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史艺苑（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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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凝：在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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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7:59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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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日，一颗为文学跃动了74年的心脏在黄土高原上安息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天，中国作家协会在这里举行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既是为了表达对这位卓越作家的深切怀念，也是希望通过深入的学术研讨，从陈忠实的创作道路中总结经验，获得启迪，推动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各位作家、评论家、文学界同仁和媒体朋友们出席今天的会议表示衷心感谢！
　　陈忠实先生去世到今天一个月零八天，我至今有时候还不能接受老陈已经走了。我想，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想起老陈，我们就如同想起黄土高原上一棵挺拔的老白杨树，立在那里，饱经风霜，是那么的刚毅、忠厚、热情、苍劲，在我的印象里，老陈似乎从没有年轻过，但老陈也永远不会老去。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日在路遥追悼会上陈忠实评价路遥的一句话，“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一颗智慧的头颅终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我想，这句话也完全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在这一个多月里的心情。
　　陈忠实离去了，但是，他留下了《白鹿原》，留下了包括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多方面的丰硕成果。陈忠实是为文学而生的，他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尝试写作，1965年初，他二十三岁时第一次发表作品，那是一篇散文。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放下他的笔，直到生命垂危，他依然用笔在纸上写着，字迹已难以辨认，但那支笔却不甘就这么停下来。卡夫卡说，笔不是作家的工具，而是作家的器官。这对陈忠实来说尤其贴切，写作就是他的生命，他把一切献给了他所挚爱、他所信仰的文学。
　　在陈忠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看到老陈的颈下枕着的是他的《白鹿原》。这时，我想到他生前最后一本散文集的名字，这本书叫做《生命对我足够深情》。陈忠实一生自奉甚俭，他对这个世界的生活需求人们所能记得可能只是一碗面、一根烟、一曲秦腔，但是，他获得了生命对一个作家最丰厚的馈赠：在他生前，在他写完那部名为《白鹿原》的书的时候，他就已经确信，这是一部“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而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对此同样确信不疑，《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将长久地被阅读、被记住。
　　陈忠实是人民的作家。他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在他去世后，前往灵堂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中不仅有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朋友，更多的，是普通的读者，是远道而来的乡亲们。在最后送别的那天，大厅外的广场上聚集着那么多的人，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悲伤把人们召唤在一起。这样的情景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陈忠实的根本力量。他是一个从未离开他的乡亲、他的人民的作家。对陈忠实来说，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民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是那些和他谈笑、向他倾诉生活中的苦恼的农民朋友，是素昧平生但一见如故的读者，陈忠实从来不会用居高临下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因为他知道自己和他们一样，自己就在他们中间，他和人民血脉相通、心心相印。
　　这样一个作家，毕生执著地热爱着他的土地和村庄。这些天，我们看到了陈忠实的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给我很深的印象，那应该是在他的晚年，明显看得出他的身体瘦弱，老陈站在田地里，扬起锄头，脸上是阳光灿烂的笑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老农站在自家的田里，站在他一辈子劳作和收获的地方，顶着他的天，踩着他的地，他是那么的自信、踏实、敞亮。这就是陈忠实，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乡土中，扎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见人所未见，对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做出了振聋发聩、别开天地的表现，他的《白鹿原》才成为来自民族生活深处、凝聚着文化和历史的丰厚经验的“中国故事”。
　　这样一位忠于人民、忠于生活的作家，他的创作道路始终贯彻着强烈的责任感。《白鹿原》的扉页上写着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对陈忠实来说，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观，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信念。从1985年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起，陈忠实便开始了对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他花费两三年的时间作了周密的准备。1988年清明，开始写作《白鹿原》，六年后，1993年，《白鹿原》出版。在写完《白鹿原》的那一刻，陈忠实失声痛哭，我想，这一哭不仅是艰难跋涉后抵达峰顶的激动，更包含着一个自觉承担着书写民族秘史的责任的作家面对民族的苍茫历史和壮阔灵魂的百感交集。
　　经过艰难的探索与蜕变，陈忠实“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是恢弘的史志和史诗，它带领我们进入想象中国的新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同时也把中国新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面对传统，陈忠实满怀虔诚和礼敬，是一个忠实的学生；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坚决的、大胆的、一往无前的创新者，他曾经说过：“柳青是我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在我小说创作的初始阶段，许多读者认为我的创作有柳青味儿，我那时以此为荣耀。因为柳青在当代文学上是一个公认的高峰。到80年代中期我的艺术思维十分活跃，这种活跃思维的直接结果，就是必须摆脱老师柳青，摆脱得越早越能取得主动，摆脱得越彻底越能完全自立。”正是一代又一代作家这种“完全自立”的雄心和意志延续着中国文学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陈忠实一生忠厚为本、质朴为人、真诚待人、坦诚做人。他从未失去做人的“初心”，也从未失去为文的“初心”，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作家，一个沉静、高洁的作家，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作家的精神境界、思想高度和人格力量决定着他的作品的境界、高度和力量。陈忠实无愧于自己的人生，无愧于哺育他的三秦大地，无愧于时代、历史和人民。
　　今天，我们回顾陈忠实的创作道路，也是在回顾一个作家迈向高峰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国文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前进的道路上，陈忠实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和启迪。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中国广大作家一定会从前辈的探索和创造中汲取力量，书写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不断迈向新的艺术高峰！
　　谢谢大家！&& (日)
他把一切献给了挚爱和信仰的文学——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在京举行&
日08:28 来源：文艺报 李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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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一个多月前，74岁的陕西作家陈忠实溘然长逝，给人们留下无尽的哀思和追忆。5月5日，是送别他的日子，西安市殡仪馆里专程赶去的人越聚越多，其中大部分是普通读者，他们静默、肃然，一种震撼人心的哀恸和纪念令人动容。是什么力量把人们聚在一起，共同吊唁、缅怀一个作家的离去？因为《白鹿原》，更是因为陈忠实一直与那片土地在一起，一直与他的乡亲们在一起。6月6日，中国作协在北京举办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主持会议。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2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鲁院第29届中青年高研班学员参加会议。研讨会开始前，钱小芊提议全体与会者为陈忠实不幸逝世起立默哀。
　　自1965年首次发表作品直至生命垂危，陈忠实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铁凝在讲话中谈到，对陈忠实来说，写作就是他的生命，他把一切献给了他所挚爱、他所信仰的文学。陈忠实是人民的作家。他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他和人民血脉相通、心心相印。陈忠实毕生执著地热爱着他的土地和村庄。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乡土中，扎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见人所未见，对乡土中国的现代命运做出了振聋发聩、别开天地的表现，他的《白鹿原》才成为来自民族生活深处、凝聚着文化和历史的丰厚经验的“中国故事”。陈忠实的创作道路始终贯彻着强烈的责任感。《白鹿原》的扉页上写着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观，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信念。《白鹿原》是恢弘的史志和史诗，它带领我们进入想象中国的新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同时也把中国新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忠实一生忠厚为本、质朴为人、真诚待人、坦诚做人。他从未失去做人的“初心”，也从未失去为文的“初心”，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作家的精神境界、思想高度和人格力量决定着他的作品的境界、高度和力量。
