢？
　　七　　
　　一些小纸片上写着：我厌恶小提琴！另一些小纸片上写着：　　我就是喜欢唱歌！更多的小纸片上写着：打倒闵惠琴　　
　　家长们望子成龙固然可以理解，关键还要看家长怎样对待孩子的兴趣和爱好。说白了，望子成龙也要遵从孩子的意愿。
　　在这方面，家长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痛苦和血的教训。
　　知道小歌手吴越菲吗？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等单位先后为她录制了9盘磁带，十分畅销；一些电影、电视剧也纷纷请她配音；她和一位专业歌唱演员合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此事被评为当年上海学生十大新闻之一；在全国青年首届孔雀杯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中，她一举夺得优秀奖；她被团区委评为优秀团员，并被授予“小小歌唱家”的光荣称号……按理说，吴越菲算是圆了父母的成龙成凤的梦了吧？可实际上，父母原来并没打算让她成为小歌手，而是希望女儿将来能像母亲闵惠琴一样，成为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家。
　　吴越菲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里，爸爸吴慈华和妈妈闵惠琴”都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父母在她出生之前就经常“对”着她唱歌，给她以和谐的感觉和音乐的美感。父母的这一育儿理论，还真的起了作用。小菲菲一生下来，就会随着音乐节奏手动脚动。哭了，吵了，只要妈妈一唱歌，她就会安静下来，不哭也不闹。两岁时，她已经能唱《白毛女》全部唱段了，还拿一根红毛线给爸爸，让爸爸做杨白劳，自己做喜儿，像模像样地唱起了“红头绳”。弄堂里的大哥哥们知道她爱唱歌，常常半路拦住她，要她唱个歌。她也不拒绝，亮开嗓门就唱起来，但有时把她逼急了，她会举起小拳头，冲着他们唱：“可恨地主狗汉奸，土地他霸占―…?”哥哥们被逗乐了，她也乐了，一路回家一路唱：“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
　　小菲菲5岁了，爸爸妈妈突然将一把小提琴交到她手里：
　　“小菲菲，既然你那么爱唱歌，就学小提琴吧。”
　　“学小提琴，小提琴会唱歌吗？”
　　“当然会，你听……”妈妈用手在那四根弦上拨了一段《白毛女》的乐曲。
　　小菲菲欢声大叫起来：“哈，小提琴还真的会唱歌。我学，我学！”
　　小菲菲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把“会唱歌”的小提琴，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从幼儿园回来。
　　弄堂里的小朋友喊：“小菲菲，来跳橡皮筋呀！”
　　妈妈却虎着脸说：“小菲菲，回家拉琴去！”
　　于是，小菲菲贪恋地看看正在跳橡皮筋的小朋友，一步三回头地回到家中，在那小提琴的四根弦上消磨三四个小时，直至睡觉。
　　第二天。
　　弄堂里的小朋友又喊：“小菲菲，来捉迷藏，可有趣呢！”
　　妈妈还是虎着脸：“小菲菲，别去玩了，一玩，就没时间拉琴了！”
　　于是，小提琴那四根弦又把她牵上了楼。咿咿呀呀的琴声，伴着泪水传出窗外。窗外，小朋友们做游戏的欢笑声，又传人窗内。
　　小菲菲这才知道，拉小提琴并不是她所向往的美丽梦境。她把头探出窗外，津津有味地看小朋友们在弄堂里畅畅快快地做游戏。她羡慕极了，恨不得把琴砸掉，扔到窗外去；或者使个小心眼，把那四根弦弄断……但她不敢，她怕挨打。
　　有一天，她放学回家，照例做完了功课，端起了小提琴。拉着拉着，突然又被小朋友的嬉笑声所吸引，忍不住唱起来：
　　夏天虽然热，
　　可它属于我，
　　沙滩、浪花、大海螺，
　　帐篷、琴声、甜瓜果……
　　冬天虽然冷，
　　可它属于我，
　　荒原、冰凌、滑雪橇，
　　猎狗、篝火、野餐锅……
　　“菲菲，你怎么啦，你怎么不拉琴了？！”
　　妈妈的训斥，打断了她的歌声。
　　她抬起头，用乞求的眼神看着妈妈发怒的眼神：“妈妈，我，我不喜欢拉琴。没完没了地拉琴，没完没了地做功课，太乏味，太单调了。我，我喜欢唱歌！”
　　“唱歌？唱歌和拉琴不都是音乐吗？唱歌有啥意思？拉琴、读书才是你的头等大事！你知道你的名字的来历吗？越菲越菲，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要你将来能超过世界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家海菲斯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不仅要拉好琴，还要读好书，考上重点中学，考上重点大学，你知道父母为你学琴花了多少心血吗？别的不说，妈妈光为你抄琴谱就把眼睛也抄近视了！可你……”
