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现代启示:让悲剧不再重演(图)_网易科技
郑和下西洋的现代启示:让悲剧不再重演(图)（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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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陆洋、黄琳报道
如何避免悲剧重演，这应该是郑和600周年祭的应有之意
同样是7月11日，同样是中国古代的木帆船，同样从太仓出发，到长乐驻泊，伺风开洋。台湾探险家徐海鹏召集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即将踏上郑和下西洋的航线。
他这个耗资1.5亿元、筹备6年的大型探险，受到了学术界、传媒界、企业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甚至还有外国公司已经与他联系，要购买行程结束后的“郑和帆船”。
六个世纪前，曾经风光一时的郑和，奉明成祖之命踏浪西洋，后因朝廷反对之声剧增，又被明成祖下令停止。之后，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担心后人步郑和后尘，甚至把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资料付之一炬。而此前，郑和在他的第七次终结之旅中，已病逝在印度古里。
他一定不会想到，600年后竟然会有“郑和八下西洋探险队”重寻他的航程，从越南、泰国到马来西亚、印尼，从沙特阿拉伯、伊朗到阿曼、肯尼亚，20多个国家、50多个港口，这一郑和路线又被走透。
“我是替大家圆梦的人。”徐海鹏这样说。这个“大家”包括了大陆、台湾和海外的所有炎黄子孙，当然也包括九泉之下的郑和。而这种圆梦方式多少带有悲怆。
中国曾经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舰队，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也这样告诉年轻人，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比麦哲伦早了多少年。可是，郑和的伟大航程并没有给这个民族带来真正的复兴，反而在炫耀了中华之物力之文明后，很快便陷入衰落。
这一衰就是几百年，由于闭关锁国，使中国丧失了制度文明的跟进机会，并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海洋强国的地位，和郑和相去甚远。
徐海鹏们的梦想让人们有了一个回看600年的视角，更重要的是，纪念的前提应该包括总结和反思。
下西洋的经济动力
15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明初的“永乐盛世”。明成祖朱棣不仅实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还修建了浚通大运河，编撰《永乐大典》。现在上海的松江当时已是中国纺织中心，江西景德镇则是全国制瓷业中心，矿业、冶炼业、造船业兴旺发达。
然而，永乐之前的丝绸之路已被破坏殆尽，开国皇帝朱元璋却实行海禁，使得商业交流近乎停顿。
在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恢复了繁荣的大明王朝需要将富裕的物资向外输出以换取所需时，朱元璋意识到“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便想与称霸中亚的帖木儿商讨修复“丝绸之路”，建立友好关系，但却吃了闭门羹，因为帖木儿认为“一山容不得二虎。”
面对蒙古大军随时可能通过新疆攻打明朝，面对计划中的北京皇宫和迁都，面对修筑长城与帝陵、疏浚大运河、编撰《永乐大典》等大工程的巨大耗费，永乐皇帝决定，开展“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贸易政策。
所谓的“请进来”，就是朝贡。朝廷派使节向周边国家传递信息，然后由外国按额定的舶货来进奉贡物，当然，他们交换走了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和金箔等。而“走出去”便是让郑和下西洋，到“经济大海”中主动开辟国际市场。
永乐皇帝慧眼选郑和为下西洋之领军人物，除了对他的信任之外，还因为郑和在内官监历练的对物品特有的敏锐眼光。内官监在二十四监中，地位仅次于司礼监，主要负责宫室与皇陵营建中的各种建材和宫廷中婚丧礼仪所需物品。
凭借中国上乘的货物和庞大豪华的商贸船舰，郑和所到之处无不大受欢迎。当时的中国船员惊讶地发现，马尔代夫岛上的一些地区，人们甚至不穿衣服，不吃粮食。当这些尚处在原始状态的土著人看到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水银、药材、锄犁、铁锅、书画，甚至妇女用的脂粉、针线，是否会认为郑和他们是天神下凡呢?