　　钱小芊在主持中谈到，陈忠实是一位将自己的创作与土地、时代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文学事业。他创作的以长篇小说《白鹿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中国作协邀请作家、评论家共同回顾缅怀陈忠实的创作道路，深入探讨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启示，这不仅是对他本人的纪念，也是为了从他的精神风范和创作成就中汲取宝贵的经验，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陈忠实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作家，他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和忠诚，他对民族历史与未来的责任承担，他对文学矢志不渝、全神贯注的追求探索，都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文学界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广大文学工作者都会从陈忠实崇高的人格精神和高远的创作追求中得到深刻的启示，进一步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意志，不懈攀登艺术高峰，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弘扬壮阔的中国精神，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雷达、何启治、阎纲、李国平、白烨、贺绍俊、梁鸿鹰、张志忠等先后围绕陈忠实的创作道路及为人为文发表了各自看法。周明、白描、王山、王干、郭艳也即席发言。大家回顾了与陈忠实的交往点滴，分析探讨了陈忠实创作的道路、成就与风格，及其带给中国文坛的现实影响和启示。大家认为，《白鹿原》是一部说不完的经典，其中蕴涵着深刻意蕴和不朽力量。陈忠实的创作植根于生活和人民的沃土，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真相出发，通过丰富的细节塑造了一个个性情复杂、有血有肉的形象，推出了一部部长存人们心间的作品。
　　《白鹿原》是一部充满启迪的作品，与会者谈到，在书写我们这个民族秘史的同时它也提出了问题——革命尚未成功，路究竟在何方？这是一部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小说，它接续了现代以来启蒙、救亡的主题，同时又赋予当代乡土小说现实主义写作的新高度；探究起文化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搭建了小说的空间维度，而陈忠实对西方文学资源的吸收和借鉴，也让其作品具有不同于以往乡土小说的新面貌。遭遇文学创作危机之时，陈忠实艰难地同自己剥离，同精神和文学上的惯性剥离，从僵化的艺术中走出，获得新的动力。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相信伟大的作家都应该是思想家，也因此，他曾在路遥的追悼会上有过这样的表达：“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一颗智慧的头颅终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这似乎也是对他自己极为贴切的描述和致敬。大家谈到，举行此次研讨会不仅是对陈忠实的追思与纪念，更在于对其高远的创作追求和人格精神的学习与传承。陈忠实去世后，不计其数的自发前往悼念的人们再次证明，在今天，经典依然是读者常读常新的难舍之作，文学依然有着顽强的、深厚的生命力。
“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发言摘编&&
来源：文艺报&
何启治：《白鹿原》是怎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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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我与陈忠实的初识，是在1973年的隆冬。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北组当编辑，分工管西北片，西安自然是重点。就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拦住了刚开完会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的陈忠实，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在陈忠实听来，这简直就像老虎吃天一样不可思议。但他也感觉到我这个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高门楼”的编辑约稿的真诚，从此记住了我，开始了我们长达40多年的友谊交往。
　　后来，我经手在《当代》1984年第4期头条刊发了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初夏》。这部中篇小说几经修改，历经三个年头才和读者见面，被公认为陈忠实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写长篇的必要的过渡。
　　到日，我在陈忠实给我的回信里终于知道他写长篇的一些重要信息。他在信里说：“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动……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的全部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后交您评阅。”又说，“我争取今冬再拼一下。”最后他表示：“终成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做此事。”
　　我时任《当代》常务副主编，当然对陈忠实这连书名都没有披露但倾其全力而为之的长篇充满期待。后来的实际情况就是：1992年3月间，我终于收到陈忠实报告《白鹿原》已定稿的信，他在信里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和主管《当代》的副总编朱盛昌商议后，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去西安取稿。大约3月25日，陈忠实说，“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笔者按，此信写于日，其中有“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一部长篇。犹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干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等语)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颠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引自《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何谓益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3月北京第1版)
　　就这样，《白鹿原》在《当代》经洪波清、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依次审稿并写下一致肯定的审稿意见，又在当代文学一编室经三位责任编辑(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的严格三审获得一致通过。我在1992年9月由《当代》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在日的终审意见中，我写道：“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上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其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初版首印14850册。
　　就这样，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6位编辑的劳动，终于横空出世，与读者见面了。
　　《白鹿原》面世20多年来，累计印数已达200多万册(主要是由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初版本、修订本、精装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20周年纪念版，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集”、宣纸本、点评本等)。盗印本已接近30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
　　据忠实介绍，国内至今已出版了13部评论研究《白鹿原》的专著，单篇评论文章300多篇。《白鹿原》在香港出了天地图书版，在台湾先后有新锐出版社和金安文教机构出版了繁体字版，韩国出了韩文版，日本出了日文版，越南没有和作者打招呼出了越文版。不久前出版了法文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札记中说：“人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他自己的传世之作就有《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等。同样，法国的伟大作家雨果，也以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而彪炳史册。那么，我想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忠实著《白鹿原》，当然也属于“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一个作家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出一部这样的书来，那么，一个编辑一生的幸福当然就是为文学史编辑出一两部这样的书来——那是不管有过怎样的争论，文学史都是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的堪称之为经典的作品。
　　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乃我50多年编辑生涯中之大幸，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之大幸也。
阎 纲：继承、超越和“两种忠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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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实将《创业史》读了七遍，称柳青是伟大的作家，学柳青，一年一年地磨，“不疯魔，不成佛”，白鹿显灵，《白鹿原》出世，极一时之盛，公认是新时期以来最成功的一部长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文学创作经历文革前后两个时段，出现两座巅峰、两部被称作“史诗性质”的经典长篇——《创业史》与《白鹿原》。
　　《创业史》在把握长篇小说体裁方面，堪称一流，他建造的艺术之宫，一砖一瓦都是清晰的，尤其是精致的细节描写；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个个血肉饱满，结结实实，都是艺术典型。《创业史》成为十七年间中国长篇形式的范本。
　　1959年，为配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宣传，《创业史》历经修改正式出版。柳青极其虔诚地讴歌党拯救农民的政策精神，对他热爱的农民倾注了全部的感情，生活气息浓，充满泥土的香气，亲情、人情味十足。
　　《白鹿原》的叙事方式和细节描写得益于柳青的《创业史》，细致入微，鲜活生动，语句的内涵更为丰富，关中方言更地道，有刚性，有诗性，沉甸甸的。他把众多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推向极致，又能于人性的复杂中见丰满，虽驳杂而鲜明，个个都是血肉之躯，石雕般的沉郁和厚重。“史”与“诗”高度糅合，成就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在陈忠实看来，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接受农民的教育。他从县志、文献资料里记录在案的事实出发，吸取农民运动史的经验教训，把不应该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白鹿原》为现实主义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人称“开放的现实主义”。