　　妈妈说着说着，突然眼眶里出现了泪花，那泪花忽闪了几下，差点就落了下来。世界上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成材？尤其是当今“望子成龙”的年代，多少父母按着自己的意愿为孩子设计了理想的前程。可是，前程毕竟是孩子自己的前程，为什么就不听听孩子自己的呼声，不让孩子按着自己的愿望去发展呢？
　　小菲菲沉思良久，还是那句话：“不，我就是爱唱歌！现在，我看到小提琴就会肚皮疼，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真的，我厌恶小提琴！”
　　“什么，看到小提琴会肚皮疼？你是存心偷懒吧！好吧，现在多痛痛，将来就会不痛的，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嘛。从今以后，你什么事也别想，除了读书做功课就是拉琴。拉，你给我拉！”
　　妈妈把桌子拍得震天响。
　　无奈，小菲菲只得有气无力地握起了琴弓。她此时的心情，正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
　　“妈妈妈妈你可知道，锁上链子的嗓子多么痒……”
　　“不行不行！你怎么老走神？音准不对，再来一遍！”
　　“还是不行，再来再来……怎么，还是老毛病？！”
　　望女成凤的妈妈突然怒睁双眼冲过来，狠狠地抓起小菲菲拿琴弓的手咬了一口，随即便是一顿打。
　　外婆心疼了，把小菲菲拉到一边，抱在怀里。倔强的小菲菲却挣脱了外婆的怀抱，跑到原地站着，咬着牙，任妈妈怎么打，不躲不挡，也不喊疼……
　　从幼儿园到小学，又踏进了重点中学。换了别人，早高兴得不知该怎么好。可小菲菲却不以为然，她厌恶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测验和考试。
　　在小提琴方面，菲菲从拉短短的练习曲开始，到拉《小顿特》、《马扎斯》，甚至像《亨德尔No.4》、《莫扎特No.3》那样三四个乐章、长达十五六页的大协奏曲，她都要逐章逐节地背出来，还不能拉错一点，无论是节奏或者音准，都不能有细微差错……结果，她获得了卢湾区小学生小提琴比赛第一名。可她，还是不以为然，还是不喜欢小提琴。她只喜欢她心中向往着的歌唱。
　　时光如梭。已是中学生的吴越菲离家住校了。
　　爸爸妈妈在整理吴越菲的床铺时，意外地发现女儿的枕头下压着几本日记。翻开一看，呀，日记本里密密麻麻地抄着当今社会上最流行的歌曲。数一数吧，四大本，足有一百多首，得花多少时间抄呀？！
　　突然，夹在日记本里的许多小纸片飘落下来了，妈妈捡起一看，顿时就傻了眼，只见――
　　一些小纸片上写着：我厌恶小提琴！
　　另一些小纸片上写着：我就是喜欢唱歌！
　　更多的小纸片上写着：打倒阂惠琴
　　冷风吹拂，灯光摇曳。
　　他夫妇俩，两双眼睛就那么呆愣愣地对视着，很久很久，谁也不说一句话，只觉得心里涌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是失望？是懊悔？是忧伤？
　　妈妈猛然醒悟：“棍棒教育”并不能转换孩子的兴趣和意愿孩子也是人，一个独立的人。她需要尊重，需要理解，需要持，她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呀！
　　也许孩子的选择是对的。同一目标：音乐殿堂。可是通这音乐殿堂的门是无数的，可以是小提琴的门，可以是作曲门，当然也可以是唱歌的门。为什么要去压抑她施展才华的望，为什么非“逼”着她去拉自己不感兴趣的小提琴呢？殊知，事业如果不能同兴趣融合，成功将难以来临！
　　突然，妈妈将日记本翻到空白处。也许是作为一种补偿，妈要将自己平日悄悄搜集的许多好歌曲续抄在女儿的日记上，妈妈惊异地发现了女儿身上的一种难能可贵的东西，而己却曾压抑、低毁过它。自己年轻时不也迷恋过唱歌，还拜著名歌唱家刘明义为师吗？随着岁月的消磨，如今这愿望不发光了，还增加了某种世俗的观念。孩子到了中学这个年龄，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开始走向成熟。妈妈当然也懂得，两人存在隔膜，不一定会是坏事。新的一代对老一代所存在的点的否定，正是新一代成熟、前进的必然。
　　星期日，吴越菲挽着妈妈的胳膊，嘴里哼着歌，喜气洋地走在长乐路上。长乐路的尽头是上海乐团歌唱家刘明义的家。
　　她们是去拜师的。
　　昨晚，妈妈向吴越菲宣布了一个特大的喜讯：“小提琴咱不学了，改学唱歌。哼，现在你可高兴了吧，是不是还想打妈妈呀……唉，8年了，学了8年的小提琴，如今却要放……”
　　多么突然！太突然了！喜讯来得突然，也会使人惊呆的。吴越菲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突然之间满足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她兴奋极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致于整夜睡不安稳，时不时还爬起来问妈妈：“这是真的，你不是哄我？”
