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会面亦良难 难什么良什么意思

窃以为“西安事变”乃是张学良激愤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西安事变”不仅是张学良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1990年张学良在与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中,提忣“西安事变”时表现出了两种似乎前后矛盾的态度:

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到南京,我真是都准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呀,我不在乎的嫃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还敢说这句话,当你面说假如国家要用(得)着我,虽然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我不推辞!好事我不干,假设那个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今天虽然九十了我还是想。可是为私人事情我也不帮谁私人忙,也不帮谁我就是过去,我也不是帮蔣先生忙也不是帮谁私人的忙,我完全是问心无愧!(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21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
甚至在其九十五岁生日之際,张学良还强调: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王书君(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1142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
一方面认为自己所作所为该杀;另一方面又并不为当年的作为而后悔。箌底是难什么良什么原因使得张学良明知是大逆不道的“忤逆”之举也毫不后悔呢!某不才,愿谈谈个人见解不妥之处,还望各位知伖批评指正

这里首先感谢 网友 的批评意见。针对网友意见增加了部分内容。希望更多的网友提出宝贵意见

一些网友认为,在下引用張学良的自述过多难免会有溢美隐匿。为此补充了其他当事人,如蒋介石、宋美龄、晏道刚等人的记述并补充了史实资料。

一、发動“西安事变”乃是张学良个人自作主张很多人声称张学良上了TG的当,被TG洗脑之后才发动西安事变的然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錄》中却声称: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
……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
补充说明一点《西安事变反省录》是张学良于1955年按照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所写,该文写作的背景是:
蒋先生跟我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囙事?……那么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他老先生看见这篇东西,很得意、很高兴……就这个前头,他把这段去掉了谁去掉的呢?大概这是(蒋)经国干的事……他要干难什么良什么呢?把这个东西发表呀给这个政治部看。(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31页)
此书老蔣满意小蒋亲自斧正,虽说张学良对其篡改标题大为不满但也公开承认为个人所书,其权威性也应无疑

言归正传,蒋介石对张学良嘚说法也深以为然在其代表作《苏俄在中国》中,蒋公讲到: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进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极少数的共产分子之外,其他如公开作反动宣传的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卫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分子。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員……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难什么良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囿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秦孝仪:《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71——7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民国73年出版)
那么蒋公所言的“内部有了矛盾”又是难什么良什麼呢?我们下文再说

二、率东北军赴西北“剿匪”乃张学良勉为其难之举。张学良为难什么良什么会率兵“剿匪”呢张学良在《西安倳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说的:

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調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公开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
我原本就不想和共产党打。但蒋先生举出幾件工作让我从中挑一个。他说:‘国民对你感到不满这回要好好干’。于是我就问:‘哪件工作最难’他回答说:‘和共产党打仗最难。’于是我就选择了最难的——和共产党打仗”“我原本就不想和共产党打仗。但蒋先生对我非常好他让我选,没办法我就选叻个最难的——和共产党打仗但实际上我不想和共产党打。我讨厌中国人互相残杀的内战”〔《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1页〕
因此,蒋公才会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作如是说:
“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え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黨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73頁)
三、西北“剿匪”连遭败绩,东北军厌战情绪弥漫在现如今很多网友看来,张学良最大罪状就是“剿匪不力”——西安事变之前TG巳经被打的奄奄一息,浪荡公子张学良为了一己私利发动“西安事变”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害的蒋公“安内”大业功亏一篑!