　　时局决定命运，性格决定写作。《白鹿原》有待后人在意识审视和艺术审美上继续跟进和超越。
白描：陈忠实的“两道坎”&&&&&&&&&&&&&&&&&&&&&&&&&&&&&&&&
　　我想谈陈忠实经历的危机，他曾经遇到的“两道坎”。
　　、1975连续三年，陈忠实一年一炮，推出小说《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影响极大，这是新时期文学陕军这支队伍集结出发的开山炮，并由此为其后整个青年作家群体的创作奠定了基调，涂抹上最初的底色，让青年作家们看到在当时浓重的“文革”氛围下，把柳青等老一代作家主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精神熔铸到自己创作实践中的可能性和实现通道。那个时期，陈忠实的影响就已经越过陕西地面，越过潼关，引起全国文坛瞩目。
　　1976年，《人民文学》接受上边任务，要组织发一批反击“走资派还在走”的作品，搞了个笔会，在全国请了18位作家参加。陈忠实本不想参加，但北京方面反复劝说，他最终参加了这个笔会，写了短篇小说《无畏》。“四人帮”垮台后，这成了一件事情，陈忠实受到审查，公社书记被撤职，领着民工去修水库。审查的结果，是陈忠实与“四人帮”那条线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因此受到了打击和挫伤。现在我们看陈忠实创作年表，1978年那一年，陈忠实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1979年，陈忠实试图重新振作，又拿起笔，写了短篇小说《信任》等。陕西老一辈作家了解陈忠实，爱护陈忠实，看到《信任》，觉得很不错，当时适逢《人民文学》编辑向前赴陕西组稿，王汶石、杜鹏程等热情地把这篇作品推荐给向前，并联名给《人民文学》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任》发表于日《陕西日报》副刊，《人民文学》当年第七期即予转载。转载一篇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这在《人民文学》是史无前例的，随后《青年文学》创刊号也转载了这篇作品。这让陈忠实走出阴霾，跨越了一次危机，一道坎。
　　如果说这第一道坎，与外界因素关系密切，那么第二道坎，则是他内心的一次煎熬。他必须独自面对来自精神的危机。
　　在陕西，陈忠实见证了路遥的崛起。1982年，两人同时进入陕西作协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也就是这一年，路遥的《人生》发表。这一时期，陈忠实先后发表了《尤代表轶事》《信任》《乡村》《初夏时节》等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乡村》，《信任》也荣获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这些成就，相对于《人生》投射在路遥身上的光芒，自是黯淡了许多。陈忠实去门房拿报纸信件，作协一位司机拦住他，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人生》里的故事和情节，弄得他听也无心，走也不是。路遥本来是一个小兄弟，现在跃身冲到了他的前边，成为陕西中青年作家队伍的另一位领军人物，他必须调整好心态，适应这种格局的变化，重新确定自己的姿态。
　　他开始了《白鹿原》的写作。陈忠实对自己这部长篇，相当有信心，但进展缓慢。贾平凹的《浮躁》，躲在乡下两个月写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说准备时间很长，但写作速度是一年一部。他的《白鹿原》1986年准备，1988年动笔，却迟迟出不了手。过去常有人到作协找他，现在来人都是找路遥，有时在院子里碰见他，会问：“师傅，路遥办公室在哪里？”或：“路遥家在哪个单元？”陈忠实苦笑自嘲：“把他的，咱现在就是一个指路的。”
　　不是嫉妒，而是对自己不满，他的内心正在经历一次痛苦的煎熬。
　　1991年春，《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路遥从北京领奖回到西安，省上又隆重召开了庆贺表彰大会。那天会后，陈忠实进了我的办公室，脸色发青，什么也不说，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掏出雪茄点着。我知道他感到了压力。其时我举家正要调往北京，我和陈忠实曾经有约，他的长篇写完，《延河》首先选发部分章节。我在《延河》主编任上的日子屈指可数，当然希望这部作品首先在我手上与读者见面。这一天重提早前的约定，陈忠实深深吸了口雪茄，埋下的头从弥漫的青色烟雾中抬起来，慢慢地说：“不急，急啥哩，路遥都获奖了，我过去不急，现在更不用着急了。”实际上，据我所知，此时他手里的长篇，已经基本完稿，但他重新调整了自己将要跨越的标杆尺度，那是一个更高的目标。陈忠实一头扎回白鹿原，这一拼，差不多整整一年。
　　1978年柳青逝世。在他生病住院期间，他寄语陕西青年作家，重申了他的一贯主张：作家要甘于寂寞；提出文学创作必须是“六十年一个单元”。
　　没有陈忠实重回白鹿原的顽强与韧劲，没有对更高目标的追求，陈忠实也将会给自己留下巨大的遗憾。
　　他越过了这第二道坎儿，他超越了自己。
白烨：与人民同在&&&&&&&&&&&&&&&&&&&&&&&&&&&&&&&
　　日，作家陈忠实因舌癌病变，在西安不治而逝。当天早上8时，陈忠实逝世的消息，首先在微信中传出，随后在网络上迅速传开。从4月29日到5月5日的一周时间，悼念和怀念陈忠实的文章、访谈、诗歌、书法、挽联等纷至沓来，成为微信、网络、报纸等各种媒体的共同热点话题。仅29日一天，微信公众号就出现至少上百篇纪念文章。5月5日上午8时，陈忠实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殡仪馆举行，告别大厅里，摆放着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刘延东、刘奇葆、赵乐际、栗战书、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的花圈，陕西省、西安市的党政领导人、中国作协的负责人与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数千名各地群众，纷纷前来送别。告别仪式规格之高，告别现场人数之多，为近年来所少见。
　　陈忠实因为创作了可以“垫棺作枕”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生前在文坛内外享有高度的评价，受到广泛的欢迎，逝世之后在社会上下引起普遍的追怀与自发的悼念。这其中，蕴含的意味，潜在的启示，都是值得人们予以深加探究和细加玩味的。
　　怀念基于喜欢，喜欢源于热爱。这些来自社会各界和读者大众的深切悼念与热切追怀，其实都是陈忠实努力践行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同行的创作追求的最好回报。
　　习近平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从“文艺需要人民”，“人民需要文艺”和“文艺要热爱人民”的三个角度，全面论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丰富内涵。在这一问题的最后部分，他告诫文艺家们，“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这里的“与人民同在”，其实是在为人与为文的两个方面，对文艺家提出的最高要求。
　　事实上，“与人民同在”，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这里包含了创作出发点上的“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具体创作中的“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等诸多相互关联的内涵，而把这一切统领起来并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把“热爱人民”的核心理念，落实到为文的创作实处，贯彻到做人的生活实处。而在这一方面，陈忠实的创作追求与艺术实践，正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学习的光辉典范。
　　陈忠实一直重视普通读者，甚至敬畏广大读者，由于惧怕自己的作品不招读者喜欢，他有一段时间陷入了写完作品之后缺少应有的自信，甚至不断自我否定的怪圈。在写作《白鹿原》时，尤其在意如何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着的阅读口味，在《寻找自己的句子》的创作札记里，披露了自己在语言运用上，如何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以“不断触发读者读下去甚至读完的诱惑力”。《白鹿原》在《当代》连载后，他从乡下的家里赶到城里的钟楼的邮局去买，但50本《当代》一抢而空，他没有买到刊物，却由此由“文学圈外读者争购《当代》，感到一种鼓舞”。陈忠实自己多次谈到，“我尤其重视普通读者的反应”，甚至“我的父亲和我的同学如果有一天会说一声好，也许不亚于评论家的评论”。
　　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中，一直“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视为自己的基本追求。早年的中短篇小说，主角都是活跃于乡土社会的基层干部和乡间人物。而长篇小说《白鹿原》，更是放开视野，眼观六路，敞开胸襟，胸怀天下，从政治上的国共双方，阶层上的主仆两方，家族上的白鹿两家，性别上的男女两性，都置于白鹿原的大舞台，着力展现他们的生死歌哭，尽情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样的包括了各个派别、各个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命运的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的人物群像，只能用“人民”来概括，而且，它既写出了“人民”如何是历史的“剧中人”，又写出了“人民”如何是历史的“剧作者”，以及这样的双重历史主体性的确立及其丰厚的含义。
　　具有史志意蕴和史诗品格的《白鹿原》，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白鹿原为舞台，以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与坎坷命运为主线，既透视了维系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气韵与文化精神，又勾勒了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的某些侧影。可以说，这部作品，不仅以精湛的艺术方式勾勒了中国社会替嬗更变的壮阔的历史图景，而且在社会的反思、人性的审视、文化的寻根、精神的探幽等方面，都蕴含了自己的所见与所感，所思与所问。因此，总是常读常新，读来荡气回肠，给人以种种激荡与启迪。可以说，因为陈忠实以把人民的“精神需求”和“喜闻乐见”作为创作的内在目标，他的《白鹿原》是真真切切做到了以人民群众为主要的鉴赏对象，而也确实获得了广大读者和人民群众的真心喜爱。
　　由此，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预言：陈忠实将在人们的深切怀念中永远活着，而《白鹿原》也将在人们的持续阅读中与世长存。
李国平：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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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实逝世后，我执笔了他的生平。这是一个公共行为，但也掩藏着我的感情，除此之外，没有写任何文字，没有勇气触碰心灵深处的东西。回顾他的创作道路，探索他的文学思考，整理他的精神遗产，情感上仍然不愿承认应该进行这样的工作了。
　　在当代中国，陈忠实这样的作家，无疑具有文化标本意义。他令人想起四川的周克芹，想起河北的贾大山，他们这一代或稍后的作家，星布于鲁豫和云贵，像陕西的路遥、贾平凹们，出身卑微，依托的背景就是大地和天空，拥有的资源就是乡村和田野，最应该接受知识的青春成长期却遭遇知识匮乏的时代，还无可避免地要面对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伤害。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变局使他们获得了文学新生。他们更新或者丰富了百年以来中国文学的主体结构，他们的创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因为命运时钟的安排，他们抵达的终点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学道路，累积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经验，折射着浓重的社会政治文化信息。