由此，中国货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抢手货，中国的钱币成为当时的流通货币，好比如今的美元，郑和的船舶也成为外国人到中国的惟一交通工具，而中国人讲究公平交易、互利互惠的贸易原则，成为国际文明经商的典范。
郑和去世的所在地印度古里，是该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当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路过此地时，不得不由衷地感慨: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纵在中国船只手中。
何止印度，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的贸易都在中国人的掌控之中。可以说，中国的海上“瓷丝之路”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和为贵”的独特外交哲学
经济实力是大国实力的象征，也可以被当作霸权的资本。随从郑和远航的船队上有数以万计的官兵，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可以所向披靡。
然而，当年的东南亚人民对郑和的到来并不畏惧，相反，把郑和奉若神明。
据史料记载，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曾航海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过圣。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郑和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所以他在东南亚地区还帮助当地人建立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
并且，还教当地人凿井、筑路、捕鱼，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在爪哇岛，人们将郑和奉若神明，将6月23日蜒当年郑和初来到岛上的日子作为节日，每年的这一天举国欢庆。
一时间，向中国学习成为当时东南亚地区社会的主流。据《明成祖实录》记载，当时“愿比内郡依华风”、“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各国纷纷派使节到中国朝拜，有些国王还亲自来华访问。渤泥国王麻那惹加纳乃就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
2003年，《纽约时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纪思道在东非肯尼亚沿海的一个原始村落里采访，还惊讶地发现当地有中国人的后裔，而他们的中国祖先很可能就是郑和船队中的水手。
不过，历时近30年的远洋航行，路途中也难免有摩擦。但每次郑和都“化干戈为玉帛”。这种不以强欺弱的大国气度实为难得。
在印尼，至今还流传着“麻喏八歇国六万两黄金”的故事。那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当时，该国的东王、西王正在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的船员上岸到集市做生意，被西王误认为是东王的援军而被误杀，共170人。
“爪哇事件”激怒了郑和部下的官兵，他们纷纷请战要报仇雪恨。郑和第一次远洋就遭此不测，眼见着一场大战即将爆发。西王闻讯十分害怕，特派使者谢罪，并愿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
然而，当郑和得知这是一场误杀，而西王又如此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郑和在禀明皇朝之后，放弃了六万两黄金的赔偿，化干戈为玉帛，西王颇为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交通部原副部长、中国航海学会名誉理事长林祖乙对《望东方周刊》说:“许多史实可以证明,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掠夺,而是发扬中华民族睦邻友好的传统,创造和平环境,共享太平。”
道德感召遗惠至今
郑和出去后首先把明成祖的旨意带出去。船队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即“宣教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正朔”就是中国历法。
“表面上看，“颁正朔”不过是赠送中国历书给各朝贡国，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当中的内容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在千百年实践中积累的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包含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等，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北京大学教授何芳川说。
何芳川认为，在郑和那个时代，亚非诸国与中国之间，在文明梯次上的落差是很大的。郑和大规模船队的访问对那些国家形成了不小的文明冲击。
各地的“三宝庙”、“三宝垄”、“三宝井”都是人们为怀念郑和而专门修建的。同时，海外根据民间传说，命名了不少与郑和有关的有趣的名称，如泰国有三宝公鸡，印尼的三宝公鱼，又叫舢板跳鱼，把郑和当作海外华人华侨的保护神。
而古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海啸受灾国因担心美国乘虚而入，拒绝美军救援部队进入。由此可以看到郑和船队的道德感召力。
厦门大学教授李金明认为，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在东南亚地区就建立了一种中华文明的网络。郑和船队送给当地人礼物，鼓励他们朝贡，前后到达30个国家左右，从没有欺负当地人，侵占一寸土地。
而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老牌殖民者身上，无疑是吞并他国的最好时机，而中国人奉行道德礼仪至上。
中国传统观念上没有把人家土地作为殖民地的先例，明成祖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因此，郑和的远洋航行和西方地理大发现完全不一样。李金明说，地理大发现本身含有一个贬义的意思，往往伴随着殖民和掠夺。
“什么叫发现，难道你到达的地方就是你发现的地方，美洲肯定是印第安人发现的，他们一直就住在那里，但为何历史上总说是哥伦布等人发现的，为何不是印第安人?”