　　现在，吴越菲喜气洋洋地走着，把妈妈的胳膊挽得紧紧的，妈妈心里流淌着一股暖融融、甜蜜蜜的清泉。8年了，在女儿学琴的8年里，她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女儿的这种亲呢。妈妈侧脸看一眼女儿，哟，看她高兴的，兴许又在回味昨夜“母女对话”的那番情景了吧。
　　昨夜。
　　吴越菲从学校一回家，就感觉到家里荡漾着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氛。她觉得惊奇，妈妈破天荒地笑了，笑得那么温存。她继而又感到惶惑，夹在日记本里的那些小纸片不见了，却看到妈妈为她续抄了许多歌。她心里一热，禁不住脱口而出：“妈妈，我已整整8年没看到你笑了。你笑的时候，真好看！”
　　“是吗？”妈妈咯咯笑出了声，那笑声里饱含着某种悲凉：“其实，妈妈何尝不想笑，妈妈是不敢笑，生怕你学琴不认真呀！现在，妈妈终于被你打倒了……”
　　吴越菲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菲菲，你真的那么喜欢唱歌吗？你要知道，一旦选准了道路，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可不能半途而废！”
　　“妈妈，我不会半途而废的，真的，你不知道我唱歌的欲望是多么强烈。来，我给你讲讲心里的秘密。”
　　在妈妈温存的目光下，她讲得眉飞色舞。
　　她讲她曾经崇拜苏小明，崇拜王洁实、谢莉斯……10岁那年，看了山口百惠的戏，听了山口百惠的歌，突然又痴迷于山口百惠了。尤其是后来看了电视连续剧《血疑》以后，她对山口百惠的崇拜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讲她从来不喜欢买明星画报，认为那样太小市民气。可她对山口百惠却另眼相看，凡是印有山口百惠照片的杂志，她统统都买了下来。她说她羡慕山口百惠有这么多崇拜者。还记得那场动人心弦的告别演出吗？山口百惠要告别舞台，竟牵动了那么多人的心，那种强烈的剧场效果，那种崇拜者的疯狂的崇拜，那种暴风雨般的掌声，使她兴奋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她说她常常躺在床上回想那动人心弦的场面，有时候，舞台上的山口百惠竟变成了她自己。她说她也要像山口百惠那样，让人喜欢，她说她很自信，总有一天她也会像山口百惠那样的。她想得多了，这个想法竟然在脑子里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概念……
　　“妈妈，我觉得我确有信心成为山口百惠。但我觉得，我恐怕没兴趣超越海菲斯。”
　　于是，妈妈理解了女儿，女儿也谅解了妈妈。
　　于是，母女俩的心连在了一起，一起走上了这条长乐路。吴越菲敲响了刘明义老师家的那扇门――
　　二十几年前，妈妈也敲响过这扇门，可惜没敲响那扇通往歌唱艺术殿堂的神秘的门……
　　如今，女儿接着敲，憋着气，使着劲，好像那就是一扇通往歌唱艺术殿堂的神秘的门……
　　再后来的事情就很值得人们高兴了。
　　有一天，一位音乐界朋友来越菲家玩。
　　妈妈放完一盘录音，笑着问：“你猜猜，这是哪一位歌星的磁带？”
　　“邓丽君。不错，是邓丽君。”那位朋友不假思索地回答，继而又犹豫了一下，哺哺自语：“可是，可是风格好像有点不一样，邓丽君的演唱风格怎么又有了新的突破……”
　　妈妈咯咯大笑：“哪里是什么邓丽君呀，她就是我女儿吴越菲。”
　　“什么？你女儿？你女儿不是还在读中学吗？好了好了，偏宠女儿也没有这么个偏宠法！”那朋友死活不信。
　　妈妈把吴越菲叫来，当场演唱。顿时，一曲《黑天鹅和白天鹅》使那朋友为之倾倒。“不得了，不得了，这么好的乐感，这么纯的音色，上海歌坛又升起一颗新星！请问，小菲菲是向谁学的歌？”
　　“刘明义。”
　　“是不是那个50年代以一曲《拉兹之歌》风靡歌坛的刘明义？”
　　“是的，就是他！”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刘明义最初还嫌吴越菲嗓子有点沙，漏气，怕她不行。可吴越菲却一点也没有“不行”的感觉，她以一种相当自信的目光，使刘明义勉强答应“试试”。也就是这一试，使刘明义很快就改变了对吴越菲的看法，吴越菲一下子从“勉强试试”一跃而成为“得意门生”。
　　唱歌使吴越菲快乐起来。后来，她不仅没有丢掉小提琴，在坚持练唱的同时，还学了钢琴、吉他。
　　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对吴越菲来说，最大的支持莫过于理解。在这块小小的、但却灌注了“理解”的养料的土壤上，吴越菲茁壮地成长着。