　　若追究陈忠实的文学接受，有一涓涓细流被人忽视，又极其重要，这就是新文学的传统。陈忠实早期的阅读，他自己记述有茅盾的作品，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柔石的小说，蒋光慈的作品，李广田的散文。陈忠实对鲁迅的《阿Q正传》和《风波》有作为一个作家独特的体悟和解读，发生于他对自己创作痛苦的思辩期，鲁迅的深广直接启迪着他的思考。陈忠实最直接的文学情感亲近者是赵树理，最直接的导师是柳青。赵树理的创作，本身就是新文学的一部分，是新文学在时代流变中生发的新的特征。柳青深受新文学的影响，陈忠实对柳青的师承，隐秘地铺垫着新文学的谱系。这里有着对文学传统的直接的接受和间接的渡让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呼应的民族救亡的主题，引入的启蒙思想，寻求新思想、新生力的愿景，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潮，是滋养陈忠实一生的思想营养。这一脉络，以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为主要方式，集中于《白鹿原》中，形成了新的文学成果。
　　陈忠实的文学道路上，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危机。他在心理层面和文学叙述层面用“苦闷”、“痛苦”和“枯涩”进行描述。陈忠实记述过他创作史上作品人物弃他而去的“集体叛离”现象，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痛苦”。如何处置自己的文学危机，将精神旧我蜕变为精神新我，在陈忠实也是一个激烈痛苦的过程，借喻阿·托尔斯泰的在血水里泡三次，碱水里泡三次，清水里泡三次也不过分。陈忠实称之为“剥离”，“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进行“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这个过程，陈忠实在文学层面有过剖析：“涤荡自己意识和思维中的极左话语，使自己从已经僵化的叙述模式中走出来”。在精神层面，陈忠实创作道路上所发生的跃升则可以说明，以最严酷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精神和最积极的开放思想迎接时代精神的洗礼，从而赋予作品更大的思想格局。陈忠实的文化剥离和精神新生，在当代文学史上恐非个案，在道路意义上的探讨，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和普遍课题。
　　陈忠实的《白鹿原》已有共识。陈忠实对自己的创作却有清醒的认识：“离高峰还很远，只能把这当做攀向另一个高峰的台阶，争取获得另一次突破的途径和力量”。陈忠实有文章记述自己对当代世界文学的阅读和接受，他热烈而诚实地认同《活动变人形》和《古船》对自己的启发，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难忘1985，打开自己》，他在对当代最前沿的思想成果和文学资源的吸纳中，在对中国当代文学成果、传统的尊重中，“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艾略特语)，以自己的创作给当代文学的动态体系增加了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和当代作家一起，共同分享着这个时代的文学经验和思想成果。不断的背离和超越原来的思维，在更宽广的世界视野中打开自己，获得一种新的参照，这应该是陈忠实和中国当代作家一起开拓的当代中国文学新的道路。
　　陈忠实在文学道路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读鲁迅，读出“要有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他把当代作家置放于更宽广的文学传统中评价，说包括自己在内，还要追寻“五四”时代新文化先行者的思想穿透力。“文学依然神圣”是陈忠实提出的一个命题，是有感而发。“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家”，是陈忠实创作后期的感悟，这一认知，今天已成习常，但在陈忠实却非轻易道出，几乎出自他一生的文学道路。“什么制约着作家不能进入一个新的创作境界？就是思想”，“如果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不具备那种能够穿透历史和现实的独立精神力量的话，他就不能够把自己的精神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和当代许多作家一样，在追寻思想家这个高度上，陈忠实意识到了，没有完成，在追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陈忠实停止了，倒下了，但是他的思考和追求，应该能获得当代作家的共鸣。
梁鸿鹰：陈忠实对当今的启示意义&&&&&&&&&&&&&&&&&&&&&&&&&&&&&&&&&&&&&&&&&&&
一个作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在其离世之后会显得格外突出，今天对陈忠实及《白鹿原》现象与社会历史、文化思潮的联系进行解读，会面临语言和见解的双重匮乏，但可以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与当今文学的一些联系。
　　文学与生活和人。陈忠实作为中国乡村的伟大之子，其文学创造为农村生活所砥砺和成就。他与农村这个文学的伟大学校没有过须臾疏离，他坚信深入生活最可靠，不仅可以丰富生活素材，还可以纠正偏见，到生活中去，点面结合，写起来才有根底，不会走大样，因而长期固执地在纷乱的农村生活中拨弄自己要寻找的东西，未曾有所动摇。他了解农民的全部落后庸俗但不厌恶背离他们，而是激赏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支撑作用，这构成他所有创作的一大背景和前提。即使在写作最紧张的时候，他也不拒绝来自农民哪怕最微小的请求，甘愿放下宝贵的写作，去当那些芸芸众生们红白喜事的“账房先生”，因给逝去的乡党写挽联受到夸赞而欣喜，为给乡亲儿孙婚礼收份子钱记账而乐此不疲。他在农村公社当了10多年干部，一心一意搞好自己分担的工作，了解农村历史与现实，打下的厚实生活基础使创作游刃有余。他的作品和笔下人物，用王汶石的话讲，一看可知作者就是在农田基建大会战的工地上、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中、在麦草铺垫的通铺上滚过多年的。
　　文学与时代的要求。陈忠实信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话，一个优秀的作家“从来都是将自己滚烫的手按在时代的脉搏上”。他把追随火热时代当成自己的使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段时间他曾非常苦恼，因为原来接受的文艺理论在对应和理解新生活时已经无能为力，而曾经有过的图解生活的经历更使他后怕，一度想躲到已有定论的生活中去，或写点回忆童年生活的东西算了，但最终还是无法超脱、无法背向时代，因此写了不少与时代同步共振而获得好评的作品，如《信任》《初夏》《四妹子》《康家小院》《蓝袍先生》《梆子老太》等，反映农民正在与昨天告别的艰难，时代的强烈冲击诞生了他笔下的人物。他依靠研究、发现时代给予的启示去化解创作中的一个个难题。《白鹿原》再现中国半个多世纪社会历史秩序的变化，反映人的心灵和精神蜕变的历史真实，回应的未尝不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作家和文学的志向。陈忠实过了40岁以后感到写一部告慰自己一生的作品的紧迫性，为此他立下给全人类写一本书的志向，他谋深远，站高处，心无旁骛，不为琐碎欲望所左右。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创造需要振奋艺术魄力，排斥“非文学因素”，文过饰非的花架子、错误文艺思想的引导、简单配合政治等等，作为非文学因素，都是振奋艺术魄力的最大障碍。他拒绝“非文学因素”干扰的法宝之一就是走进生活，沉潜到经典那里去进行广博的吸收借鉴，苏俄欧美拉美，现代当代精英通俗，他都如饥似渴，甚至为解决作品的可读性问题，研究过美国畅销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作品。《白鹿原》发展了《蓝袍先生》善于写人在时代中的变化之难的优势，激发出真正现实主义巨大的艺术说服力，让所意识到的历史和现实内容，以及独特的生命体验竞相迸发。作品在历史、文化、民俗等方面富于样本作用，集现实与魔幻、大善与大恶、大爱与大恨于一体。对话语言如生活中陕西方言的实录，鲜活且有劲道，叙述语言则严格按照白话文语法规则，显现了新文学传统的实绩。他让文学成为人类心灵沟通的最佳途径，如《白鹿原》的性描写是用理性的健全心理来展开的，深入解析和叙述了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但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有助于打破人们对性的神秘感、羞耻感。
&&&&&张志忠：白鹿原上“风搅雪”，令人长忆陈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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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先生溘然长逝，文坛震动，我的心情也数日难以平静。
　　比起许多高产的当代作家，陈忠实的作品不算多，引人瞩目者惟有一部《白鹿原》。但是，自从《白鹿原》问世后的20余年，它的意义和价值，在赞扬、争议和争鸣中逐渐凸显，越来越展露出它对世纪风云的穿透力，它对白鹿原上诸多鲜活人物的精彩刻画，冠绝一时。就像蒋勋先生解说“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一诗所言：“这个人作品不多，只有一两篇作品，所以叫孤篇；‘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是说比全部的唐诗还要好。做诗人做到这样真是很过瘾，平时不轻易出手，一出手就是最好。我基本上不把《春江花月夜》看做张若虚个人化的才气表现，而是强调初唐时期，人的精神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开始有一种扩大”(《蒋勋说唐诗》)。这样的评价，也非常合适移用于评价陈忠实的《白鹿原》。
　　陈忠实的创作，从1960年代开始起步，进入1980年代中期开笔写作《白鹿原》，其间经历了荒芜与喧嚣并存的10年“文革”，经历了狂飙突进、追新逐异的1980年代，在文脉传承上，既得益于寻根文学开创的对民族文化与当代生活之关联的深度考察，也恰逢新时期文学之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体裁延伸拓展的关节点上，文学的视野逐渐辽阔起来。长篇小说，不仅意味着篇幅的放大，在时间、空间和表现历史风云的广阔上，亦具有新的高度，新的气象。《白鹿原》在表现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上，前承张炜的《古船》，后引一大批铺叙百年历史长卷的长篇小说；而且，陈忠实又是个心中装着读者的作家，他在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创新的同时，力求强化作品的可读性，在赢取文学的市场化效应上用了很大心思，使得《白鹿原》实现了专家叫好，读者买账的双赢，具有标志性的文学史意义。
　　《白鹿原》从满清末年写起，西安古城的辛亥光复，白鹿原上的民主革命，国共两党从戮力同心，到决裂厮杀，“交农”与“风搅雪”，抗日大业与赈灾济贫等一系列关乎民族存亡与一方兴衰的重大事件尽收囊中，而归结于“文革”初期红卫兵对朱先生墓的掘骨扬灰。凡此种种大历史，汇聚于渭河流域之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与日常生活的春种秋收，宗族血缘，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民情风俗，儿女情长，融合在一起，写出了白鹿原上的众生百相，写出了壮阔的历史风云在关中黄土地上一个小小村落激起的大风大浪与阵阵涟漪，现代政治召唤出的狂暴之力对旧时代与传统文化的摧枯拉朽似的冲击与破坏。
　　白鹿村以仁义著称，儒家文化传承久远，是中国特有的乡绅政治的典范所在。关学大儒朱先生，在欧风美雨的侵蚀之下，信守本土传统，弘扬儒家之道：独身劝退围困西安的20万清军，拯救古城及城民免于刀兵之灾；以“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的方式撰写滋水县志，彰显历史正义；兴办白鹿书院，教化一方之地，主持赈灾两袖清风，禁毁罂粟种植不遗余力，成为护佑这一方土地的儒家精神象征。在他的人格熏陶和切实可行的指导下，白鹿村的村民，订立了符合儒家规范的村规民约，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更是把从朱先生那里得到的教诲，转化为乡村生活的实践形态，不但把白鹿村管理得井然有序，而且带头捐资办学，体恤孤寡贫弱，恪守礼教精神，善待自家长工，确立了他在白鹿村的权威和声望。在同宗而不同姓的白鹿两姓中，白嘉轩作为农耕文化的优秀代表，与沾染了传统的商业文化之唯利是图的鹿子霖，处于既合作又有明争暗斗的紧张状态中，但行正严明的他，仍然经常处于上风，虽然纷争不断，却也于大局无碍。