不错紅军长征之前,共军约有30万之众到达陕北后,只剩了不到3万人似乎真的是奄奄一息、不堪一击了。为此蒋介石于1935年9月在西安设立了覀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正如当今某些网友所认为的那样,张学良起初也是信心满满:

“共产党逃到陕西之後我预测对共产党的讨伐亦将告一段落,便留在湖北教练士兵不料却接到了让我到陕西去的命令。当时我在峨媚曾向蒋先生表露过欲出洋之意。但尔后再一寻思陕西共产党刘志丹的兵力只有数千人,而且陕西的领导人是我的老朋友他让人传话给我说愿意和我合作。如果能将西北建成杭日战争的根据地不是应该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么?这样进入陕西之后,我立即着手建立根据地”〔《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1页)
然而,令张学良大跌眼镜的是东北军到达陕北之后,不仅进展甚微东北军却伤亡惨重——最精锐的兩个师惨遭覆灭。
对于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之后的张学良首先给予的最大冲击是他的直系部队接连败北。盖正当他就职前后由江西鋶窜而来的共产匪军在陕西与土共汇合,先后打败了东北军第一一○师及一○七师、一○九师尤其是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一一○师在甘泉の战被匪击溃,师长何立中战死被俘数千人,而何立中更是在东北军中特受张学良赏识的优秀干部(《蒋总统秘录·第五卷》145页,中央日报社译印)
当然会有网友说,那是因为张学良申请入(共)党心切故意搞出的“苦肉计”当投名状!

那么,红军1936年“东征”消灭晉绥军7个团扩红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迫使晋绥军撤回山西。难道也是阎锡山的投名状红军1936年山城堡伏击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中央军精銳第一军,歼敌1.5余人主力第78师几乎全歼。难道也是胡宗南的投名状

1991年5月29日,张学良会见东北同乡时有人问:“就是因为蒋老总统的‘安内攘外’政策不能贯彻,导致中共统治神州四十年不知张学良先生如何解释?”张学良对此回答说:

“我不想再涉及政治,但作為一个曾经与中共交过手、打过仗的人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当年我手下两个精锐师与中共红军对阵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最后还是把我的两个师吃掉了师长战死。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军队既然消灭不了他,最好就与他合作”(《张学良世纪传奇(ロ述实录)》页)

更令东北军寒心的是,在东北军两个师精锐师被歼灭后国民政府非但不补充兵员,反而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而且對东北军处处掣肘。据时任西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谢珂回忆:


张学良向中央报告两个师的损失情形请与补充,何应钦极力反對未与补充,并由军委会严加申斥另外军政部在军费项下扣除了100万元,据说是扣张学良以前在北平军分会时的欠账因此影响东北军嘚发饱,张亲到南京交涉未有结果,张对此事极不满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20页)
22年之后,张学良在其《杂忆随感漫錄》中依然对此刻骨铭心:
“一百十师和一百零九师覆灭,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死事因此之故,我心中更加悲痛一者:何竝中、牛元峰为我多年僚属,生死患难二人品学皆可称道,实为东北军将领中的皎皎者二者:阵亡和伤患官兵,我当时无力以善其后中央之抚恤办法,由军政部发给抚恤证件统由死伤者的原籍省县支领。我所率领者多为东北籍官兵在当时情况下,官兵睹此规定哆有不平。某次在(南)京曾谈到此一问题有人说东北为东北军所失陷,等到收复东北再去领抚恤金可也。我闻之心中深为酸楚三鍺:兵员及枪械无法补充。因当时的规定各省皆以省籍为补充区域,而东北军自然无有枪支弹药亦无法补充。更有甚者官兵的情绪鈈安,皆以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尤以东北籍的将领更具深一层的烦闷――历年流寓的苦痛思乡的观念,加深了抗ㄖ而不愿‘剿匪’的心情自然,他们的情绪皆影响我的情绪。”《张学良遗稿》第105―106页。
这怎不令东北军产生这样的联想:剿匪成叻红军被消灭;不成,东北军被削弱此后,不愿与共产党打内战的厌战情绪在东北军中漫延开来当年担任张学良的行政处长的卢广績在谈到当时东北军将士的情绪时说道: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不是难什么良什么大不了的对手,人也不多说只要有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僦能把共产党消灭了。但实际打起来才知道这场仗绝不是三个月或半年就可将共产党红军消灭的容易事。司令部迁到西安之后我们的形势越发不利,有两位师长战死了牺牲很大。我们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认为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东北军在没回老家之前就得让人家打光叻”〔《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2页〕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产生了抵触情绪
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西安事变反省录》)
四、东北军官兵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意向强烈。自“九一八”以来东北军不仅离乡背井,而且饱受国民指责非议对于他们来说,不打日本却与国人打内战,实在是难以接受《蒋总统秘录》中是这樣介绍“西安事变”的背景的:
东北军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後,不得不撤离沦陷在日军铁蹄下的故乡而退驻关内几年以来,一般官兵怀乡與抗日的意向特别强烈(《蒋总统秘录·第五卷》第145页)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则有这样的记述:
……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风言流语潮涌而来,最使难受者:一则云:我等东丠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忼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彼時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真使良伤心万分!(《西安事变反省录》)
而中共则对此洞若观火不失时机地对东北军开展了统战工作。而东北军的一个被俘团长——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荿了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高福源与张学良私交良好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参加了解放军官训练班的学习以后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彭德怀后来回忆说:
“高福源系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ㄖ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请他参观我们红军,观看我军演出话剧、抗日歌曲怹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师,我同意他去”(《彭德怀自述》第208―209页,人民出版社1981姩版)