　　和吴越菲比起来，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刚刚来到这人间时，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她所发出的第一声啼哭，并不是一首优美的诗，也不是一曲动听的歌。不，她的哭声甚至比一般孩子还要微弱一些，因为她生下来时才刚刚5斤。
　　守候在产房外的孩子的爸爸，叫向涛，是位知识分子，经历了坎坷的人生道路，拖着被病魔纠缠不休的身子，已迈进了不惑之年。听护士说妻子生的是女儿，他多少有些失望。可转念一想，孩子毕竟是自己的，再说，又不能生第二胎，只好认命。
　　他给女儿取名叫。这是他查字典得到的名字。，是鸟直着向上飞的意思。他希望女儿能一生顺利，有出息，与众不同，青云直上。望女成风之心可见一斑。
　　小似乎很能体谅父母的一片望女成风之心，在她4个月的时候就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奇迹。那是离她4个月还差7天的一个下午，刚刚吃过晚饭，的妈妈秀兰正在收拾碗筷，向涛抱着孩子逗弄着。
　　“，叫妈妈，叫――妈妈……”向涛诱导着，的眼睛瞪得圆溜溜，盯着爸爸的嘴。
　　“，叫妈妈，叫――妈妈。”他又一次地诱导。
　　“姆妈，姆妈……”似乎领会了，很清楚地叫了两声。“哎呀，她真会叫了！”做母亲的惊喜过望。
　　“，叫妈妈！”向涛纠正她的发音。
　　“妈――妈”狲狲又叫了一声，标准极了。
　　女儿果然是成龙成凤的料！4个月还差7天就能说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一下子，消息被传播开来，小的名字也变得远近闻名了。
　　的父亲最先感受到了这一点。走在菜市场上，人们都会带着惊异的目光，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有些人虽然不认识，但也主动来搭讪，向他请教育儿经验。
　　“听说，您那孩子三个月就会说话？”
　　“是啊，我儿子其实两个多月就会叫爸爸妈妈了。”得意之余，向涛一张口就撒了两个谎，听的人果然钦佩不已。从那以后，“我儿子”就成了口头禅。在望子成龙的心态下，小的性别也被改变了。
　　向涛年轻的时候，也曾是个踌躇满志的小伙子，也曾做过许多成名成家的梦。可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从来不被重视。“文革”后，本可以大显身手，但又疾病缠身，丧失了工作能力。不幸的命运使他心灰意懒。然而，命运之神却没有亏待他，赐给他一个聪明伶俐、慧质天生的“儿子”。于是，他又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们一样，做起了望子成龙的美梦。他不上班了，一心一意在家里教育孩子，而的母亲则外出做工，赚回一家人的生活费。
　　他把从小就当成儿子来打扮，给她穿男孩子的衣服，留男孩子的发型。惟恐个人力量不够，他还给孩子拜了干爹干娘，还按照外国人的习俗，给孩子找了监护人。他还很注意开发孩子的智力，整日带着孩子四处拜师，学英语，学拼音，学习诗词歌赋。
　　不愧为一棵颖慧的幼苗，她接二连三地创造着奇迹。两岁时，“看图识字”卡片上的字，她能认五百多个。这些字即使搬到别的报刊书籍上，她也一样能认得出来。她还能掌握简单的英语会话。一些英语问候语时不时地会从她的嘴里溜出来。
　　4岁时，能背诵几十首唐诗，能背诵《岳阳楼记》、《马说》等古代散文，并能逐句加以解释。她还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能用来解答问题。
　　于是，顺理成章地，小了大家公认的“神童”。一时间，向涛夫妇成了新闻人物，家门前整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各大新闻媒介纷纷来报道和“他”的父母的事迹。日本的，美国的，加拿大的……都慕名而至。
　　家有一个早慧的孩子，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一件大喜事。父亲的望子成龙梦应该说是圆了。如果这时向涛夫妇能够让孩子顺其自然地去发展，也许真的可以成为一个“龙”。然而，他们没有，他们已经被女儿创造的奇迹弄得飘飘然、昏昏然了。
　　恰好，一位外国客人提出可以资助他们全家到国外去教育孩子。这真是从天降下的大好消息！但是，向涛夫妇没有立刻同意，他们很得体地说：“这种事，我们还得向党组织和政府反映，请示……”
　　经过深思熟虑，向涛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有更完美的教育。于是，他给市教育局写了份报告：作为神童的父母，深感孩子在一所幼儿园的教育条件下，已经不能满足孩子智力发展的需要。孩子已经掌握了许多汉字，已经掌握了小学的四则运算，已经掌握了英语的基本语汇等等。经教育局慎重研究，批示很快下达，进了市里一所重点小学的重点班。除了任课教师和班主任外，学校还配备两名有经验的老教师专门辅导她。