　　由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乡村生活形态，却在现代历史进程中遭到颠覆和毁灭，白鹿两家的下一代人，白孝文、白灵、鹿兆鹏、鹿兆海、黑娃，以及外来的年轻女性田小娥，在时代风云的感召下，选择了各自的叛逆之路，反叛专制的大家长白嘉轩，反抗贫富悬殊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旧体制，反叛以维持现状保守平庸为要义的乡村生活形态。年轻的生命，各有自己的诉求，形而上的理想主义和青春生命的欲望冲动，一次又一次地席卷白鹿原的时代狂潮，则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朱先生和白嘉轩联手共建的乡村乌托邦。
　　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陈忠实对传统儒家文化和仁义观念充满了向往追慕之情，但是，他并不像今天的某些所谓新儒家那样，会被自己的激越情感遮蔽冷峻观察和思考的眼睛。对现实生活复杂性的深切体验，和文学特有的对复杂悖谬的社会现象、人物形态的浑厚涵容，使得《白鹿原》也揭示了儒家文化对底层、对妇女和边缘人的排斥压抑，乃至精神的和肉体的虐杀。一方面，儒家文化陈义太高，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实施，白鹿原上鸦片种植一经泛滥就难以彻底禁毁，而白嘉轩竟然是首开其端者；朱先生是仅有的儒家“圣人”，但是，独善其身可以做到尽善尽美，“人皆可以为圣贤”毕竟只是一种浪漫想象的状态。一方面，作为以守成为其特征的文化，扼杀了青年人的生命冲动和变革愿望，更以庄严无比的名目，对黑娃、田小娥、白孝文等人，施以极其严厉的惩罚，将黑娃和白孝文推向了叛逆之路，也导致了可怜无辜的弱女子田小娥的意外死亡。而且她死后仍然不得安宁，遭到朱先生和白嘉轩的恶毒诅咒和密谋策划，令其尸骨无存。这样的笔墨，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乡村生活中吞噬青春，制造自己的牺牲者与反叛者的狰狞可怖。如果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时代，少数年青人的孤独叛逆，掀不起大的波澜，但在20世纪的时代巨变中，就形成“风搅雪”、浪滔天之势。陈忠实不仅是“爱而知其恶”，也体现了新旧世纪之交在回归传统文化的社会思潮中由衷向往与本能困惑的悖反心态，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思想和情感的价值。
　　纪念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其作品，在与作品的精神对话中，体验作家那不死的灵魂。白鹿原上“风搅雪”，令人长忆陈忠实，这个题目，是对李白诗句的拙劣模仿，“解道‘澄江浄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借此表达我对陈忠实先生的悼念之情。
李清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文学观念的形成&&来源：作者博客
&( 11:27:10)
（附言：2016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I卷）实用类文本阅读选用了《陈忠实的人与文》的相关内容，有学生问我，如果我做题能否得满分，我还真不好说，也没有来得及检验自己。现将有关内容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成名后，陈忠实发表过的创作感受、文学访谈、讲话、序跋等已有200多篇，出版文论著作3部，总结创作经验、对青年作者及陕西省作协的工作进行指导等，在扶持文学新人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文学观念的形成却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以下简称《创作手记》）的创作和发表。
《创作手记》是应读者和编辑要求创作的，《白鹿原》的成功使陈忠实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神话和文学青年的楷模，不少热衷文学的青年将其奋斗经历当作前行的动力。他的创作道路具有示范意义，文学青年们渴望从他的创作中得到艺术的灵感和启迪，更希望得到陈忠实切实的文学指导。
作者用散文的笔法对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回顾，坦诚地将自己创作的酸甜苦辣、痛苦艰辛喜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有对社会、历史、文化、人生、自然和命运等的体验与感悟，有对自己生命历程和个人情感的回忆，语言质朴感性，文笔淡然舒缓，以创作者的身份与读者娓娓而谈，而不是像当今流行的学院派批评那样拽新词，生怕读者读得懂。《创作手记》告诉读者文学理论也能以感性的方式，散文化的笔法来阐释，而且作家指导作家更直观、更具有可操作性。
近年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距离越来越远，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现象普遍存在，批评家和作家互相指责，各说各话，学院派批评“掉书袋”的习气很盛，使批评很多时候成为自说自话，不少作家表示自己压根看不懂那些评论自己作品的学术论文，更谈不上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作家和广大文学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创作手记》从作家的艺术实践出发，坦率真诚地讲述了他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从触发写作长篇的“念想”到“田小娥”等人物的“跃现”，再到小说情节结构的建构，以及主要历史事实的调查考证，小说语言的运用和作者对小说出版发行的担忧等等。细细道来，如同与读者对面交流，实实在在地把自己读过的书，借鉴过文学理论观点，使用过的创作手法等，一一回嚼，不掖不藏，不啻是一部生动形象的小说创作教科书。
文本就以下问题展开叙述：一、交代了作者通过痛苦的精神剥离超越文革文化审美模式的过程；二、叙述作者寻找适合自己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的艰难曲折；三、探讨如何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四、解读《白鹿原》有争议的问题，如“鏊子说”、性描写及修订本获奖等。
一、作家的自我认知及其主体性的获得&&&&&&
他文革前开始创作，其中短篇小说打上了深深的文革烙印，他清醒地意识到并试图突破文革模式，以及柳青对他创作的深刻影响。在当代文坛，衡量一个作家的艺术成就，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指标；他的艺术实践表明中篇无法容纳这座古原的历史，长篇是其内心创作冲动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其次，长篇创作也是一项“任务”。&&&&
1985年夏，陕西省作家协会召开了两次名为“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的笔会，动员包括路遥、陈忠实在内的一些青年作家创作长篇，他当时明确表示尚无准备。陈忠实是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作家，新时期以来，他的中短篇小说大多书写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的生活变迁和精神裂变，创作上没有大的突破，还曾遭到“随波逐流”“图解政治”等指责。其实，许多知名作家的创作中都存在类似问题。社会变革时期，作家一时无法把握时代发展变化的脉搏，感到迷茫困惑，这是客观现实。任何艺术上的超越都不会一蹴而就，陈忠实也不例外。他对自己精神裂变的过程进行了追述和总结。
他不缺少农村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实也有深刻的反思，从《白鹿原》的创作来看，也不乏真知灼见，他的困惑就在于如何表现。他用海明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表现自己艺术探索的过程，他说他所寻找的就是一种表达方式，既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能为读者接受和喜爱的表达方式。他说《白鹿原》“不标明我真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句子。”的确如此，《白鹿原》出版后引发的诸多争论也从侧面说明，作者的意图并未完全实现。倾注他毕生心血的艺术探索，为他带来了声誉、财富、官位等等，或许，《白鹿原》是以最适宜表述他独特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的，但是，小说的政治“言说”及性描写等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以致修订后获得茅盾文学奖。
在《创作手记》中，他记述了自己获得主体性的契机和经过。首先，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即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他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而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农村生产力水平却提高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使他困惑、迷茫、不安，他将这种困惑写进了短篇小说中，如《霞光灿烂的早晨》中主人公对集体经济的怀恋等。回想自己之前的创作，兼与柳青比较，他认识到自己与柳青在思想艺术上的差距。于是，他决心了解1949年前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及其对当今社会人心的影响。在《白鹿原》中，鹿兆海在与白灵争论时曾质疑“列宁打倒了富人，却使穷人更穷”的历史事实，以及黑娃“风搅雪”式的革命方式，这些都是作家历史反思在文本中的表现，从鹿兆海与白灵的悲惨结局和荒诞命运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内心的苦闷与痛苦，两个优秀儿女的毁灭使人不得不对历史发出质问与控诉，这个历史问题作者无力解答，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功德无量的事。
&&&&&&&其次，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作者细致描述了他初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情景，震撼，惊异！特别是卡朋铁尔的创作道路给他带来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观念上的启示。西方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家主体性的获得也不是一夕获得的，这要从作者1980年前后在小寨文化馆的“自虐式阅读”谈起，他那时集中研读外国名著，如莫泊桑等的作品，这对他走出文革文化审美模式和创作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表达了他摆脱文革文学与政治紧密关系的意图。其实，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最有技巧的是中国文人，从孔子、李斯到司马迁，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研读《史记》，我发现司马迁论证西汉政治现实合理性的文字高明至极，而且开创了一代文风。孔子尚有“春秋笔法”，尽管“微言大义”有被后世经学家过度阐释的嫌疑，但孔子的历史观倒也诚实恳切；李斯是有骨气的文人，《谏逐客书》以一己之言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实在让人敬佩慨叹；然《史记》记述夏商周之史时，可圈可点，而述及楚汉相争之后的史实，却远不及孔子、李斯之笔力强劲。后世文人多步孔子、司马迁之后尘，鲜有能超越者。杜甫、范仲淹当属同道，在他们心里“君”排在“民”前，杜甫“每饭必思君”，而不是“思民”或“思亲”，“思亲”是人性。这种文化积淀和思维模式早已成为中国文人的集体无意识，虽经五四文人作家努力反拨，但文化心理结构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可为。所以，我们在批评陈忠实及其创作的同时，还应看到其中所透露出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性的因素（是否国民劣根性恐怕不能随便说）。