郑和没有掠夺，没有抢占土地，这和发现不一样。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的历史改变了。郑和最远到达了欧洲，东非，但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反之，却是中华文明随之传播到那些地方。
中国官方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领导小组筹备办公室学术顾问、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时平说，中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价值观是和平、交流、尊重和宽容。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借纪念郑和宣传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很有必要。
而且，郑和下西洋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已经很有成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经说过，中国威胁不可能，从历史上讲，中华文化就没有这样的传统。要侵略，600年前就侵略了。纪念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有助于宣传中国和平外交的政策。
郑和的结局
关于郑和下西洋突然的停止，有很多说法。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郑和船队有本身的弊端，例如船只数量大，人数多，所需的人力、物力太大，时间长，长期下去难以维持。
船队带出去的丝绸、瓷器在明朝时候都是官府供应，官府于是征调来各地服役人员到北京来制造，也就是“匠籍制度”。
劳作人员没有积极性，管理都是靠棍棒，货币发达后，用白银来雇工人干活，费用太大，官府工业萎缩，下西洋所用的货物供应就此打断。
更重要的是，地方和中央矛盾激化，其中福建、广东和浙江三省影响较大。每次朝贡船所带来的贡品都要经过这些地方运到北京，运费由地方安排，路途遥远，要民工挑。碰到农忙时候，很难找到人，给地方的经济造成较大的负担。
“所以，很多地方上奏朝廷，要求停止朝贡。”李金明说。
当北京的皇宫三殿失火后，朱棣以为是上天在惩罚他，于是开始停止一些不利于老百姓的措施，其中包括郑和下西洋。
时平认为，封建社会最为根本的是农业，是土地，是大陆。明清时期，封建专制加强，对贸易加以禁锢。
另外，还由于中国人对世界认识不一样，对海权的认识不同。“为何在郑和之前、之后都没有如此大规模的航海?”
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海陆国家，海权还是陆权重要是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郑和航海只是明成祖对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思考，这可以从明朝几代皇帝对海洋的态度上看出。朱元璋禁海，朱棣宽禁，朱棣的儿子禁海，孙子则宽禁。到了中叶时，由于海盗猖獗，才逐步导致了禁海。
更重要的是，李金明认为，郑和船队最终的停止关键是和国家的体制有关。
在他看来，很多人认为封建社会停滞不前归于海禁、缺乏海洋意识，这是片面和有偏见的。因为中国和日本相比，当时日本1639年就开始锁国了，时间长达200多年，1859年被美国人强行打开，就在这个时候，日本选择了改革，向资本主义过渡，自此日本开始发展起来。
从600年的教训看，海洋，是中国未来的战略所在。
郑和悲剧的现代启示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故事还经常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人们在其中看到更多的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威风和异国风情的多姿多彩。但是，关于中国古代航海事业如何从郑和时代的巅峰一下子落入低谷，却很少体现。
有人提出，如果没有实行“闭关锁国”，郑和的航海时代是否就不会没落呢？他是否有可能比哥伦布先发现新大陆呢？中国是否可以由此提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走向?