　　两个月后，向涛又向市委写了一份报告，声称孩子智力发展很快，已经掌握负数的加减乘除，语文、英语均超出了小学毕业的程度，请求政府为“神童”解决教育问题。市政府很快批复下来，让进了本市重点中学的重点班。这所中学把小狲狲看成了明星，他们为“神童”特制了一套桌椅，由政、语、外、数、理、化各科选派六位有经验的优秀教师组成一个辅导小组，校长亲自担任组长，抓的辅导和教育工作。
　　又过了三个月，的父亲又给省委写了一份报告，声称中学的教育仍不能满足孩子的需求，并说国内的教学设备差，生活条件不好，申请应某国某女士之邀，带领孩子出国深造。此申请没有被批准。
　　后来，消息辗转传到了北京某大学。该校认为自己的教学设备足以教育这位“神童”，他们愿意接收小。本省的一所名牌大学也发话了：“北京能办到，我们也能办到！”于是，小又越过了独木桥，轻而易举地上了名牌大学。的父母也不用上班了，他们被安排在该校一幢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主要工作就是照顾“神童”的饮食起居。为了教育好“神童”，该校的高教科研所组织了12位有经验的讲师、教授负责辅导工作，并进行跟踪科研活动，还专为她购置了价值5万元的录音录像设备。
　　虽然没有出国，向涛也很满意了。他逢人便说：“我儿子命该落在这所大学里，他妈怀他的时候，我带他妈到这里看过樱花，他妈摘过这里桑树上的桑叶吃。”
　　消息传出，有些希望未来的孩子成龙成凤的父亲，纷纷带着怀孕的妻子来这所大学看樱花，吃桑叶，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能是个“神童”，并落在这所大学里。
　　过分的拔苗助长，使小失去了童年的乐趣。她从小就生活在人们的密切注视之下，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看她，问她，对她进行测试。甚至在吃饭时，也会有人来盯着，看看神童到底吃的什么。一些无孔不人的记者，也不断地骚扰着她的生活。
　　再后来，从录像机的镜头中，人们发现，5岁的失去了童年的稚气，大眼睛里流露出的只有忧郁和惶惑。当12位大学教师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来帮助攻克大学的课程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无法实施教育计划。最后，经校医对孩子进行体格检查，才发现狲狲不仅是个“假小子”，而且体质下降，血色素只有6克……现在，小又回到了小学读书，重新做一个普通的儿童。
　　我们知道，学习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即使是神童，也不能搞三级跳，更何况普普通通的孩子呢？家长们过分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只能害了孩子，使他们失去本该拥有的童年生活。沉痛的教训是需要人们去记取的。
　　八　　
　　“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在我青少年时代就引导我认识了伟大科学家们的工作和成就，对我所做的一切给予很大的支持。”
　　家长们希望孩子成龙成凤是好事，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必须把握一条原则：顺其自然，尊重孩子的选择，要引导而不要强迫，更不能拔苗助长。
　　每一对父母，在孩子狐狐坠地的时候，都会对孩子有一个期望，但父母的想法毕竟是父母的，而不是孩子自己的，父母可以把孩子往自己所设想的方向引导，但却不能以自己的想法代替孩子的想法，更不能强迫子女走自己规定的路。
　　世界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的父亲就很尊重儿子的选择。
　　丁肇中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没有逼孩子成为什么什么“家”，而是积极地引导孩子，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今天，回忆起自己成长的道路，丁肇中感激地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和父亲当年的良好教育分不开。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在我青少年时代就引导我认识了伟大科学家们的工作和成就，对我所做的一切给予很大的支持。因而，应该说，他是我事业的启蒙老师。”