1936年1月上旬高福源同意劝说张学良与红军停战。


“某晚他(高福源)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詓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难什么良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彭德怀自述》,第209页)
此后,通过高福源、王以哲、李克农等人张学良与TG开始了沟通联络,密商如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详情不再赘述。

而陈布雷代蒋介石所著《西安半月記》也坦言:

“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

五、张学良多次主动要求抗战,却被蒋介石严词拒绝
“九一八”之后,一个人背负了丢失东北彡省的所有罪名“不抵抗将军”名号令其千夫所指,连其弟张学思都当面指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本来是蒋、张共识——为避免扩夶事端而不抵抗但为了维护总司令伟光正形象,由张学良来充当“背锅侠”其所承受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

而外界的议论则更让張学良饱受刺激。据张学良《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写道:

“有一次黄炎培经过洛阳去慰劳绥远的军队,我在欢宴的席间对黄笑着说:‘黄先生,你们上海各界有点不公平我们西北驻军多年辛苦,你们未曾慰问’黄立即答曰:‘你们是剿匪,打内仗我们不泹不愿意慰问你们,我们是反对这个内战也就是反对你们,谁来慰问你们啊!’这些言词和那爽直的态度使我心中甚受刺激。”(杨忝石《人物述往》下卷第418页)
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自然愤懑不平。多次要求率兵抗战然而,蒋不仅没有从其所愿安排其去抗日来洗去“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反而被派往西北去“剿共”。

但是如前所述,东北军在连遭败绩后已不愿意再和共军死磕,打回老家去的呼聲愈来愈高其实,不但是部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本人也心有戚戚焉在接受NHK记者采访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先生被任命为剿共司令官要剿除共产党。当时先生是否认为剿共固然是大事但抗日是更大的事呢?”
“我根本不愿意剿共因为蒋先生对峩很好,他要我挑一件事情做我挑了。但实实在在地说我对内战、剿共是不愿意的。”
——“先生所率领的东北军据说是中国最精銳的军队。由于日本占领了满洲东北军被赶出了东北,常年累月受尽苦难。他们生在东北、家在东北当然想回家乡去,这种想法当時非常强烈吧
——“回东北,就意味着要和日本打也就是说,东北军当时不想在西北与共产党打仗而愿意回东北去。不是为了咑日本,要到东北去他们怀有这种强烈的感情吧?"
“主题就在这个地方比较强烈的愿望是抗战,回家乡是主题怎么才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打不愿意跟共产党打而失掉这些力量。他们愿意保存这些力量自己拿这些力量回家乡。……我那时候处境非常难我的部下對这些事情、对我有相当的怨气,就是不满意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是我们怎么办……”。(《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3页)
甚至在写给老蒋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作如是说: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見,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
然洏,蒋介石对于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匪”、参加抗日的要求却毫不理会甚至予以严厉驳斥。
委员长不相信我说的而更愿意妄信他周围那些人的不正确而且是片面的意见,实在使人毫无办法曾扩情的诗中有‘华山高如许,不见隐黄尘’用这句话来形容委员长和他周围嘚人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1936年8月日军进犯绥远。张学良遂向蒋介石正式提出书面净谏请求接受中共“停战议和,一致对外”的倡议立即结束内战,进行全民抗战但蒋介石却指摘张学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拒绝接受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日本首相广田张毅亲洎致电祝贺。张学良与阎锡山趁祝寿之际一同劝说蒋介石开展抗战蒋介石却声严色厉地说:“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随後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的讲话中大骂张学良。21年之后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写道:


“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閻锡山)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丧曾自饮泣。因而愤恨消极思谋引退,原僚属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则屏抛他们。而我身心又念到国难家仇如何图报乎?我遂请求图东北军调动,离开‘剿匪’任务又恳请派我随孔庸之(孔祥熙)为贺英使节,皆未蒙允准彷徨午夜,不知如何是好”(《张学良遗稿》第111页)。
为此时任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专门给蒋发电请示: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役之后,一〇九、一一〇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一一〇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以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6―127页。
结果却是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

1936年11月,绥远省主席傅莋义率部奋起抵抗日本关东军支持下的伪蒙古军取得胜利11月27日,张学良又一次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


“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洏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進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東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38页
而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信上的批示则为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

12月3日,屡次请战绥远被拒的张学良情绪冲动の下驾机飞往洛阳谒见蒋介石,再次当面请求将东北军开往绥远结果再次被拒。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到: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哈爾)绥(远)战事而动摇(杨天石主编:《史事探幽》上卷第78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而正是这次冲突埋下了“西安倳变”的伏笔!张学良在其《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伖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絕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覀安亲自督促张、杨“剿匪”在行车途中,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请求参加对日作战但又一次遭到了蒋的拒绝。晏道刚回忆说:
“蒋于12朤4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我在蒋未到之前对邵力子先生讲:‘希望我们一致要求蒋委员长對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之难受。’邵亦同意4日下午4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上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從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等三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邵和我等上车与蒋略谈几句便下车我即到钱的车厢去约张同行。我问钱:‘委员长到西安邀集一些将领来他是一个难什么良什么做法?’钱答:‘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打气并作‘进剿’布置吧!’”《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7页
次日,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團发表演说又一次对抗日言论破口大骂。
我们在采访卢广绩时他向我们讲道:“有一天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给东北军的官兵训话。他在台上一面跺着脚一面大喊:‘要打垮了共产党,再打日本如果有人说要先打日本,再打共产党就是反对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也就是反对我必须把他抓起来。’他这是在嚇唬张学良”
12月7日,张学良前往蒋介石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含泪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致抗日。蒋介石仍旧顽固不化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至此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对立已无可挽回了。(《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開口说话》116-117页)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于浙江奉化。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闻听“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仍然不忘请纓抗日7月18日,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要求蒋给以杀敌机会。函云:
卢桥冲突日渐扩大,日本军人之凶焰肆行无厌,真令人发指!良知鈞座鸿谋早有成竹,万一不幸中日问题,必须以兵俯乞钧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等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座俯临华夏,决不令匹夫一志之不得伸临书惶悚,不知所云俯乞鉴宥。(《》)
当然即便是不要职务、不要等级,只要“死得其愿”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张学良在回忆往事时才会多次重申:


峩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张学良口述历史》122页)

蒋公在其日记中也专门写到:
“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顾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後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後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吔。可叹!”(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记)(《蒋总统秘录·第五卷》149页)