中科院自然科学所研究员宋正海认为，如果没有闭关锁国，当时的中国也不会实现地理大发现，因为“地平的大地观”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而麦哲伦、哥伦布这些西方探险家却已经接受了大地是球形的理念。
此外，在研究郑和的学术界，也普遍认为这些假设都不能够成立，因为郑和所处的中国社会不具备这些条件。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超群说:“中国当时的航海目的与西方不一样。中国当时为了炫耀大国之威，睦邻友好，采取‘厚彼薄此’的贸易手段，严禁民间贸易，导致国库亏空。”
可以说，作为当时的中国决策者来说，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同时，中国当时实行的大陆政策，决定了防御的重心在于北方蒙古人，粮食运输主要靠运河系统，发达的自给自足经济也不需要更多的外来品。
“而欧洲人则不同，他们正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出海远洋是为了到海外寻找资源和市场，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一直推动着他们向海外拓展，从而真正打开世界市场。而‘重农抑商’的中国封建王朝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时光飞逝到500多年后，中国终于又打开了国门，并由此重振国力。这一次，中国人弥补了郑和时代“重政治、重文化、重道德而轻经济”的缺陷，大力发展国际贸易。
20多年来，年均9.4%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世界惊叹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引擎，但也让居安思危者冷静地反思蜒这种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缺失和危机？
中国已经从不重视海洋的农业文明走向重视商业的工业文明，然而，人们也在担心，中国是否会走入另一个误区？
如果说，郑和时代因为缺乏足够的经济动力，被西方甩在了历史的跑道上，那么，如今中国在拼命追赶西方经济的同时，不应重蹈覆辙、顾此失彼，还应该重视文化的力量、道德的“软力量”。
如何避免悲剧重演，这应该是郑和600周年祭的应有之意。
纪念郑和精神已经超越了历史本身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陆洋报道
纪念郑和成为政治风向标
纪念郑和精神已经超越了历史本身
英国人孟席斯经常语出惊人，关于郑和是发现美洲第一人的说法，已经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巨浪。
5月26日，南京。在签售自己《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孟席斯透露，该书将改编成电影，打算请张艺谋来执导。
关于郑和，孟席斯可能还将有新作问世。这个消息是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透露的。
在孟席斯看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是值得隆重庆祝的，因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被取代已经太久了。
“漫长而自我封闭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500年前，中国还在沉睡。从公元前2200年到1431年，中国人探索世界长达3600年，在下一个3600年里，中国会带领人类走向太空吗?”他给记者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他说，郑和的船队1425年曾到达荷兰，给欧洲人留下了可移动的印刷技术以及暗箱，后者给欧洲的绘画带来了革命，让欧洲画家们能够学会透视画法。
和很多中国人一样，今年一直忙着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各种活动，由于不时发表一些关于郑和航海的惊人之语，他的名字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媒体上。
不仅仅是孟席斯，包括东南亚甚至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有纪念郑和的活动，郑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以前年代的纪念
“今年的这个纪念活动，早在1998年就有人提出了，2001年的中央书记处开会定了下来。” 中国官方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领导小组筹备办公室学术顾问、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时平对记者说。
时平说，历史上的郑和和现实中的郑和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对郑和评价不高，一个是历史上对宦官有偏见，明史《郑和传》关于郑和的只有700多字。不宣传郑和是因为那时中国实行海禁。
后来的纪念郑和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政治上考虑。因为，纪念郑和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时平曾经分析了梁启超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代，研究了梁启超文章的动因。“纪念郑和，是从梁启超开始的，他是中国近代宣传郑和第一人。”