　　丁肇中小时候，正赶上战乱年代。那时，他的父亲在重庆大学任教授。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父亲没有一开始就给儿子灌输一些死的书本知识，而是首先让儿子接触现实生活。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开阔孩子的视野，激励孩子的上进心。他带领孩子到处参观，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把儿子带上。7岁时，丁肇中跟随父亲参观了一个在重庆举行的工业展览会。展览会上那些新机器和工具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增长了他的知识，扩大了他的视野，激起了他的好奇心，那次展览会，对丁肇中的一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展览会上许多新奇的东西在丁肇中的幼小心灵中种下了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
　　父亲见他喜欢科学，就经常给他讲科学家的故事，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如法拉第、牛顿、麦克斯韦尔、爱因斯坦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起了很大作用。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和父亲谈起他们时脸上所表露出的那种庄重、严肃、景仰、崇敬之情，给童年的丁肇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上高中学习期间，父亲一有空闲就和丁肇中谈论牛顿等科学家的生平和他们的伟大贡献。父亲还给他买了许多关于科学家生平的书，这些书给了丁肇中以科学的启蒙教育，对他日后逐渐坚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信心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丁肇中随着父母来到了山东。在这里，他父亲把他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去上学。由于少年时期赶上了战乱，使丁肇中从小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突然来到教规严格的教会学校，他很不习惯，对学校没有兴趣，学习遇到很大困难。面对这种情况，父亲没有打骂他，也没有训斥他，更没有一味枯燥地说教，而是想方设法激励他学习的兴趣。父亲跟他一起讨论在学校学习的优劣，父亲的话使他懂得，要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必须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
　　课余时间，父亲不像现在的家长那样，给孩子安排各种各样的作业，而是带他去看电影和京剧，使他得到充分的放松，从不强迫他读书。在父亲的正确引导下，学习对于丁肇中来说，不再是一种负担，他开始对学习有了浓厚的兴趣和自觉的追求。后来，即使没有作业和功课，他也勤奋地学习，不肯浪费一点时间。这时，他已经立志要做一名科学家了。
　　1948年，丁肇中随父母去了台湾，并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1960年，丁肇中大学毕业。本来，父亲是希望他能像当时一些成绩优秀的中国学生那样选择工程或理论物理方面的工作，可丁肇中却选择了国人几乎从不涉足的领域――实验物理学，作为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对此，父亲深感失望和惊讶。但是，他并没有依仗父亲的权威去责备儿子、干涉儿子的选择。相反，他却写信鼓励儿子，并在工作中给予积极的支持。他认为，儿子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和理由，更重要的是，儿子选择的是自己热爱和向往的事业，这更有利于儿子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更有助于儿子的成功。
　　丁肇中的父亲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父亲。在他的良好教育下，丁肇中的兴趣爱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1976年，40岁的丁肇中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可见，只要家长引导得法，孩子还是有可能成龙成凤的。关键看家长怎样教育和帮助孩子走他们自己喜欢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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