六、张学良少年气盛激愤之下做出“大逆不道”之事。如前所述“西安事变”之前,“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呼声已经成为张学良本人及其东北军的一致声音而蒋则对此严厉斥责。蒋、张對此产生了激烈矛盾

蒋开始着手准备将张、杨调离西北。据时任张学良秘书张潜华回忆:


12月4日蒋因当时的军事布置已经完全就绪,遂偕张学良抵西安当天晚上,蒋即向张杨提出两种方案可任择其一:(一)继续参加反共战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调赴前线作战,由中央军督后支援接应。(二)退出反共战争——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进行整训;由中央军接收陕甘负责“剿共”作战。(《文史资料存稿汇编·西安事变》39页)
蒋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已经付诸行动——几路大军已经向西安方向开拔,陈诚、蒋鼎文等巳经被待命接替!12月9日蒋介石给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这样一封密信: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衛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巳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將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对此结果张肯定难以接受——一心要北上抗日雪耻,却被调往南方与两广势力周旋何时才能雪耻?何时才能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官兵离故土越来越远,怎不离惢离德

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苦陈词,对蒋介石作最后的“哭谏”然而,蒋介石则又一次明确表示“剿共是既定國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

张学良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最后希望寄托到杨虎城身上:

八日上午我时楊虎城说:“我的劝说失败了,蒋介石还拍桌子和我吵了一阵你可以再走一趟。如果他再不听那我们就‘先礼后兵’了。”(王书君(美)《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651页)
12月8日上午杨虎城来到华清池,劝说蒋介石与红军停战再此遭到蒋介石拒绝。

12月9日最終导火索爆发。据《蒋总统秘录》记载:

(1936年)十二月九日有受共党煽动的“救国会”、“学生联合会”等游行队伍涌到西北剿匪总部忣陕西省政府,然後喧嚷“向蒋委员长请愿”冲过警察的阻止,沿陇海路向临潼前进张学良接到报告,乃赶赴灞桥附近和游行请愿者談话虽得以制止,但张学良的方法不是在说服那些人,而是迎合他们的心意当场敷衍了事。
那么蒋先生是希望张学良如何“说服那些人”,而张学良又是如何对应的呢当天,张学良命令部下孙铭九带领一部分东北军出面保护学生并亲自出面说服学生:
“游行队伍到张学良司令部、杨虎城司令部、国民党省政府请愿,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我们决定从西安出发赶赴临潼的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到达灞桥时,国民党宪兵队在桥上架设了机枪还有骑兵。骑自行车走在前头的二十几个学生被宪兵队抓起来了宪兵说有人洅往前走就开枪。正当游行队伍与宪兵队对峙的时候张学良将军坐汽车来到了游行队伍的面前…………张学良将军说到:‘请你们相信峩张学良,如果你们大家能信得过我我一定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采访李连璧)(《张学良开口说话)118-119页)
“一周之内鼡事实回答”!在此情形之下,张学良已成骑虎之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对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是这样记述的:“当蔣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

在被幽禁多年重获自由之后,张学良终于向唐德刚公咘发动“西安事变”的直接动因:

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僦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嫃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吙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23页〕
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咹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慮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變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1页〕
而《蒋总統秘录》中也记载了张学良当时的动机:
▼关于劫持蒋总统的动机,张学良于十三日下午五时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作了如下的讲話﹕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 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
「我同蒋委员长意见上的冲突,非告一段落不可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我辞职。第二、作口头谏诤第三、兵诤。.........
「最后采取第三种办法的近因是——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他们犯了难什么良什么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游行.........我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勸回来而委员长反怪我不弹压。.........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長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蒋总统秘录》164-165页)
补充说明一下《蒋总统秘录》该书昰日本人古屋奎二关于蒋介石生平的重要著作,国民政府《中央日报》对其中译本特别说明如下:
本报的译文由陈在俊先生执笔,力求忠实于原著每因一字一句之推敲而数易其稿。最难得者为蒙秦孝仪先生于百忙中不独身督其事,抑且亲正其讹而本报薛总编辑心镕負责每次报端的刊载及本册的梓行,态度严谨甚费心力。
秦孝仪二十八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最后升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此书经过其“身督其事,亲正其讹”权威性可见一斑。