那个时候，中国国力衰落，经过甲午战争、《辛丑条约》后，中国成为世界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梁启超为了向国民灌输新思想，赞扬“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的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是想通过宣扬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惊醒国民意识，振兴中华民族。
所以，时平认为，当时的郑和纪念突出的特征是“爱国”。
和梁启超一样，后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六卷中，也高度评价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外国之机器，而造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何如？”
从这段话中，很容易看出，孙中山的重点放在国民的心理建设方面，目的是通过此举来增强国民的自信和自豪感。
纪念郑和与改革开放
“他们对郑和的纪念开端非常好，因为这赋予了民族精神。在转型时期，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纪念郑和都有不同的含义。”时平认为。
据他介绍，1985年，曾经有过比较隆重的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当时也是由交通部牵头。但真正定下来搞纪念活动是前一年的事情。那是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专门提到了郑和下西洋。
邓小平称，“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也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在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不开放不行。”
当时是为了打破开放之初思想僵化的局面。所以，那次纪念的时代特色是强调“开放”。
作为改革开放的领导者，邓小平意图通过郑和的故事告诉他的同事:中国必须开放。而告诉大家开放是必然的选择，就需要寻找历史象征，郑和无疑可以担当。
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继承者，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5次提及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当时是中国面临扩大开放，加入WTO、和世界经济接轨、交流等时代特征。
纪念郑和再次成为一个政治风向标，而这个风向标的指向从开放变为融入国际社会。纪念郑和再次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此时，郑和已经成为象征中国开放的图腾。
中共十六大后，中国进入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理时代，是否继续实行开放政策，是否继续融入国际社会，也成为海内外关注中国事务的人关心的话题，无疑，此次中国大规模高调纪念郑和的事迹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未来政策走向。
新一届领导集体多次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是一种“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这是本次纪念郑和下西洋的时代特色。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纪念郑和精神已经超越了历史本身。”时平说。
“有信心恢复当年地位”
郑和之后，中国再没有一支伟大的船队，禁海政策，使中国迅速沦为海上弱国，这种情势一直持续到1840年，中国被西方的舰船欺凌，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洋务强国非制度强国，北洋舰队在1894年被日本人歼灭。
此后，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海军才真正建立起来，中国才有真正的海洋发言权。
日，用了两年零1月23天完成环绕地球的航行后，凤凰号的翁以煊回到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其后，他被邀请给中国海军做报告。据说，当时有海军领导曾开玩笑对翁以煊说，“你的小破船都能环游世界，何况我们海军的大船呢。”
同年5月15日9时，中国人民海军的战舰“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太仓”号综合补给舰，扬帆远航，跨越五大洲，穿越三大洋，实现中国历代海军梦寐以求的环球航行之梦。
今年69岁的冯老是海军某部的退役军官，如今正在海军干休所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国现在海军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但相比美国、日本等国来说还有距离，甚至和印度都有差距，但我们有信心回到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地位。”他告诉记者。
然而，纵观中国海军的整个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海军起步阶段还是相当弱小。据说，肖劲光将军赴北京担任海军司令员时，他连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住在前门外一带的便宜客栈和民房里。