陈忠实获得作家主体性的具体标志是他不再受文化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操纵，开始有了自己对艺术创作的规划。新时期以来，陕西涌现出一批青年作家，但截止1985年夏，陕西新老作家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参评作品。这种形势让当时以胡采为核心的作协领导层很焦虑和重视，陈忠实是他们认为有能力驾驭长篇的陕西作家之一，并对他进行动员。陈忠实却觉得长篇“可望而不敢想”，认为他“至少应该写过10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他是典型的、能沉得住气的关中男人，没有十足把握绝不轻言。他早已不是文革后期那个冲动的、急切的、惟命是从的业余农民作家了，文学创作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懂得尊重艺术规律，不再被组织的行政命令或倡导等促进、激励或左右。《白鹿原》基本修改完成后，适逢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李星以“跳楼”的话激他，他都要坚持全部修改完成，才给他看。长篇创作使他真正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作家，新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及部分艺术散文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主持陕西作协工作十几年，有人指责他对中青年作家扶持不够，他也不做过多的辩解，而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鼓励青年作家自己成长。他认为这样更有利于青年作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
二、沉静是作家生命存在的状态，也是长篇创作的最佳心态&&&&&&
生活积累是文学创作巨大丰厚的库存，有生活库存的作家很多，但如何把它们转化成文学创作的素材，需要激发、照亮和打开，陈忠实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而苦恼。1985年前后，当时的成名作家都被长篇创作困扰着，茅盾文学奖的设立是为了鼓励长篇创作的，而长篇创作这时依然处于低谷，无论从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长篇创作成为衡量一个省、一个作家文学成就的重要指标。“文革”后，文化艺术界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文学生态与自然生态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山火过后，最先成长起来往往是小草、灌木，很多年后才会出现高大的树木，成片的针叶林和阔叶林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使作者意外萌发了创作长篇的欲念，激发他创作灵感的不是“牛蒡”，而是蓝袍先生朦胧的情愫，蓝袍先生痛苦而无奈地接受了父亲施与的婚姻，却被杨龟年家年轻美貌的寡居儿媳所“惊扰”，可就在那“邪念”“萌而未生”时，竟被父亲察觉，无情地扼杀在了摇篮中。从此，一个模糊的影像——镂刻着“读耕传家”的四合院的门楼缠绕着他，神秘又充满诱惑，他止不住想要去思索、去探究。
&&&&&&&这种欲念像鞭子一样驱赶着他，他决定从实地考察走访开始，查阅地方县志，阅读各类名著以充实自己，来沟通关中大地的历史和现实，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契机，进行总体构思，将一个个瞬间闪现过的细节串联起来，探寻其文学意义及其对人物命运发展轨迹的作用。为着这种创作激情，他修盖了新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决定隐居祖屋创作“垫棺作枕”之作。这时正处于全民下海的热潮中。
确立了创作的基本目标，如何来实现就成为首要问题。他熟悉这片古原的沟沟坎坎和生存着的生灵们，他知晓他们如何活着，也惊异于他们何以要这样活着？在翻阅蓝田县志贞妇烈女卷时，田小娥闯进了他的心，他终于找到了结构《白鹿原》的关键性人物，率先确定了“田小娥被鹿三从背后插进梭镖利刃的情节”，田小娥是小说中白鹿两家矛盾激化的焦点，她代表生命原欲，代表一种具有诱惑力、破坏力的强大力量，她的妩媚性感与反抗精神使她成为家族政治最直接的破坏者和颠覆者，她的出现激化了白鹿两家的矛盾，使白鹿村的社会伦理关系更加复杂。田小娥的塑造是陈忠实走向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他早年以擅长写农村老汉而得名，还曾以不善写女性而自我调侃。在中外文学艺术史上，总是有作家艺术家以艺术的神圣名义追逐女性，陈忠实在《创作手记》中详细记述了他塑造田小娥的过程，有童年的记忆，有贞妇烈女事迹的刺激诱发，有作家的艺术想象和生活积累，当然也有之前文学阅读经验的启发。
《白鹿原》中朱先生是有原型的，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时，艺术想象力受到生活原型的制约，越想忠实于生活原型，越不讨好，反让读者觉得“假”。尽管作者从朱先生的性格逻辑和文化心理结构出发，为人物设置了“鏊子说”“公婆说”等情节，结果还是引发了争议和“误读”。塑造白灵，作者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生活原型的故事搬进了小说，以期还历史本来面目，竟遭到“艺术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的批评。白灵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对历史某一阶段的深刻反思，人物成为阐释历史观念的工具，人物形象有简单化、概念化之嫌。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解释使其创作意图“欲盖弥彰”，以致作者在后记中谈到一位青年评论者要他立即终止《创作手记》的写作。将文本与《创作手记》比较阅读，对我们分析1990年代的文学生态和文化环境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鹿兆鹏是几位共产党人事迹综合的结果，其中武装斗争那段经历以渭华起义为依据，部分历史事实和事迹取自陕西党组织的领导人汪峰，滋水和平解放也是历史事实。
白孝文是作家艺术创造的结果，也是《白鹿原》中最复杂、最丰满、最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倾注了作者的许多心血，这个人物的解读需与黑娃、鹿兆鹏，特别是《蓝袍先生》中的徐慎行进行比照，这几个人物在精神序列上密切关联，黑娃似乎天生具有叛逆性，他反抗意识萌发的最早，有人说这是由于他受到的压抑相对于白孝文、鹿兆鹏及徐慎行来说，要小一些，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在小说中，鹿三反复比较白鹿两家的家教与家风，可见他对家教重视的程度，家教的方式很多，小说虽没有直接讲述鹿三如何教育儿子，却多次写到他目睹白嘉轩“教子”的感受和感想。鹿三是“行动多于言辞”的人，或曰“敏于行而讷于言”，黑娃砸祠堂，他要去结果了他；田小娥被他捅死，这些行为都从侧面表现出黑娃所经受的“家教”。不仅如此，黑娃的头上除了血缘上的父亲鹿三外，还有一个类似于西方人教父的“父亲”白嘉轩，或许可以称之为“精神之父”。白嘉轩在黑娃看来是刚正不阿的正义化身，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话是“他的腰挺得太直”，鹿三的媳妇是白秉德连订带娶的，黑娃也得到类似的承诺，弟弟兔娃与父亲鹿三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黑娃的身份类似于“家奴”，白嘉轩对他具有从肉体到精神的主宰权，送他读书，给他打短工的机会，这些恩惠在白嘉轩是发自内心的，在黑娃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黑娃从骨子里并不排斥读书，他排斥的是被施与的读书机会。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黑娃这个看似粗野的孩子所承受的精神压抑与白孝文等相比更加深重，他的反抗最激烈是因为他所受的压迫最深重。白嘉轩是儒家文化伦理的人格化身，是家族文化的主宰，所以，黑娃对白嘉轩的反抗就体现出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家族统治的特征，换言之，假使白嘉轩转而成为“革命的先驱”，黑娃反对的依然是白嘉轩和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黑娃的反抗是针对白嘉轩个人的，而不是针对家族制度和儒家文化的，这是他与鹿兆鹏和白灵等革命者不同的地方，也是黑娃从农会干部、革命军人变成土匪、再变成国民党县保安团营长的根本原因。他皈依儒家文化、回归宗祠是内心情感和精神的需要，是自发的、由衷的，与白孝文的回乡祭祖从性质上说截然不同。而白孝文是不幸的，因为他聪慧、有思想。他之所以决绝地背弃父亲，最终成为“弑父”者，是他清楚地看到了“父亲”（封建礼教）“吃人”的一面。尽管鹿子霖帮助他并非真心，但他并不恨他，或者说他恨父亲甚于恨鹿子霖。小说曾交代说，鹿子霖相信田小娥并没有向白孝文揭露他，却没说白孝文未察觉真相，白孝文的阴险就在于不相信任何人，他把一切都埋在心里，所以，他是原上最孤独的人。仅是上述这几个人物间复杂的关系与性格的设置、塑造与完成，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没有沉静的心态，单是梳理这些人物复杂的关系就很难，更不要说人物个性的塑造了。一个内心没有痛切体验的人很难描摹出白孝文的内心世界。
将白孝文与隋抱朴（《古船》）略作比较，即可发现两位作家创造时的心境，白孝文的塑造透露出作者的沧桑感与孤独感，表现出作者风雨之后的沉淀与厚重；隋抱朴的塑造透露出作者的内在激情与理想主义情怀，换言之，隋抱朴身上还有文革人物深深的烙印。《白鹿原》体现出作家的老年心态，即叔本华所说的“一个人终于摆脱了那无时无刻不在侵扰他的动物式的激情”的老年时代。叔本华说：“只有到了老年，一个人年轻时获取的知识才能得以深化；他曾经获得的观念才能被解释得详尽；他以为他早在儿时就已明白的事此时才能被真正理解。”其实作家创作时表现出来的是心理年龄，有些作家即使活到80岁依然有一颗稚嫩的童心，如泰戈尔；有些作家人到中年却表现出暮年的心态。陈忠实创作长篇时尚未到“知天命”的年岁，但心理年龄却具有老年人沉稳的特征。难怪有读者后来写信问《白鹿原》的作者是否还活着，有人说读了小说觉得作者写出这样的作品还不得累得吐血，等等，都从侧面证明了小说所表现出的厚重与苍凉。
陈忠实对长篇创作过程的追忆，回答了上述读者的疑问，指出作家在创作时，既要沉入其中，又要超乎其外，不为小说中的情节与人物左右，而沉静就是一种良好的创作状态与心境。在四年的长篇写作中，沉静成为陈忠实生命的存在状态，他独居原上的祖屋中，摒弃世俗的纷扰，几乎与世隔绝，因参与作协领导工作太少而备受指责，几乎不参加社会活动，连1989年那样的动荡都没能影响到他，真正做到了心无旁骛。为了创作，推掉了“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的官衔，他感受到“踏实里的某种压迫，具体到摊开稿纸直面白嘉轩们的时候，我感觉更沉静也更专注了”。陈忠实说此事曾令他“陷入焦虑甚至可以说是慌惶状态”。
沉静是一种心态，一种创作的状态，在喧嚣的世纪末，沉静也具有形式感，如陈忠实所说，他住在乡下的祖屋，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村庄的喧闹离他很近，又很远，尽管村里谁家“过事”还会请他，但他所承担的角色已悄然变化，他的出现是“过事”人身份的象征，“事”品级、档次的象征，就像《白鹿原》成功后，作家研讨会及朋友聚会等也以他的出现为荣、为傲。陕西这个地方，即便是乡村，对文化人也格外看重，陈忠实兼具文化人和官员两种身份，情形自然与他在公社当干部时不同。他创作的习惯与路遥不同，他早上开始创作，夜晚按时休息，他沉浸在创作中时，乡邻们自觉地不去打扰他，毕竟陈忠实是一位副厅级的作家。所以，陈忠实的“隐”在形式上也是成立的，与现在某些作家的所谓闭门造车完全不同。“沉静”还要能沉得住气，静得下心，要有定力，不受外界的影响。他极少谈到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他的静心定性表现出他对宋明心学的理解和认识。
陈忠实在写《创作手记》时，或许真的意识到了“沉静”对于长篇创作的重要性，短篇创作篇幅规模相对小得多，作者完全可以在应激状态下完成，如百十字的诗、一般千字的散文或上万字的小说，都可依靠灵感和激情来完成，长篇则不然。从某种程度上说，陈忠实《白鹿原》之后至今未推出长篇力作，恐怕也有“沉静”不下来的问题。创作的欲念容易产生，但再找回那种沉静的状态，并维持四年，很难有人做得到，包括作者本人。张爱玲骨子里是孤独的，孤独是她生命存在的方式，她一生都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她为自己的心而活，所以她能在闹中取静，能达到“大隐隐于市”的人生境界，能关起门来过她的公寓生活（《公寓生活记趣》），写她的人生故事；陈忠实是一个具有强烈“入世”与“济世”情怀的作家，《白鹿原》完成后，他在访谈中几次谈到长篇创作的构想，2001年春节过后，还曾回到原上的祖屋潜心创作，并于2004年推出小说散文集《原下的日子》，可见，这次的“隐居”并没有找到创作长篇的状态与心境，却写出了几个精致的短篇和一些优美的散文。