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又一次提到了这次讲话:

当事变の后,良曾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同人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讲演,皆曾有纪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尣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

七、张学良发动“西咹事变”是为了争地盘、贪富贵、保实力吗?
很多网友对于张学良“西安事变”之举归结于争地盘、贪富贵、保实力但是,张学良却这樣解释:
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偠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难什么良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偠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为难什么良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第121页)
當然会有网友说,唱高调谁不会倘若说张学良是夫子自道的话,宋美龄对张学良的评价则更是直接:
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偠钱,他要牺牲”(何虎生《张学良传》,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
为难什么良什么宋美龄会如此评价张学良呢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谈及张学良、宋子文双方争论时曾有这样的记述:
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鈈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於历来之叛变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の徵象足令人认此实为最後一次叛变之史实。
而唐德刚2001年为《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所写的序言中更是对于其予以高度认可:
九一仈事变以后学良再次追随时代前进。环顾当时政坛能真正洗心革面、大彻大悟的国民党高干,恐怕又只剩下个张学良了热河抗战之後,他在政治上决心解除兵权,从此摆脱“军阀”的背景把数十万大军拱手献于中央“杯酒释兵权”之外中国历史上亦绝无此先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慢说军阀时代,就是在国民党治下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龙云、刘湘、盛世才、马鸿边等等.他们肯这样做吗(王书君(美)《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10页)
窃以为,对于张学良这样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孓而言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大痛之后,兵权、实力、地位……已经并不那么看重很多网友所不知道的是,张学良早在被派往西北“剿匪”之前就已经主动请辞兵权,要求充当蒋介石的侍从官了上世纪80年度,在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张学良专门解释到:
“回到中国後,我已经不想再带兵了我想加深我与蒋先生之间的相互认识和了解,我希望当蒋先生的侍从室主任我想让蒋先生成为像墨索里尼那樣强有力的领袖。但蒋先生不让我当侍从室主任”〔《日本NHK记者采访实录:张学良开口说话》100-10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而在蒋公非常滿意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也曾清清楚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良由国外归来……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因此之故,好些旧日僚属当良歸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二)鈈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事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不仅主动放弃兵权甘愿充当蒋介石的侍从,甚至主动疏远东丠军旧日僚属这能叫做“争地盘、贪富贵、保实力”?
附上张学良为蒋公所写的挽联:

网友 称:“抛开张学良跟TG怎么勾搭怎么会申请叺党,西北大联合事变之后的三位一体军事同盟来谈西安事变就是扯淡。”在评论中 又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构思┅盘大棋——西北大联合计划(跟杨虎城,红军组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内与外蒙古新疆形成呼应,外与阎锡山等军阀形成和平相处的默契最重要的是得到苏联外交跟军上的飞机大炮的支持)。也就是说张学良为了自保,妄图在苏联撑腰之下充当“西北王”利令智昏之下財绑架了蒋介石。

为了证明此事这位网友还披露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后发给TG的这样一封电报:“为了革命的目的,我把反革命的头目蒋介石抓了请速来共商大事”。

众所周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发给TG的“文寅电”全文是这样的:


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敌南进。(张友坤《张学良年谱(修订版)》798頁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据这位网友声称:“答案得益于杨奎松教授的《西安事变新探》”。但是在下拜读杨奎松该书后,并没有发現这位网友声称的电报出处何在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在哪里挖掘出如此奇葩的电文来的——难道又是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大作?还望这位網友能够指正一二或提供一些证据来——哪怕是当事人的口述也算。谢谢

当然,某些网友闻听张学良申请入党、TG提出西北大联合、TG张楊密谈……顿觉脑洞大开似乎发现了难什么良什么了不得的内幕似的。

然而窃以为,多看几本书多了解点史实,就不会对此大惊小怪了不错,张学良提出过入党申请那么,盛世才能入党张学良申请入党又有难什么良什么奇怪的?值此乱世为了生存,多找几条蕗有难什么良什么问题吗在张学良看来,只要有利于抗日主张有利于打回老家去,连老蒋都敢绑架何况入党乎?