1950年的海军机关成立大会都是借用协和医院的礼堂召开的，有900人之多的机关人员分散在北京3个不同的地方办公。武器装备就更不用说了，仅有的只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舰船。
56年后，中国海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由多兵种组成、具有现代海上综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种。在军事训练、后勤保障和装备研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外交往日益频繁。
“海军出访是从1985年开始的，而且就是由郑和训练舰出访的，还把郑和航海图作为礼品赠送给别人。”时平对记者说。
截止到2004年9月，中国海军已先后派出20支舰艇编队，访问了世界上25个国家。
时平认为，作为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重要力量，海军是海上安全的主力。但除了维护海上安全外，由于其特殊的流动性，海军战略里也包括由“海军外交”，这是内政的延伸。国家实力增强，开放了，外交也要有所体现，海军是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是宣扬和平外交的手段。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遭受侵略很大部分都来自于海洋，近代史上有86次被入侵，敌人都是从海上来的。从历史经验看，作为海陆国家，一定要陆海方向并举，否则要吃大亏。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是陆上的强国方略，但海上的目前还不明显。近年来，也有人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可影响还不大。”时平说。
依然不是海上强国
据交通部原副部长、中国航海学会名誉理事长林祖乙介绍，现在中国的航海事业已初显郑和当年的雄风。在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里，中国已成为A类理事国，也就是世界公认的航海大国。
中国目前用船舶运输的外贸货物占总量的94%以上。2004年中国的港口存储量达到40亿吨,比2000年翻了一番，集装箱吞吐量达到6150万标箱，比2003年增长了26.4%，带动造船业连续多年在世界排名第三位，载重吨数达到855万吨。中国船队的总体水平在世界上属于中上等。
“但我们是航海大国，却不是强国。”林祖乙说。从这一点上，我们还要向郑和学习。
中国的造船量是世界第三，组装没问题，但技术装备上还要采用外国技术。而且，在每年1万亿美元的货物进出数量中，中国船队的运输比重很小，只有百分之十几，大部分货运依靠国外公司。
林祖乙说：“这不是中国海船的质量问题，而是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问题。西方从17世纪就开始了海上贸易，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占有大部分国际市场。而我国从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发展海上运输，与西方竞争确实有难度。”
此外，中国的远洋护航能力还十分弱，无法真正保障海上运输的安全。尤其是中国大量石油货船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这个海上交通要道地处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交界处，这样的盲点地带，海盗猖獗，恐怖分子也时常在此活动。
林祖乙说：“我国海军目前实行的是防卫政策，对于沿海情况尚可以控制，但远洋作业还不行。对于马六甲海峡这个海运咽喉要道，我们只能通过和平外交政策，取得海峡周边国家的支持，维护海上安全。美国有足够的军事能力想进入这一地带，但周边国家很警惕。所以，形势很复杂。”
探访郑和后裔：身份隐藏50年 世代保留郑氏传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贾葭/南京报道
探访郑和后裔
在我们小孩子心里，郑和就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能跑得那么远
73岁的郑恩良似乎已经习惯了媒体的采访。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他的家里已经接待了数不清的记者。这个高大魁梧的老人，用着他那艰涩难懂的方言，把自己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那些远道而来的记者们，但是他没有丝毫的厌倦，偶尔喝上一口水，眼光里满是兴奋和企盼。
人们对这个老人感兴趣，是因为他是郑和的后裔。
身份隐藏了50年
这个家族的荣耀始于600年之前，繁衍至今，到郑恩良这一代，已经是第十八代。郑恩良对于自己这个郑和后裔的身份，却隐藏了50多年。
“40年代初的时候，我才上小学，”郑恩良用他那苍老的声音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郑和的后人。”
彼时的国小历史教科书已经有了郑和的记载。但是郑恩良并不知晓那就是自己的祖先。“在我们小孩子心里，郑和就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能跑得那么远。”郑恩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云南晋宁县昆阳镇是郑和的故里，当时郑氏在云南晋宁是个大族。“底下人都要叫老爷的。”郑恩良说。
随后而来的事情出乎郑恩良的意料。大概是1943年的时候，那时候郑恩良11岁，爷爷辈的老人告诉他，他们这个家族就是郑和的后裔。“当时大家都不晓得是第几代，后来我的爷爷郑天才在泰国清迈，帮助长辈打理生意，他告诉我们，他是郑和的第十六代孙。”