创作理想与创作现实都不是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欲望产生到欲望达成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尤其是创作欲望的产生与达成，牵涉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场、作家的家庭生活、个人情感等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前功尽弃。简单地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陈忠实和《白鹿原》。一旦时过境迁，作家本人也无法复制自己曾经的创作状态和创作激情。陈忠实的一位崇拜者盼望他能推出长篇，完成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叙述，竟然慨叹、祈祷上苍给作者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以激发其艺术创造力，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也从侧面揭示了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他自己也说：“创作是个人内心的一种需要，体验观察都是个人化的，没有真正地体验社会，提供再好的环境他也写不出好作品。”外在的、形式上的同构与同质固然很重要，但作家作为主体的个人化体验却很难构建或复制。
三、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个性化追求”&&&&&&&《白鹿原》构思用了近两年时间，根据酝酿中的人物及其复杂的人生故事，作者预备写上下两部，每部约30-40万字。1988年清明前后动笔时，作者已将规模压缩至一部，40万字。这对作者来说是非常艰难且痛苦的事，做文字工作的人几乎都有过删改文本的经验，有人形容那感觉“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样痛。原因一是作者的阅读习惯，他不喜欢阅读多部规模的小说，哪怕是名家的翻译作品；二是市场运作的无情的杠杆，这是作者出版《四妹子》的切身体验。
&&&&&&陈忠实认为应对市场法则的唯一出路就是“赢得文学圈子以外广阔无计的读者的阅读兴趣”，普通读者群决定着一本书的印数和发行量。尊重读者，不是放弃艺术原则，一味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作家还有责任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位。作者在处理作者、作品与读者关系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用40万字容纳构思时两倍篇幅的内容，包括人物性格的塑造、完整的故事情节、真实生动的细节等，是艰难的。他先根据合理性和必要性原则，对人物、情节、细节等删减，直到无法舍弃。随后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力争用最准确简洁的语言叙述故事情节、表达思想情感，即用叙述语言代替描写语言。他认为叙述语言难度比描写语言“大很多”，却可“成倍节省字数和篇幅”。他决定用“形象化的叙述”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并使语言选择成为对小说语言形态的深入思考。回顾自己的中短篇创作，他发现“一句凝练的形象准确地叙述”，换成描写语言可能要用“5到10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内在的纯粹的文字魅力却不存在了”。要保持“叙述语言的内在张力和弹性”则要求作家透彻理解和掌握他的人物。他在《窝囊》《轱辘子客》《害羞》《两个朋友》等短篇创作中进行语言实践。《轱辘子客》引起关注，几位同事感到新鲜，以为这种形态不错，并当面指出其语言变化。在语言实践中，为避免大段叙述语言阅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审美疲劳，他尝试“以个性化的有内涵的对话语言，给大段连接大段的叙述里增添一些变化”。在长篇写作中，他已能进入“完全自如的文字叙述”，对叙述语言的把握产生的空前的自信。他总结说短篇的操练“功夫没有白做，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对那个历史时段原上人物的理解和体验的程度。”陈忠实关于叙述语言的分析论述，是对“语言即文化”观念的形象化的解读和阐释。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在语言这寓所中。用词语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
“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作家就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陈忠实用他独特的“叙述语言”讲述着中华民族的秘史，试图成为民族文化和白鹿精神的“守护者”。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原是海明威的话，陈忠实认为这句话道出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个形象化的比拟准确形象，“寻找”的过程就是作家实现自己“个性化追求”的过程，“句子”不仅指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既是作家自己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也可以是沟通普遍人类心灵与精神的共性体验；而且包括艺术体验，即以一种独特的最适宜表述那种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叙述。
他说他的文学生涯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历程，从“无意识里的盲目”模仿开始，经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探索，再到《白鹿原》的创作，他一直在“寻找”，《白鹿原》的成功并“不标明我真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说“我还将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表达了他坚持文学信仰的决心。
李清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文学观念的形成&&
来源：作者博客& ( 11:27:10)
（附言：2016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I卷）实用类文本阅读选用了《陈忠实的人与文》的相关内容，有学生问我，如果我做题能否得满分，我还真不好说，也没有来得及检验自己。现将有关内容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成名后，陈忠实发表过的创作感受、文学访谈、讲话、序跋等已有200多篇，出版文论著作3部，总结创作经验、对青年作者及陕西省作协的工作进行指导等，在扶持文学新人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文学观念的形成却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以下简称《创作手记》）的创作和发表。
《创作手记》是应读者和编辑要求创作的，《白鹿原》的成功使陈忠实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神话和文学青年的楷模，不少热衷文学的青年将其奋斗经历当作前行的动力。他的创作道路具有示范意义，文学青年们渴望从他的创作中得到艺术的灵感和启迪，更希望得到陈忠实切实的文学指导。
作者用散文的笔法对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回顾，坦诚地将自己创作的酸甜苦辣、痛苦艰辛喜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有对社会、历史、文化、人生、自然和命运等的体验与感悟，有对自己生命历程和个人情感的回忆，语言质朴感性，文笔淡然舒缓，以创作者的身份与读者娓娓而谈，而不是像当今流行的学院派批评那样拽新词，生怕读者读得懂。《创作手记》告诉读者文学理论也能以感性的方式，散文化的笔法来阐释，而且作家指导作家更直观、更具有可操作性。
&&&&&&&近年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距离越来越远，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现象普遍存在，批评家和作家互相指责，各说各话，学院派批评“掉书袋”的习气很盛，使批评很多时候成为自说自话，不少作家表示自己压根看不懂那些评论自己作品的学术论文，更谈不上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作家和广大文学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创作手记》从作家的艺术实践出发，坦率真诚地讲述了他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从触发写作长篇的“念想”到“田小娥”等人物的“跃现”，再到小说情节结构的建构，以及主要历史事实的调查考证，小说语言的运用和作者对小说出版发行的担忧等等。细细道来，如同与读者对面交流，实实在在地把自己读过的书，借鉴过文学理论观点，使用过的创作手法等，一一回嚼，不掖不藏，不啻是一部生动形象的小说创作教科书。
文本就以下问题展开叙述：一、交代了作者通过痛苦的精神剥离超越文革文化审美模式的过程；二、叙述作者寻找适合自己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的艰难曲折；三、探讨如何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四、解读《白鹿原》有争议的问题，如“鏊子说”、性描写及修订本获奖等。
作家的自我认知及其主体性的获得&&&&&&
他文革前开始创作，其中短篇小说打上了深深的文革烙印，他清醒地意识到并试图突破文革模式，以及柳青对他创作的深刻影响。在当代文坛，衡量一个作家的艺术成就，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指标；他的艺术实践表明中篇无法容纳这座古原的历史，长篇是其内心创作冲动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其次，长篇创作也是一项“任务”。1985年夏，陕西省作家协会召开了两次名为“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的笔会，动员包括路遥、陈忠实在内的一些青年作家创作长篇，他当时明确表示尚无准备。陈忠实是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作家，新时期以来，他的中短篇小说大多书写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的生活变迁和精神裂变，创作上没有大的突破，还曾遭到“随波逐流”、“图解政治”等指责。其实，许多知名作家的创作中都存在类似问题。社会变革时期，作家一时无法把握时代发展变化的脉搏，感到迷茫困惑，这是客观现实。任何艺术上的超越都不会一蹴而就，陈忠实也不例外。他对自己精神裂变的过程进行了追述和总结。
他不缺少农村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实也有深刻的反思，从《白鹿原》的创作来看，也不乏真知灼见，他的困惑就在于如何表现。他用海明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表现自己艺术探索的过程，他说他所寻找的就是一种表达方式，既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能为读者接受和喜爱的表达方式。他说《白鹿原》“不标明我真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句子。”的确如此，《白鹿原》出版后引发的诸多争论也从侧面说明，作者的意图并未完全实现。倾注他毕生心血的艺术探索，为他带来了声誉、财富、官位等等，或许，《白鹿原》是以最适宜表述他独特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的，但是，小说的政治“言说”及性描写等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以致修订后获得茅盾文学奖。
在《创作手记》中，他记述了自己获得主体性的契机和经过。首先，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即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他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而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农村生产力水平却提高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使他困惑、迷茫、不安，他将这种困惑写进了短篇小说中，如《霞光灿烂的早晨》中主人公对集体经济的怀恋等。回想自己之前的创作，兼与柳青比较，他认识到自己与柳青在思想艺术上的差距。于是，他决心了解1949年前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及其对当今社会人心的影响。在《白鹿原》中，鹿兆海在与白灵争论时曾质疑“列宁打倒了富人，却使穷人更穷”的历史事实，以及黑娃“风搅雪”式的革命方式，这些都是作家历史反思在文本中的表现，从鹿兆海与白灵的悲惨结局和荒诞命运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内心的苦闷与痛苦，两个优秀儿女的毁灭使人不得不对历史发出质问与控诉，这个历史问题作者无力解答，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功德无量的事。