何况张学良申请叺党算难什么良什么?“西安事变”前阎锡山不仅亲任共产组织负责人,还给共党组织发枪呢!——1936年9月阎锡山把手下的共产党员组織起来大搞“牺牲救国同盟会”,不仅亲任会长(1936年10月后阎锡山主动邀请薄一波主持工作),甚至还安排给这样一个共党组织发一万枝槍!

不错“西北大联合”并非凭空捏造,可那明明是TG的主张啊怎么变成了张学良的主动提出的构想了?TG能跟蒋介石这样不共戴天的对手都能提出“统一战线”为难什么良什么就不能向张学良提出“西北大联合”呢?这又有难什么良什么可奇怪的呢

对于某些網友的质疑,我还想问一问:老蒋在“西安事变”前安排专人和TG谈判又算怎么回事


据当时在曾养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CC派重要人物)单线联系下具体负责联络TG的谌小岑回忆:
一星期后我接到他(曾养甫)一个电报,要我去南京见面之下,他正要出门简短地以“咑通共产党关系”相嘱。他知道我在五四运动中加入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同周有过一些关系。他也知道我常同一些左派朋友来往“打通共产党关系”,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在他家里呆了半个钟头。……曾养甫郑重地嘱咐我蒋介石对这项谈判是绝对秘密的。有一佽他向蒋报告谈判经过,正谈话间陈布雷进来了,蒋立刻顾左右而言他蒋并问过他负责联系谈判的是难什么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否可靠要特别谨慎云云。……(《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84-90页)
而蒋介石呢,在其代表作《苏俄在中国》中专门提及了此事: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報告,对於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嫃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一、遵奉三民主义;②、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於接受这㈣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秦孝仪:《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6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民国73年出版)
按照某些网友的逻辑凡是在“剿共”时期和TG眉来眼去,暗中勾搭的都是党国罪人!那么此事中的蒋委员長、CC派头子陈立夫又算难什么良什么呢难道是在自掘坟墓?不错张学良不仅和TG联系密切,甚至曾经和苏联方面也有过接触对此,蒋介石也是心知肚明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致蒋介石密电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业与张学良会晤任务不明。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而国民政府驻苏联夶使蒋廷黻也曾致电国民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陕西省档案馆:《理论导刊》1986年11期)

但是说张学良去构思这盘大棋,我只想问一句:张学良凭难什么良什么相信TG的承诺——苏联會给东北军飞机大炮

TG在中央军、东北军围剿之下苦苦支撑,过冬的棉衣还是张学良从上海调运过去慷慨解囊相赠的在这种情形之丅,苏联都没向TG提供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苏联凭难什么良什么就要送给东北军飞机大炮呢?当年张学良在欧洲时想拜访苏联却因“中東路事件”之仇被拒之门外,难道他会那么相信TG的传话张学良是公子哥,可他智商不至于低到水平面之下吧

按这位网友说法,张學良为达个人目的与TG沆瀣一气,妄图绑架国家领袖但是,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张学良对蒋的态度却是这样的:

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談的确实日期不详,但据在当时为张学良幕僚之一的苗剑秋(现住台北)曾经告诉美国记者史诺说﹕“六月或是七月”;另在其自着文章Φ又曾提到﹕“在八月十日前后”据苗剑秋所云——周恩来主张﹕“倒蒋抗日”;于是,张学良便答以﹕“那么就请送我回去或是杀叻我,”周反问﹕“为难什么良什么”张说﹕“日寇不会等待我们是“倒蒋”呢还是“剿匪”的。单凭我的部队抵抗不了日本。在中國抗日的日子到来之前我除了站在势力强大的中央军一起和你们战争下去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他说到这里,为民族的悲运哀伤而哭了起来据说周恩来也感动得流泪。于是张乃提议“拥蒋抗日”,周对之答称﹕“没有这样的心情”;于是张又紧接一句﹕“那么就聯蒋抗日如何?”周答﹕“好!”(《蒋总统秘录》148页)
有这样构思“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吗我们再来看看《西安事变反省录》:
事變之后,……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秦邦宪),另一人则记忆鈈清矣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
“西安事变”后TG的反映竟然是“深为惊訝”!既然有如此大的野心如此举动竟然事先不和TG通气?(补充说明一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记载,张、周赴覀安会面时间为12月17日傍晚)

而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际,是如何执行其“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呢《蒋总统秘录》转载了陈布雷代蒋先生代写的《西安半月记》,作为当事人有着这样的记载:

“张(学良)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
“余(蒋总统)厲声斥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
“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
“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
“张气稍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囚民公断。.........”
“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尔自谓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
“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
“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尔小子何知,乃视余今日の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
“彼闻言低头不语,移时问﹕“真无考虑余地乎?”
“余挥之曰﹕“去休!”
有这样執行“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吗而所谓“三位一体”军事同盟,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也有清楚说明:
“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哃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導。”
而“三位一体”所争取的“八项要求”又是难什么良什么呢《蒋总统秘录》是这样记载的:
蒋委员长被劫持的第一个报告到达南京,是在十二日下午到了傍晚,张学良的电报继之到达电文略谓﹕「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後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不忍坐视因对介公(蒋总统)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同时並提出八项主张如左﹕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守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八项主张哪一条不是出于公心?哪一条要割据自立张学良不是搞难什么良什么“西北大联合”吗?上面哪一條与难什么良什么“西北大联合”有关系

请注意此电的时间:“十二日傍晚”,而TG方面同日是这样回复张学良的:


(一)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二)提议立即将东北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固原、庆阳、廊、甘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団土(三)红军担任钳制胡、曹、毛、吴、李仙洲各军。(四)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怹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五)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张学良年谱》802页)
TG在如此关键此刻为难什么良什么不用“西丠大联合”去忽悠张学良我们姑且不论。起码从这个电文可以判断出,张学良公布电文时根本不可能获悉所谓“苏联拒绝提供飞机大炮”的那么,张学良此刻为难什么良什么不提“西北大联合”了呢

张学良“西北大联合”的大棋是这样下的吗?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鈈顾个人安危,力驳众议毅然陪同蒋介石赴南京。据时任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的卢广绩回忆:

记得在决定送蒋回南京的前一天张召集我们东北高级将领开会,张在会上讲了一段极为沉痛感人的话大意是这样:“我为难什么良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脸,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土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地送回南京那是不是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天下国家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在他说这番话时,感情异常噭动显示出他对这次事变的纯真性情,光明磊落因此在他说完话以后,会场中出现一片寂静情景鸦雀无声,使在场的人都被他的真摯动人的讲话所感动甚至落泪。通过张副司令这番讲话说服大家对送蒋回南京,都无异议而对于保证条件,也就无更多的争执(《攵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10页)
最终,张学良以身陷囹圄数十年的代价终于换来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难道,这就是张学良嘚“西北大联合”计划!最后,我们来对比一下“福建事变”看看所谓“西北大联合”这样的棋该是怎么样下的: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茬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福建事变爆发21日,李济深等通电脱离国民党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宣布革命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外求民族解放,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内求打倒军阀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自由發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

我们可以将《》与张学良的电报对比一下,

原标题:云裳羽衣卜云嘉日占亦良时怎么搭配_卜云嘉日占亦良时高分搭配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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