郑天才的“长辈”即是郑和第十五代孙郑崇林。清朝末年，郑崇林离开云南玉溪老家，前往泰国清迈经商，后裔有三十多人。
郑恩良对自己的新身份有点迷茫。因为传说郑和是个太监，这个称呼在当时就是个贬义词。因此他也不愿向人提起自己就是郑和的后裔。
因为在泰国有亲戚，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样的“海外关系”在政治上几乎是郑恩良头顶的一颗定时炸弹。在参加工作之时，他改名“马光璧”。“马”正是郑和的本姓。
1995年，客居泰国的郑和后裔第十六代孙郑琴英到云南归宗认亲，郑恩良才正式对外承认自己为郑和后裔。“我这个身份隐藏了50年。”
郑琴英是泰国支系的第十六代孙，她有个双胞胎的妹妹叫郑梅英，姐妹俩是郑崇林在泰国清迈的孩子。郑崇林在泰国建起第一家云南人的大马店，成为往来于云南泰国的回汉各族马帮的集散地和大本营。郑崇林本人也是老同盟会员，当地的侨胞领袖。
郑恩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郑氏后裔大抵分为两个支系，云南支系和南京支系。泰国支系则是云南支系的衍生。郑和后裔在玉溪亦有一部分，和晋宁的后裔来往颇为密切。
世代都知道自己是郑和的后人
在江苏省政协工作的郑伟，最近家里刚刚添了一个宝宝。郑伟笑着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孩子是郑和的第廿一代孙。”
据郑伟介绍，“大尚存忠孝，积厚流自宽，藩衍更万代，家道泰而昌”是南京郑和后裔的命名顺序。“这个是祖先定下来的辈分排名，”郑伟说，“其中‘流’字辈是郑和第十八世孙，如我的祖父郑流宝，南京的‘自’字辈后人有一百余人，如我的父亲郑自敬、叔叔郑自海，当然一些像我这样出生在文革中的人，起名时就没有完全恪守辈分用字，这是当时社会环境使然。”
郑伟说，“我们家族世代都知道自己是郑和的后人，我的祖父小时候就听长辈说，我们原先住在南京马府街，那里是郑和府邸所在地。”
马府是郑和在南京的宅第，南京现在的马府街即因地处马府一带而得名。明清两代马府街郑和府邸面积很大，东至长白街，南达白下路，西至太平南路，北至太平巷。到太平天国前，马府仍有房屋七十多间。另有厨房、马厩、仓库等，后有马府花园(今南京郑和公园)。
“从明代到清朝中叶，郑和后裔一直居住在马府街，几百年的繁衍，人口增多，居住空间日益狭小。乾隆年间，一支后裔率先从马府街迁到苏州定居。此后还有一些家庭陆续迁出，但多数后裔仍聚居于马府街。”郑伟介绍说。
每年春季，郑伟和家人都去牛首山祭扫郑和墓。祭扫当日清晨，后裔备好祭祀用品，乘马车由马府街沿中华路南下出城，过石子岗赶往江宁谷里乡郑和墓。祭墓时须请一位年长阿訇念经，活动特别庄严。
祭祀结束再到墓旁郑家村内，同郑家村的村民交谈叙旧，并酬谢他们一年来对先祖墓地的精心看护。现在郑家仍保留这样的祭扫方式。近几年来，南京市在7月11日举行各界人士祭扫郑和墓活动，部分郑和后裔也参加了这项活动。
至于郑和究竟埋在哪里，究竟有几个郑和墓，学术界有争议，有关学者正在进行研究，各自都有相当佐证。“我们去祭扫的是1985年按照伊斯兰教风格修建的位于南京牛首山的郑和墓。”郑伟说。
世代保留郑氏传统
不管是南京支系还是云南支系，郑氏后裔一直都保留着穆斯林的传统。
郑伟介绍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回族，自然在我的户籍文件上民族一栏填的是回族。一些郑和后裔与汉族通婚后，他们的孩子大多选择回族，也有少数人填报户口时选择汉族的。我家中仍然保持穆斯林的生活习俗，如不吃猪肉，遵守回民的丧葬习俗，每年过开斋节等。”
云南支系的郑恩良家亦是如此，郑恩良说，他们世代都信奉伊斯兰教，是标准的穆斯林。郑恩良以前在中共晋宁县委统战部从事民族宗教事务工作，这与他的回民身份和宗教信仰有莫大的关系。
为何云南支系和南京支系的命名不同呢？据郑伟和郑恩良的说法，是因为两地各自流传下来的家谱不同。
南京郑和家谱的原名应该为《咸阳世家宗谱》，这得从郑和的先祖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说起。据记载。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在元朝时被任命为云南省平章政事，坐镇云南，他在云南兴屯田，修水利，办教育，得到当地百姓拥护。他逝世后，被封为咸阳王，云南老百姓自觉替他树碑。郑和是赛典赤的六世孙，原名马三宝，在明朝大军进攻云南时被俘，他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深得信任，朱棣即位后，赐其姓为郑。为示不忘先祖，南京郑和家谱称《咸阳世家宗谱》。
南京一共有四册郑和家谱，一册家谱于上世纪50年代末，因北京民族文化宫搜集郑和资料而向郑和后裔要走了家谱，当时没有留下收条和姓名；一册家谱在抗日战争时丢失；一册家谱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烧掉；一册家谱仅存一块木刻封面木板，这样南京四本家谱都相继遗失。南京的郑和家谱奇大无比，其封面为木刻夹板更是少见，这可能是家谱不易保存的重要原因。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郑和的后人就为寻找丢失的家谱四处奔走，他们远赴北京，终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找到一份“抄郑氏家谱首序”抄件复印件。《郑氏家谱首序》计一千一百余字，明确披露了郑和的远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来归宋朝，郑和是赛典赤六世孙；郑和为何被赐姓郑；归葬牛首山等重大历史事件。
郑伟说，“我要给我的后代讲述先祖的光辉业绩和航海故事，以及我们家族的历史沿革，郑和下西洋的精神，是先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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