其次，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作者细致描述了他初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情景，震撼，惊异！特别是卡朋铁尔的创作道路给他带来的文学视野和文学观念上的启示。西方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家主体性的获得也不是一夕获得的，这要从作者1980年前后在小寨文化馆的“自虐式阅读”谈起，他那时集中研读外国名著，如莫泊桑等的作品，这对他走出文革文化审美模式和创作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表达了他摆脱文革文学与政治紧密关系的意图。其实，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最有技巧的是中国文人，从孔子、李斯到司马迁，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研读《史记》，我发现司马迁论证西汉政治现实合理性的文字高明至极，而且开创了一代文风。孔子尚有“春秋笔法”，尽管“微言大义”有被后世经学家过度阐释的嫌疑，但孔子的历史观倒也诚实恳切；李斯是有骨气的文人，《谏逐客书》以一己之言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实在让人敬佩慨叹；然《史记》记述夏商周之史时，可圈可点，而述及楚汉相争之后的史实，却远不及孔子、李斯之笔力强劲。后世文人多步孔子、司马迁之后尘，鲜有能超越者。杜甫、范仲淹当属同道，在他们心里“君”排在“民”前，杜甫“每饭必思君”，而不是“思民”或“思亲”，“思亲”是人性。这种文化积淀和思维模式早已成为中国文人的集体无意识，虽经五四文人作家努力反拨，但文化心理结构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可为。所以，我们在批评陈忠实及其创作的同时，还应看到其中所透露出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性的因素（是否国民劣根性恐怕不能随便说）。
陈忠实获得作家主体性的具体标志是他不再受文化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操纵，开始有了自己对艺术创作的规划。新时期以来，陕西涌现出一批青年作家，但截止1985年夏，陕西新老作家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参评作品。这种形势让当时以胡采为核心的作协领导层很焦虑和重视，陈忠实是他们认为有能力驾驭长篇的陕西作家之一，并对他进行动员。陈忠实却觉得长篇“可望而不敢想”，认为他“至少应该写过10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他是典型的、能沉得住气的关中男人，没有十足把握绝不轻言。他早已不是文革后期那个冲动的、急切的、惟命是从的业余农民作家了，文学创作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懂得尊重艺术规律，不再被组织的行政命令或倡导等促进、激励或左右。《白鹿原》基本修改完成后，适逢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李星以“跳楼”的话激他，他都要坚持全部修改完成，才给他看。长篇创作使他真正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作家，新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及部分艺术散文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主持陕西作协工作十几年，有人指责他对中青年作家扶持不够，他也不做过多的辩解，而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鼓励青年作家自己成长。他认为这样更有利于青年作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
&&&&&&&二、沉静是作家生命存在的状态，也是长篇创作的最佳心态
生活积累是文学创作巨大丰厚的库存，有生活库存的作家很多，但如何把它们转化成文学创作的素材，需要激发、照亮和打开，陈忠实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而苦恼。1985年前后，当时的成名作家都被长篇创作困扰着，茅盾文学奖的设立是为了鼓励长篇创作的，而长篇创作这时依然处于低谷，无论从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长篇创作成为衡量一个省、一个作家文学成就的重要指标。“文革”后，文化艺术界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文学生态与自然生态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山火过后，最先成长起来往往是小草、灌木，很多年后才会出现高大的树木，成片的针叶林和阔叶林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使作者意外萌发了创作长篇的欲念，激发他创作灵感的不是“牛蒡”，而是蓝袍先生朦胧的情愫，蓝袍先生痛苦而无奈地接受了父亲施与的婚姻，却被杨龟年家年轻美貌的寡居儿媳所“惊扰”，可就在那“邪念”“萌而未生”时，竟被父亲察觉，无情地扼杀在了摇篮中。从此，一个模糊的影像——镂刻着“读耕传家”的四合院的门楼缠绕着他，神秘又充满诱惑，他止不住想要去思索、去探究。
这种欲念像鞭子一样驱赶着他，他决定从实地考察走访开始，查阅地方县志，阅读各类名著以充实自己，来沟通关中大地的历史和现实，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契机，进行总体构思，将一个个瞬间闪现过的细节串联起来，探寻其文学意义及其对人物命运发展轨迹的作用。为着这种创作激情，他修盖了新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决定隐居祖屋创作“垫棺作枕”之作。这时正处于全民下海的热潮中。
&&&&&&&确立了创作的基本目标，如何来实现就成为首要问题。他熟悉这片古原的沟沟坎坎和生存着的生灵们，他知晓他们如何活着，也惊异于他们何以要这样活着？在翻阅蓝田县志贞妇烈女卷时，田小娥闯进了他的心，他终于找到了结构《白鹿原》的关键性人物，率先确定了“田小娥被鹿三从背后插进梭镖利刃的情节”，田小娥是小说中白鹿两家矛盾激化的焦点，她代表生命原欲，代表一种具有诱惑力、破坏力的强大力量，她的妩媚性感与反抗精神使她成为家族政治最直接的破坏者和颠覆者，她的出现激化了白鹿两家的矛盾，使白鹿村的社会伦理关系更加复杂。田小娥的塑造是陈忠实走向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他早年以擅长写农村老汉而得名，还曾以不善写女性而自我调侃。在中外文学艺术史上，总是有作家艺术家以艺术的神圣名义追逐女性，陈忠实在《创作手记》中详细记述了他塑造田小娥的过程，有童年的记忆，有贞妇烈女事迹的刺激诱发，有作家的艺术想象和生活积累，当然也有之前文学阅读经验的启发。
《白鹿原》中朱先生是有原型的，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时，艺术想象力受到生活原型的制约，越想忠实于生活原型，越不讨好，反让读者觉得“假”。尽管作者从朱先生的性格逻辑和文化心理结构出发，为人物设置了“鏊子说”“公婆说”等情节，结果还是引发了争议和“误读”。塑造白灵，作者几乎原封不动地将生活原型的故事搬进了小说，以期还历史本来面目，竟遭到“艺术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的批评。白灵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对历史某一阶段的深刻反思，人物成为阐释历史观念的工具，人物形象有简单化、概念化之嫌。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解释使其创作意图“欲盖弥彰”，以致作者在后记中谈到一位青年评论者要他立即终止《创作手记》的写作。将文本与《创作手记》比较阅读，对我们分析1990年代的文学生态和文化环境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鹿兆鹏是几位共产党人事迹综合的结果，其中武装斗争那段经历以渭华起义为依据，部分历史事实和事迹取自陕西党组织的领导人汪峰，滋水和平解放也是历史事实。
&&&&&&&白孝文是作家艺术创造的结果，也是《白鹿原》中最复杂、最丰满、最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倾注了作者的许多心血，这个人物的解读需与黑娃、鹿兆鹏，特别是《蓝袍先生》中的徐慎行进行比照，这几个人物在精神序列上密切关联，黑娃似乎天生具有叛逆性，他反抗意识萌发的最早，有人说这是由于他受到的压抑相对于白孝文、鹿兆鹏及徐慎行来说，要小一些，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在小说中，鹿三反复比较白鹿两家的家教与家风，可见他对家教重视的程度，家教的方式很多，小说虽没有直接讲述鹿三如何教育儿子，却多次写到他目睹白嘉轩“教子”的感受和感想。鹿三是“行动多于言辞”的人，或曰“敏于行而讷于言”，黑娃砸祠堂，他要去结果了他；田小娥被他捅死，这些行为都从侧面表现出黑娃所经受的“家教”。不仅如此，黑娃的头上除了血缘上的父亲鹿三外，还有一个类似于西方人教父的“父亲”白嘉轩，或许可以称之为“精神之父”。白嘉轩在黑娃看来是刚正不阿的正义化身，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话是“他的腰挺得太直”，鹿三的媳妇是白秉德连订带娶的，黑娃也得到类似的承诺，弟弟兔娃与父亲鹿三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黑娃的身份类似于“家奴”，白嘉轩对他具有从肉体到精神的主宰权，送他读书，给他打短工的机会，这些恩惠在白嘉轩是发自内心的，在黑娃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黑娃从骨子里并不排斥读书，他排斥的是被施与的读书机会。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黑娃这个看似粗野的孩子所承受的精神压抑与白孝文等相比更加深重，他的反抗最激烈是因为他所受的压迫最深重。白嘉轩是儒家文化伦理的人格化身，是家族文化的主宰，所以，黑娃对白嘉轩的反抗就体现出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家族统治的特征，换言之，假使白嘉轩转而成为“革命的先驱”，黑娃反对的依然是白嘉轩和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黑娃的反抗是针对白嘉轩个人的，而不是针对家族制度和儒家文化的，这是他与鹿兆鹏和白灵等革命者不同的地方，也是黑娃从农会干部、革命军人变成土匪、再变成国民党县保安团营长的根本原因。他皈依儒家文化、回归宗祠是内心情感和精神的需要，是自发的、由衷的，与白孝文的回乡祭祖从性质上说截然不同。而白孝文是不幸的，因为他聪慧、有思想。他之所以决绝地背弃父亲，最终成为“弑父”者，是他清楚地看到了“父亲”（封建礼教）“吃人”的一面。尽管鹿子霖帮助他并非真心，但他并不恨他，或者说他恨父亲甚于恨鹿子霖。小说曾交代说，鹿子霖相信田小娥并没有向白孝文揭露他，却没说白孝文未察觉真相，白孝文的阴险就在于不相信任何人，他把一切都埋在心里，所以，他是原上最孤独的人。仅是上述这几个人物间复杂的关系与性格的设置、塑造与完成，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没有沉静的心态，单是梳理这些人物复杂的关系就很难，更不要说人物个性的塑造了。一个内心没有痛切体验的人很难描摹出白孝文的内心世界。
&&&&&&&将白孝文与隋抱朴（《古船》）略作比较，即可发现两位作家创造时的心境，白孝文的塑造透露出作者的沧桑感与孤独感，表现出作者风雨之后的沉淀与厚重；隋抱朴的塑造透露出作者的内在激情与理想主义情怀，换言之，隋抱朴身上还有文革人物深深的烙印。《白鹿原》体现出作家的老年心态，即叔本华所说的“一个人终于摆脱了那无时无刻不在侵扰他的动物式的激情”的老年时代。叔本华说：“只有到了老年，一个人年轻时获取的知识才能得以深化；他曾经获得的观念才能被解释得详尽；他以为他早在儿时就已明白的事此时才能被真正理解。”其实作家创作时表现出来的是心理年龄，有些作家即使活到80岁依然有一颗稚嫩的童心，如泰戈尔；有些作家人到中年却表现出暮年的心态。陈忠实创作长篇时尚未到“知天命”的年岁，但心理年龄却具有老年人沉稳的特征。难怪有读者后来写信问《白鹿原》的作者是否还活着，有人说读了小说觉得作者写出这样的作品还不得累得吐血，等等，都从侧面证明了小说所表现出的厚重与苍凉。
陈忠实对长篇创作过程的追忆，回答了上述读者的疑问，指出作家在创作时，既要沉入其中，又要超乎其外，不为小说中的情节与人物左右，而沉静就是一种良好的创作状态与心境。在四年的长篇写作中，沉静成为陈忠实生命的存在状态，他独居原上的祖屋中，摒弃世俗的纷